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据，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
自公元前141年即位始，汉武帝便一直奉行开边、兴利的统治政策，他的帝王威严不可侵犯，满朝文武无人可以违拗其意旨。虽然曾被司马迁称为雄才大略，可是另一面的武帝却又十分执迷于神仙方术。《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就这样明确记载：“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其晚年精神经常恍惚不定，甚至总是认为有人暗中想要用巫蛊加害自己。这就为巫蛊这种事提供了可乘之机。
太子刘据是武帝二十九岁时才得到的第一个儿子，七岁时就被武帝立为太子。《汉书·戾太子传》载：“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可想而知，起初武帝对太子多么疼爱有加，期望又是多么的高，俨然就是在这儿把刘据作为未来继承人培养，希望这位长子能够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人。
年近而立始得长子的武帝兴奋异常，一出生便命人为刘据作《皇太子赋》，等于提前昭告天下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是太子，并将他的母亲卫子夫由夫人立为皇后。因此刘据既是武帝的长子，也是其唯一的嫡子，武帝此举愈发巩固了刘据的地位。元狩元年（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时年七岁。武帝极力培养这个儿子，命天下鸿儒名师为其教授《公羊春秋》、《谷梁》。太子加冠后，武帝为他修建“博望苑”，让儿子在那里跟宾客往来。
汉武帝即位以来一直追求长生，好大喜功，到了晚年更是变本加厉，并任用江充等奸臣。然而太子随着年龄的渐长，却成为了一个性情敦厚、用法宽疏之人。这与武帝严刑峻法、重任酷吏的作风却恰恰相反。对此，以前万事皆能顺心如意的武帝总会有些许不满。武帝与太子据政见不同，对其日益疏离，致使父子间沟通不畅。而此时，武帝已经又有了五位皇子，这也就意味着皇位继承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五子之中的第五位皇子刘弗陵的出生对武帝而言可算是晚年得子，所以他便成为了武帝最疼爱的儿子。加上这位小皇子是怀胎十四个月才降生的，武帝当然知道传说中的帝尧也是怀胎十四个月出生的，弗陵自然而然就被武帝捧在手心了。因为这个好兆头，弗陵生母居住的寝宫还被武帝称为“尧母门”。而且相比太子，弗陵自幼就身体壮实、聪明伶俐，武帝认为只有这个儿子才最像自己。《汉书·外戚传》载：“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至此，武帝与早年相比，已经将所有的父爱都给予了刘弗陵。可是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太子却是个与武帝格格不入的人。于是，这对父子两人在宫闱之内的矛盾便悄然而生了。
元狩元年，年满七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武帝还专门派遣德高望重的太傅辅导他学习《觳梁春秋》、《公羊春秋》。太子加冠成人后，武帝更是为太子修建“博望苑”，让太子在那里跟宾客往来，培养自己的势力，“从其所好”。
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但武帝“嫌其材能少”，认为跟自己不相似。随着卫皇后年老宠衰以及太子据的长大，武帝对卫皇后和太子的关爱减少，令太子“常有不自安之意”。武帝察觉此事，曾对太子之舅、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太子经常劝谏武帝减少跟外族的战事，武帝却说这样做是为了太子将来可以安享太平。
太子宽厚，虽然得到民心支持，但是也令一些主张严刑峻法的官员不满。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而且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因此父子二人长久不得沟通，众多小人趁虚而入，竞相诬陷太子。
武帝后来与儿子们逐渐疏远，连皇后也难得见到他。一次，太子进宫谒见皇后，太阳都转过去半天了，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抓住机会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皇后卫子夫得知此事，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明皇上杀死苏文等人。太子说：“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忧虑。）”还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黯然。及至太子晋见，汉武帝观其神色，见他脸上有泪痕，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所以尽管已有很长时间不再得宠，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每次出外巡游，武帝经常将留下的事交付给太子，宫中事务交付给皇后。如果有所裁决，待汉武帝回来后就将其中最重要的向他报告，汉武帝也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不过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江充与苏文等人的不懈努力寻找甚至不惜散布谣言的情况下，外加武帝晚年愈发残酷多疑，最终发生了征和二年父子相残的悲剧。
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
武帝晚年，赵国人江充受武帝重用，且与太子及卫氏一族素不和。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病重，有不久于世之象，江充、苏文等人更加惧怕将来太子继位后会诛杀他。便想到利用“巫蛊之术”去制造阴谋。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使长安城的数万人死于非命。而武帝去了别处休养，如往常般将政事托付与太子，后宫事托付皇后，却并不召见太子与皇后所派的慰问使者。
随后，江充来到皇后宫搜查，将皇后寝殿弄得连放床之处也没有；接着江充去太子宫掘蛊，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并栽赃太子咒诅君父。太子信任父亲，并不认为父亲会怀疑自己有弑父之心，本欲亲往武帝处禀明冤情，然而见江充等来势汹汹，因此召问少傅石德，石德认为皇帝在甘泉养病，甚至不见太子与皇后所派慰问使者，有可能不在人世，江充等人是在仿照赵高与李斯冤杀秦皇太子扶苏的故事。为了自保，石德建议太子越权行事，拘捕江充等人及追查他们的阴谋。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皇后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曰：“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臣认为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我心中实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宽心怀，平心静气，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我以对陛下的一片忠心，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待罪于建章宫外。）武帝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太子逃到湖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为刘据派人找他而被人发现，官吏围捕太子，太子因拒绝被捕而自杀，户主亦被杀。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对巫蛊之事有所察觉，却难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为，看守高帝庙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时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大悟，于是借机下台，将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为“子弄父兵”，同时召见田千秋，并颇有深意地说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并因此在一年间将田千秋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丞相。随后。武帝愤而族灭江充及刘屈氂家族，焚苏文于横桥上，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为北地太守，后也遭满门抄斩。
太子刘据在长安城中一败涂地，幸亏司直田仁手下留情放他出城，他才捡回一条性命。太子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从覆盎门狼狈逃去，他们荒不择路，只好一直往东逃去。
这时的汉武帝怒火冲天，他的狂怒使他接近于丧失理性。大批和太子有牵连的人倒在了屠刀之下。诸大臣也是惊忧交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群臣不敢进谏，惟独壶关三老令狐茂给汉武帝上书，替太子刘据分辩，群臣们都为他担心。
令狐茂给汉武帝的上书是这样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