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反政府武装指责政府偏袒民兵组织，纵容他们在达尔富尔地区烧杀抢掠。但苏丹政府对此矢口否认，并认定民兵组织非法。在本月初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访问苏丹后，苏丹政府表示将解除这些民兵组织的武装。
“以强奸为武器”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19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以强奸作为战争的一种武器”，里面披露了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严重性暴力事件。报告列举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包括轮奸、在公开场合强奸、杀死反抗者、诱拐性奴隶以及打断她们的腿防止她们逃跑。
“当我们试图逃跑时，他们就枪杀更多的小孩（相威胁）”，一名说，“他们强奸妇女作乐，我目睹了很多起民兵强奸妇女和女孩的暴行。他们显得很高兴，而且施暴时还唱着歌。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调查人员贝尼迪克特·戈德里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民兵袭击村民，实施强奸，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行。”
囚作性奴
撰写这份报告的调查人员在苏丹邻国乍得的难民营里，搜集了数百名苏丹难民的证词。虽然报告中列举的受害者案例有限；但报告说，性暴力和虐待在达尔富尔地区泛滥成灾。
接受调查的一名妇女遭强奸时还怀有5个月的身孕，她和其他8名女子在7月份的一次战斗中被掳走。
“6天以后，一些女孩被放了。但其他女子继续被关在那里，最小的只有8岁，”这名妇女说，“在这6天里，五、六个男人每晚轮番强奸我们，一个接一个；持续好几个小时。这以后我的丈夫无法原谅我，他把我休了。”
报告还说，当地对抗民兵的反政府武装也有强奸平民的行为，但调查人员收集到的事实不多。
公布这份报告的组织大赦国际呼吁苏丹冲突各方结束争斗，解除民兵的武装，保护好平民，将袭击平民的人绳之以法，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争罪行。[32]
（二）南非每年发生169万起强奸案
[英国《泰晤士报》10月14日报道]题：大量妇女遭强暴的国度（记者乔纳森·克莱顿）尽管这些黑色的自行车看起来又破旧又笨重，罗丝·塔梅仍为它们感到自豪。“这是我们的新型救护车，”她解释说，“我们就是用它们把受害者送到最近的诊所的。”
塔梅本人曾两次遭到轮奸，并因而染上了艾滋病毒。7年前她成立了一个名为“让我们成长起来”的组织，致力于与强奸犯进行斗争，并向遭受强暴的受害者提供帮助。该组织的一些成员睡觉时都把手电筒放在枕头下面，以便在听到可疑声响后随时出门寻找和帮助受害者。由于公立医院和社会公益服务处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人满为患，塔梅的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家庭照顾方面，通常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把患者送到诊所里。
塔梅的工作包括提供建议、帮患者获得药物以及与强暴和性侵犯等暴力活动进行斗争等等。工作使她暴露在危险之中，几乎每天都面临死亡威胁。
南非的反强暴活动家一直指责政府刻意隐瞒强奸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艾滋病感染率攀升与强奸案居高不下之间的关系。在南非所有的犯案纪录中，团伙轮奸案高达75％。塔梅气愤地说：“我和一些男孩子们谈过。有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只是不想自个儿死。”
著名的白人反强暴活动家查伦·史密斯撰文写道，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强奸率。她写道：“南非法律委员会估计，每年发生169万起强奸案，但平均来说仅有5．4万名受害者向警方报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受害者受到非常恶劣的对待。”
她说，如果改善受害者在医疗、警方保护和法律方面的待遇，前来报案的受害者会多得多。这一问题的确令人震惊。尽管政府已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但社会上性暴力事件仍然无处不在，家庭暴力和虐童案例也多得令人咋舌。[33]
（三）中越边境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上升
阿莹，32岁，生于与中国交界的越南北部山区宣光省的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10岁那年，父母离异，阿莹随母改嫁。由于家境贫寒，阿莹上学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很小就担负起抚养3个弟妹的责任。然而，就是这个生活在越南北部一个普通而又清贫家庭的少女被人贩子盯上了。
越南女被贩卖到中国
15岁那年，她被当地的人贩子拐卖到中国，几度嫁人，几度试图逃回越南都未能成功。8年前，在广西凭祥市警方的协助下，饱经磨难的阿莹终于返回了越南。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结束了一段噩梦般的海外漂泊生涯。这位不幸的女子日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拐卖的不幸经历。
她说，当时，她和家人听前来串门的一名同村男子说，中国生活好，工作好找，赚钱容易，念在邻里的分上，他可以设法把阿莹弄出去打工赚大钱。这番话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阿莹全家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带着几件简单的衣物，阿莹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自己的这位老乡走上了出境打工赚大钱的漫长路途。这名老乡把阿莹带出宣光后由另一名男人把她带到了首都河内市，几经倒手后，阿莹跟另外一个越南男人非法越境进入中国，来到了中国边境城市凭祥市，并被卖到了广西柳州地区的一个山区县给人当老婆。
一个月后，越南人贩子又偷偷地把她带到河北省的一个村子，并以3000元价格卖给了当地一个农民做老婆。次年阿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没有感情的生活与思念亲人的迫切心情使阿莹几次试图逃跑，但每次都被抓了回去，被吊到树上毒打。最后，她又被同村的另一名男子骗到北京当坐台小姐。在偷偷攒足了路费之后，她设法逃离了人贩子的控制，南下广西，并在中国警方的帮助下返回了越南。
在讲述这段痛苦的经历时，伤心的泪水不时地从阿莹的脸上掉落。她含着泪说，这段不幸的经历不仅使自己身心受到伤害，也影响了与丈夫的感情。在得知自己在中国做过坐台小姐之后，丈夫对她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经常对她流露厌恶的神情，她对此也深感愧疚，饱受感情的煎熬。生活的压力与感情的沉重负担使丈夫染上了毒瘾并失去了工作，使本来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维持自己这个不幸的家庭，她到处替人打工，赚钱给丈夫买毒品，养家糊口。
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猖獗
与阿莹遭受同样命运的越南妇女儿童还有很多。近10年来，湄公河流域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出于暴利的驱使，犯罪分子在边境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的活动十分猖獗。早些时候，越南刑事警察局副局长阮孟齐对当地媒体称，犯罪分子不仅把当地妇女儿童拐卖到邻国，而且通过与外国人结婚、认养和打工为名被拐卖到欧美和日本等国。阮孟齐称，近年来，利用越南政府有关认领儿童的政策，许多个人和组织内外勾结，把数以百计的儿童拐卖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士、比利时等国。
另据越方公布的对当地16个省市进行的一项调查称，仅2003年，越南就有1700名妇女和儿童被拐卖到外国，其中80％年龄在11到18岁之间，有10人还不足10岁。令人欣慰的是，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继今年4月中旬中越在首次边境地区合作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会议上就防范和打击非法越境、拐卖妇女儿童、贩枪贩毒等影响边境稳定的诸多问题达成一致之后，今年6月3日，中越两国在位于广西东兴和越南芒街之间的北仑大桥上举行了一个特殊的跨国仪式，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反对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中越联手打击跨国拐卖
中国1980年成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条约》和《儿童权利合约》的缔约国，中国制订的多部法律均严禁拐卖妇女和儿童，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决心。中国广西和越南共有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跨国通道不计其数，自1989年双方恢复正常经贸往来后，人员流动开始复杂化，拐卖现象时有发生。共青团东兴市委的邝丽丽女士说：“少数跨国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混迹其中，迫使受害者从事条件恶劣的工作，有的甚至被迫卖淫或失去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中国公安部门多年来打击拐卖人口的成绩受到社会的肯定，但由于中越边境地区的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一些边境地区的妇女也误中了出国做工、交友、结婚等圈套。由于牵涉面多，反对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工作十分复杂。
目前，中越双方经协商决定，共同开展大规模反对跨国拐卖的宣传，对普通人进行预防教育，告诫人们提高警惕，发现问题及时向警方通报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东亚及太平洋区域办主任麦尔康女士对这一活动给予了肯定。日前，记者在东兴采访时看到，写着“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携手面向未来”的标语挂满越南芒街的各主要大街。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心与支持下中越双方联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必将取得成果，犯罪分子必将得到应有的惩处。[34]
（四）乌干达2万儿童遭绑架
据新京报报道，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官员简·埃格兰21日说，乌干达北部的反政府武装活动在当地造成90％的人口流离失所，2万名儿童被绑架，该地区的人道危机是当今世界上最被忽视的危机。埃格兰称当地反政府武装“圣主抵抗军”在过去18个月中的叛乱行动是“道义上的暴行”。
引起安理会重视
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的消息称，21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非洲人道局势举行磋商，15个成员国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乌干达的人道危机予以足够关注。埃格兰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处在鸟干达北部人道危机中的人数不亚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乌干达政府已认识到本国人道危机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积极的举动，包括增派军队维护治安，制定相关法律。埃格兰希望国际社会向乌干迭提供经济、外交和人道等各方面的援助。
160万人沦为难民
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圣主抵抗军”的首领约瑟夫·科尼（JOSEPHKONY）要求成员以圣经中的十诫为行事准则，但实际上，他们驻扎在苏丹南部，经常出没于乌苏边界，进行武装骚扰活动，扰乱北部地区社会治安。在过去18个月中，该组织大约绑架了2万名儿童，这些孩子经过洗脑后被迫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者沦为性奴。另外，在过去两年中，至少有160万人——几乎是乌干达北部的所有人口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住进条件恶劣的难民营。当地的难民数量自2002年以来，翻了两番，超过了邻国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难民总数，但是乌干达北部的人道危机此前一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
被绑架儿童遭到非人待遇
从“圣主抵抗军”中逃脱出来的儿童向人们讲述了骇人听闻的经历。他们被叛匪逼迫绑架和屠杀其他儿童，干出食人饮血这样的非人暴行。
12岁的理查德在叛匪队伍中的工作是搬送偷来的食物。他在讲述中说，当一个与他一起工作的11岁男孩抱怨太累时，叛军让他把食物放下，并把其他孩子召集到他身边。理查德说：“他们开始用锄头砍他的脚，一人砍一只。之后砍掉了他的双手。然后又用剃刀割掉了他的眼皮。叛军还把他双臂反绑，倒挂在一棵树上，最后把他打死了。
18岁的帕梅拉·阿贝尔在今年2月被“圣主抵抗军”绑架，在度过5个月非人的奴隶生活后，她终于在7月份逃了出来。像很多被绑架的年轻女孩一样，她的工作是做饭和拾柴火，同时还沦为叛军指挥官的性奴。[35]
（五）命运悲惨的儿童案例
[西班牙《世界报》5月31日文章]题：7岁的奴隶
尼日利亚：采石场的小奴隶
我们在贝宁南部的一个村庄里见到了阿萨巴，他还不到9岁，他的长满了老茧的小手，在说话的时候使劲地搓着。
阿萨巴的母亲塞莱斯蒂纳在当地的一个教堂里工作。他是父母8个子女中的唯一男孩，他从小就幻想长大以后当个能开摩托车的技师，或者当个画家。
但是在他不到7岁的时候，生活完全改变了。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了他家的草房子里，和他父亲谈过话之后，拿出一台收音机和一点钱。他父亲对他说：“3天以后我们去尼日利亚。”父亲在尼日利亚有一个老婆，他们来到了这个妻子的家里。阿萨巴睡在地上的一张席子上，在后妈家呆了3天。第4天来了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孩子。这个孩子告诉他，他们要去采石场干活。
当天下午，一辆卡车载着一个工头和几个孩子，开到一个树林边上的采石场里。那里什么都没有，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东西：破旧的草席，做饭用的陶锅，一袋玉米面，几把香蕉，两把铁锨，两把镐头，一个筛子。两个大孩子搭了一间茅草屋，几个小一点的孩子贝《去打水和找木柴。阿萨巴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草地上的蛇从他的脑袋边滑过去的声音。
他们每天早上8点开始干活，下午6点收工。他们先用铁锨把泥土挖走，再用镐头将石块砸碎。一开始，阿萨巴只能挖土，因为镐头太沉了，他举不起来。他们每天要装满一辆能装8立方米的卡车。有时候卡车上有装运工，有时候没有，就要由孩子们把石头装上车。第三天，阿萨巴的手就脱皮了。
阿萨巴揉着肚子说：“我们每天吃玉米粉做的食品，有时吃香蕉。如果能捕捉到一个蜥蜴，我们就把它吃掉。我爸爸给我们送饭，但有时4天才送一次。我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连铁锨都拿不动。周末给我们发一点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我的钱都买成肉汤抖了，买回来做汤喝。”
阿萨巴病倒了4次，只有一次被送进医院，因为他不停地拉肚子，拉得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他躺在病床上特别想念母亲、学校和村庄，他想逃出去，但是如果被抓回来就要挨鞭打、关禁闭和不给饭吃，于是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他在那个地方当牛做马地干了两年活，直到有一天警察来到了采石场，他和伙伴们才获救。一个名叫“人类大地”的人权组织向警方揭露，在非洲的这个地区存在着拐卖儿童当童工的现象。
当警察把阿萨巴送回家里的时候，他母亲和祖父高兴极了，特地去买了可口可乐，迎接他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