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朝建制，伊犁驻有重要的军事长官伊犁将军，治所设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南）。伊犁将军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系乾隆二十七年所设，曾为清政府在新疆设置的最高官员，负有统辖新疆南北两路军政事务的重责。1884年新疆建省后，伊犁将军主要负责北疆军事防务，职责仍然重大，地位与督抚等同。另又设伊犁府管理民政，辖惠远、绥定、宁远、霍尔果斯、芦草沟五县，治所在绥定城（今霍城县驻地水定镇）。
在清末新政的喧嚣中，1905年7月，清政府再次任命长庚为伊犁将军（长庚1890—1901年曾任此职，后任兵部尚书），并授予他“节制陕甘新文武官员伊犁等处”的事权。长庚到任后，标榜“办新政，练新军”，在兴办工厂、学校的同时，着力组建了伊犁新军。组建伊犁新军一举得到了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人的支持。1907年，长庚派员从北洋陆军、南洋湖北新军中挑选了近700名官兵，作为伊犁新军的基础。湖北新军陆军第八镇副官长兼第四十一标二营管带、通判杨缵绪被任命为统带（即标统），率领在湖北挑选和招募的士兵于1908年初前往伊犁。当年7月到达。又在甘肃、新疆招募新兵，同时从伊犁的满、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及汉军营中挑选人员，凑成一协。1909年（宣统元年）2月正式成军，暂名“伊犁混成协”，以伊犁军标协中军副将陈甲福为署协统（代理旅长），杨缵绪为步兵标统。伊犁虽然远处边陲，但清王朝的统治机构在这里却有效地行使着镇压人民的权威。邓宝珊后来回忆说：“不论将军、总镇、知府、道台，乃至旗兵、绿营，都是横征暴敛，蹂躏地方，为当地各族人民所痛恨。”这就造成了发生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士兵中，反清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哥老会和同盟会都暗中联络人员，积极活动，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发动武装斗争。
伊犁同盟会的主要人物是在杨缵绪的掩护下来到新疆的一些两湖革命志士。杨缵绪，字述周，武昌人。早年毕业于湖北将弁学堂，后留学日本户山陆军大学，归国后历任湖北各军营操教习，暗中赞助革命。1907年1月，日知会在武汉为清政府侦破，刘静庵等九人被捕，冯特民等12人被通缉，一时之间，“侦骑四出，风声鹤唳”。冯特民以在武汉不能存身，遂与冯大树“结合同志李辅黄、郝可权、李克果、方孝慈，随同电调赴伊犁之标统杨缵绪出关，以图大事”。加入同盟会的日知会成员在革命遭受挫折时，一方面再谋在武汉恢复活动（次年以军队同盟会名义重建组织），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这种精神结出的硕果；一方面不避艰险，奔赴西北边疆，建立新的革命基地，表现了他们卓越的胆识，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最大成就。
冯特民（1883—1913），名冯一，原名冯超，字远村，到伊犁后更名冯特民，此后即以此名行世。湖北武昌人。他是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最早成员，从事宣传和军事工作，多所贡献。曾主办《楚报》抨击时政，颇遭鄂督张之洞嫉恨。1906年，冯特民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国，被指定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主盟人。不久，他派吴昆到香港向黄兴汇报湖北起义的准备情况，继后接待孙中山所遣来鄂为军事行动作准备进行考察的人员。年底，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参与其事的武昌革命党人处境艰难。冯特民虽身处险境，仍大力奔走营救同志。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随杨缵绪部西行。
在伊犁，冯特民的公开职务是杨缵绪部书记官。他与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等秘密串联各族各界革命志士，倡导革命。他们创设伊犁同盟会机关（又称“新伊日知会”），建立了中国同盟会西部分会，冯特民被推为主盟人。在革命宣传方面，冯特民等除秘密传播“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外，还创办了公开的《伊犁白话报》，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时政，痛斥民族歧视，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借以激发人们的变革思想。内容和文字新颖的《伊犁白话报》，得到了各族爱国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伊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有哈萨克、维吾尔、汉、回、锡伯、柯尔克孜、俄罗斯等13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同盟会“鼓吹地方文明，开导边民智识，联络上下声气，化除种族界限”的宣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增添了光彩。在发展革命组织方面，伊犁同盟会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同时争取一些有反清意识的官吏。经过努力，“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伊犁反清斗争的一支主力军。”伊犁知府贺家栋、伊犁将军署文案黄心斋，管库兼参谋调查股提调黄立中等也加入了同盟会。
正是在具有特殊意义的辛亥革命伊犁起义的过程中，卓越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冯特民把邓宝珊引上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的道路。
冯特民注意到伊犁新军中隶籍甘肃、陕西的士兵不少，便积极在其中发展革命力量。有新军书记官金伯韬（甘肃通渭人）、张愚生（陕西人），先后加入同盟会，经他们介绍，邓宝珊认识了冯特民。冯特民向邓宝珊灌输民主主义思想，邓宝珊结合自己在甘肃、新疆目睹的社会腐败现象和民族压迫状况，认为孙中山的主张是救国救民之道，从此倾心革命。通过阅读《伊犁白话报》，他大量接受了近代民主观念，了解了国内外大势。他特别喜欢该报的演说（社论）、爱国活历史、杂俎和闲评等栏目。在南方籍士兵中，他还听到了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传说，了解到孙中山早在十多年前就怀着反清之志串联革命同志，因而被清政府悬赏通缉。他钦佩为革命毁家纾难或壮烈牺牲的志士。在遥远偏僻的边疆一隅，这位青年爱国者的思想在急剧地升华，追踪上了进步的时代潮流。1910年7月间，冯特民吸收邓宝珊加入了同盟会。他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年十五，但已有富国强兵的爱国思想，对于清政府的残暴腐败感到不满，而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的累次起义，则敬佩无已，心向往之。”
清末新军士兵，由于选募时强调“勿许滥保游民溃勇”，入选的主要是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但尚有家室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贫民，还有一些淳朴老实的青年。邓宝珊的家庭出身使他和周围的伙伴在感情上十分融洽。加入同盟会后，邓宝珊以他爱交朋友、乐于助人、待人忠厚的优点，在新军士兵中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他为大家读报，代写家信，与他们一起讨论时事，揭露社会黑暗，抒发离乡之愁，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激励大家的爱国觉悟。他还和其他革命党人一起，暗中联络哥老会，团结那些倾向革命的人，新军排长彭开远等，在邓宝珊影响下积极支持革命活动。
1909年夏，长庚调任陕甘总督，新任伊犁将军为广福。广福是蒙古贵族，军伍出身，目不识丁。他虽是个平庸官僚，但因为久居营伍，懂得如何笼络士兵，善于羁縻部下。据说，他常常端着旱烟袋，在惠远街头走来走去，脸上笑呵呵的，博得了个“和善将军”的称号。广福的这些表现，对在伊犁活动的革命党人来说，正如邓宝珊所指出的，既有害，又有利。害处是广福采取怀柔政策，对新军士兵中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有一定消弭作用；好处是伊犁新军一度管束不严，革命党人得以在其中展开积极的活动。由于全国革命风潮日益高涨，新军成员大多数人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残酷剥削有切肤之痛，广福的羁縻之法收获不大，伊犁革命武装起义的条件在不断成熟着。
革命军中的勇敢战士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震撼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好像一个堆满爆炸物的炸药库，只要有引爆的火种，皇帝的龙椅就会被炸得粉碎。同年9月7日的“成都血案”是引燃导火索的重大事件。半个月后，王天杰、吴永珊（玉章）领导了著名的四川“荣县独立”。接着，黄鹤楼下升起了胜利的旗帜。“东南革命军起，各省独立之檄，喧传道路”，“西安难作”，甘肃鼎沸。鼓舞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新疆，引起了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为中心的革命武装起义。
首先爆发的是刘先俊领导的迪化起义。1911年12月28日，湖南革命志士刘先俊联系省会各界革命力量和哥老会会众，组成队伍攻打新疆巡抚衙署东营，因准备仓促，顷遭失败。起义仅仅坚持了两天就被巡抚袁大化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继之而起，取得推翻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胜利的是伊犁起义。
武昌首义成功后，东南革命党人切盼边疆地区有所响应，以加快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彻底推翻清朝政权。当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新疆巡抚袁大化和新任伊犁将军志锐等，阴谋策划宣统皇帝溥仪或大阿哥西迁的消息传出后，上海都督陈其美即经两地俄国领事馆转给冯特民一份密电，相约伊犁方面迅速起义，以粉碎长庚等迎銮西北、偏安割据的诡计。冯特民分析伊犁当时形势，认为广福在士兵中尚有一定号召作用，若准备不足而轻易起义，有前功尽弃之虞，所以未立即行动。
就在迫切需要把革命推向最高潮的时候，清政府谕令与广福对调的志锐于11月15日来到伊犁。志锐的到来，为伊犁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时机。志锐系清室重臣，是光绪瑾、珍二妃的堂兄，向以皇亲国舅自居，骄横顽固，无人与比。他又有进士功名，更以文才自负。履任伊犁前，志锐有诗云：“荷戈且刈天山禾，暂吃腥膻啖胡饼”，“我虽病鹤其褵袱，骨健神清犹耐冷”。足见其效命清室之志。
志锐轻视广福，以交接手续不清为借口，不准广福赴任杭州将军新职（志锐原任此职）。他的爪牙依仗权势，残害百姓，搞得怨声载道。革命党人乘机加紧活动，设法打入新军模范营，并利用游勇，给其以优厚待遇，让他们四出宣传，动摇清军各营军心。狡狯的志锐因各省新军多为革命起义的渊薮，在赴任途中已请准清政府“整顿”伊犁新军。到任后，即以协标营与武备学堂学生发生斗殴为由，令新军每人只留五发子弹，其余全部收回入库，以防起事。同时撤销武备学堂。继以避免是非为词，饬令解散伊犁混成协，准备遣回关内，以绝后患。志锐另外编练队伍，以满营旗兵为骨干，作为清王室维持伊犁残局的依靠。
志锐未到前的1911年10月，杨缵绪由广福推荐任伊犁混成协署协统。他对志锐的做法佯示接受，只请将军署发给路费、制定遣散办法，并要求迅速办理交代手续。实际上革命党人的起义部署正在加紧进行。
志锐宣布解散新军，本已激成众怒，又迟迟不发遣返路费，还下令要已被决定遣返牧场的士兵交出皮衣皮裤。这样，新军官兵不满情绪达于顶点。加入同盟会者一致认为时机已迫，不可再事蹉跎，贻误大局。公推冯特民、李辅黄等领导起义，并由李辅黄联络军界，李梦彪联络商界，马凌霄联络回族，谭玉书联络哥老会，立即举事。起义后兵分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清王朝在伊犁的残存势力的统治。1912年1月7日（辛亥十一月十九日）晚8时，伊犁起义正式发动。邓宝珊跟随李辅黄参加攻打惠远东门的战斗。此路战斗关系城内敌我力量的变化，是影响全局成败的关键。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他手提马枪一支，内装仅有的五发子弹，奋勇冲杀，毫无怯色。满营望风披靡，大败而退，起义军迅速占领东门。东门既下，城外起义部队和参加起义的各族群众陆续进城。时冯特民已率队占领南库，南库负责人黄立中做内应，巧妙地弄到了军械库的钥匙。起义军打开南库之门，把弹药武器发给了纷纷而来的反正士兵和群众。与此同时，将军署也被攻下，起义军声威大振。志锐在自觉危急时逾墙而逃，匿藏在老满营右翼协领衙署的夹墙内。第二天被捕获后处死。志锐来伊犁前所做诗中曾有“明年报效早自誓，不愿人看项生瘿”之句，对他来说真是不幸而言中，完成了他“不作生入玉门想”的宿愿。
当时，只有北库因驻防满营凭栅死守，一时难以攻下。革命党人利用广福与志锐的矛盾，说服广福出面劝降。广福见大势难挽，大骂“志锐混蛋，搞坏大局”，遂令满营停战，听候调遣。1月8日凌晨7时，战斗结束。三十多名起义战士为这次战斗的胜利长眠于天山脚下。
当天上午9时，伊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一一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广福虽然被推为都督，但革命派掌握了全部实权，杨缵绪出任总司令部部长，冯特民任外交部长，李辅黄为前敌总指挥，郝可权任军务部长，参谋部、财政部由贺家栋任部长。
当邓宝珊及革命伙伴们为起义的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更严峻的考验来临了。伊犁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新疆问题的彻底解决。省会迪化方面，袁大化在接到伊犁方面敦促其反正的电报后，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要求革命政权自行取消，声言否则他将以武力相加。袁又立即布置了对伊犁方面的进剿。1912年2月初，新疆陆军第三十五协署协统王佩兰挥师西来。王部除本身的马、步、炮五营军队参战外，并有蒙古郡王诺贝勒及察哈尔两翼总管训练的马队一起进剿。新伊大都督府志在光复整个新疆，同时深知如果困守伊犁一隅，势必形成被动局面，丧失革命成果。在袁大化发兵时，伊犁革命政权也派李辅黄为东进支队队长，率队东向。革命军的计划是一举击溃敌军，乘胜前进，攻取迪化过春节（是年春节在2月18日）。
革命军声势夺人，士气高昂，很快挺进到达五台。五台守军多为湖北人，与杨缵绪等相识，经号召大部分人倒戈。东进支队乘势进占大河沿、精河两地，清军标统张承绪败退四棵树。革命军继下四棵树，张承绪逃归后被王佩兰斩于阵前，以挽清军颓势。虽然革命军进军不像预定的那样神速，但还是顺利的。
然而，意外的事变发生了。2月20日这一天，东进支队骑兵团团长钱广汉和另一军官蔡乐善等率三营骑兵叛变投敌，杀害前卫营营长。李辅黄为扭转局面，重振军心，指挥部队继续前进，却被王佩兰、钱广汉诱围在固尔图，伤亡甚众。清军夺回了革命军血战攻取的沙泉子，伊犁形势骤然紧张。在危急的情况下，新伊大都督府派队伍增援东进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