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在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谈到他的肺结核：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创伤，其象征仅仅是肺部创伤。马克斯……不幸，不幸，这不幸同时只不过是自己的本质，一旦这不幸的结被解开（这事情也许只有女人有耐心做），你我都将崩溃。”
由于咯血而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病，对神经过敏和体质本来就孱弱的卡夫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比任何亲人和朋友或许都更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使他不拿父亲的魁梧和结实来比照自己。从咯血次数的增加和越来越严重，他渐渐意识到这个病将会给他带来诸多的麻烦，甚至是致命的。身体状况的差强人意虽然在年轻时也影响着他，但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这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身体没什么两样，现在却不同了，咯出的鲜血越来越多，咳嗽加剧，肺结核找上门来了，他呼吸的大本营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于是，他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件事。
“我现在对结核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裙边的态度，即抓着不放。如果这种疾病来自母亲那儿，事态将更明确，那么母亲将以她无穷的细腻来进行这种服务，不管是否理解这件事情。”
在对待肺结核的态度上，卡夫卡想到世上关于亲情中最伟大的女人情愫——母亲和母爱。尽管在《致父亲》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不多，对母爱的赞颂和思考也不多，但卡夫卡作为聪明的作家和儿子，并没有因为笔墨的太少而让人忽略他对母亲这个女人的描画或剖析。他懂得女人，于是懂得母亲的感情和生存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肺结核这样足以致命的疾病让他无法招架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就是母亲，也许也只能是母亲，尽管他强调的仅仅的是对待肺结核的态度，但这使他将心态在有意或无意中调整到了童年时代，几乎每一个孩子在遭受疾病、危险、饥饿和疑问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向他的母亲寻求帮助。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卡夫卡内心世界里丰富的女人元素，尤其是在疾病袭来的时候，他需要女人的爱，他选择的第一个能使他获得心灵和精神力量的就是母亲的爱，这似乎是一剂比任何药物都要有效果的良药。
在现实世界里，尤其是家庭生活中，无论家庭中作为中流砥柱的男人如何如何的强大，比如强大到做了国王，成了亿万富翁，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都无法取代女人在家庭成员，尤其是后代心目中的作用和地位。父爱当然不可缺少（否则就会成为第二个卡夫卡），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它维系了一个家族的强盛，父亲也可以说是家族中所有成员的楷模，定海神针，关键时候能拿得出主意，并临危不惧，带领全家人度过危险。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都能找到，但真正具有永久震慑力，或者真正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或真正起到教育意义，或真正能让后代成为身心健康或具有审美风范的有用之人的那个人，还是他们的母亲。一群儿女可以在父亲老掉的部分面前无动于衷，或者在没有父亲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勇气，但只有母亲，她的一根刚刚发白的头发，足以让子女唏嘘和伤感；她的一句话，可以成为暖流，为子女融化心灵的坚冰；她的一个眼神，可以让即将犯罪的子女重新回到良知和爱的世界里；她的两行热泪，可以让多年积怨的大堤顷刻间崩溃；她的毫无怨言的爱，成为子女一生的精神源泉和爱的营养；同时，当上面现象的反面出现在母亲的语言、行为、思想和意识中的时候，对她的子女们来说，依然是致命的。因为母亲，她的血脉和筋骨都跟子女永恒地连在一起，幸福与烦恼、爱与恨、生与死，都有强烈的感应。
卡夫卡也不例外，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这爱除了来自于天性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父亲。既然父亲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一座不可分辩的法庭，一个专制跋扈的暴君，一个过于自以为是的男人，一个尖酸刻薄的长辈，一个一辈子在商业利润中滚打摸爬的资本家……那卡夫卡必然会从他那儿失去很多父爱，那这些失去的爱，必然会使作为儿子的卡夫卡有意无意地要从另一个至亲——母亲——那里获去索取补偿。这是人之常情，但对于卡夫卡来说，似乎更具有意义，因为是补偿，他似乎更加有理由从一个儿子、一个正常的人的角度，名正而言顺地获取这个爱。有无可奈何，也有肆意的索取，最终他在生命的进程中发现，事情并不完全如他主观意愿那样，让他彻底完整地获得母亲的爱，甚至觉得母亲的爱异于常情，总不到位。
那母亲对待卡夫卡又是怎么样的呢？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
卡夫卡如此对母亲赋予自己的感情下了这个结论，是真诚的，情况也是真实的。但他针对的不完全是母亲对他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的父亲一直在他面前喋喋不休地唠叨早年他是如何如何的贫苦，如何如何的过得艰辛，如何如何在很小的时候就闯荡江湖，其意明显是在指责儿子的不作为和纯享受心理：
“你经常指出，我的日子是怎么好得太过分，我受到的待遇是怎么怎么好。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在我过去的处境中给过我什么真正的帮助。”
卡夫卡就是针对父亲的这种责备，迅速将矛盾转向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巧妙地提出，母亲太过于爱儿子，对自己好得无以复加。这句话其实也带着卡夫卡式的自责，自责中也满含着对父亲的反感和怒怨，因为：
“（确实，母亲对我好得无以复加），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同跟你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以上引用见《卡夫卡集》《致父亲》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种不好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父亲——我——母亲，或者父亲——母亲——我三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不合拍的地方？
卡夫卡的母亲说到底，也是一个没有幸福童年的女人。这种不幸自然使她幼小的心灵遭受过沉重的打击，那些创伤即使到了成人时期也无法愈合。但事情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或多面性，这种人生的大不幸，却在另外一个方面锻炼了这个女人，使她在明白了生活艰辛的同时，在现实残酷的实际情形下变得越来越坚韧、能干。在她娘家的日子里，她忍受着作为女人的诸多辛酸和痛苦，全心操持着那个家，尤其是为了她的五个兄弟，她几乎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总的说来，她的辛苦和付出是有结果的，至少那个家不至于全然破裂，虽然洛维家族的神经质和善感特征，一直没有让她摆脱生存的艰辛和对环境的严重焦虑，虽然到了成年也是如此，但作为洛维家族的一个“管家婆”，她是优异的，以至于她的这种心态、精神和爱，直到嫁到卡夫卡家族里来，都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这首先得看赫尔曼·卡夫卡的性情和个人需要与她是否合拍，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和谐的，卡夫卡家的男人和洛维家的女人因为彼此的需要而结合，一生走到了一起，不得不说是一种巧合，一种幸运，但又是命运的安排中的一个必然环节。他们都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都被残酷的现实人生击打过，都对存在的环境感到困惑和不安，都有着对物质世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钱财的某种意会，并且都把家庭这个狭窄又复杂的世界当成了毕生的财富和生活与精神的中心，都能吃苦耐劳，懂得付出，懂得生存法则，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懂得对方的品位、心思和梦，而且彼此欣赏，彼此依靠，从大量的生活材料以及某次女人生病，男人紧张得无以自制，抓住橱边的手都在颤抖一事，就能看出，他们是因为某种物质上的彼此需求，然后才是爱情而走到一起的。他们共同把握着卡夫卡家族的命脉，通力合作。可以说，赫尔曼能成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他的女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不管卡夫卡本人如何看待父母的婚姻关系，也不管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结合，但他们确实是一开始就显示出了比其他家庭婚姻更牢固的关系，即使到了儿子魂归西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依旧保持那么理智、稳妥、无懈可击，即使我们可以说他们冷漠、刻板、顽固、势利，但我们却无法使用虚情假意，假模假式，忘恩负义和没有原则的利用的言辞去概括他们……
在《致菲莉斯·鲍威尔》中，卡夫卡写道：
“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父亲所爱的奴隶，我的父亲是母亲所爱的暴君，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家庭之和睦从来都是无懈可击的。……但由于和睦的存在，这种痛苦亦无法钻入家庭的核心。……家庭的和睦实际上只受到我的干扰，而且随着一年年的流逝越演越烈，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感到自己对父母和所有的人都犯有罪过。”（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上海远东出版社）
在卡夫卡眼里，父母关系是良好的，他们组织的这个家庭，关系是和睦的。确实是这样。在卡夫卡家庭的商业活动里，尤莉，即卡夫卡的母亲充当的都是一个全勤式的“员工”，几乎大部分工作她都乐意参与，而且极为能干，而且也能分担男人的很大部分工作。她无疑成了家里和商场上的卡夫卡家族的管家。同时，一旦丈夫心情不好，她得适时地进行安慰；如果丈夫对外骂骂咧咧，作为妻子的她，仅仅是在一边忙着，只要丈夫不做出出格的事，就平安无事；更重要的是，当父子俩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时候，她总是充当和事老的角色，左右逢源，做和稀泥的泥水匠，因为她懂得丈夫的性情，也知道儿子的心思，她爱丈夫，也爱儿子，这样一来，她总是维护着丈夫，劝导着儿子，看起来非常公正，也维护了家中暴君的地位和面子，自然和让家庭正常运转，显得非常和睦。只是这种好心行为，最终总是让儿子感到很别扭，同时觉得自己失败了，父亲胜利了，母亲的行为仅仅是企图掩盖这些事实，久而久之，就在儿子心中留下了阴影。在闲暇时节的娱乐中，女人也总是满足丈夫的要求，陪丈夫闲聊，或玩纸牌，或在晚饭后陪丈夫散步，有些时候，卡夫卡也同他们在一起，在街上闲逛，转悠，聊天，争辩：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外表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致我（尽管这是违背我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致我高傲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见《卡夫卡集》《致父亲》 第493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