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邓宝珊率军经沧州直趋天津。这次行动的意图是配合张之江率领的国民一军部队攻打李景林，占领天津，执行援郭倒张之计划。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北路总指挥，郑金声副之；邓宝珊为南路总指挥，徐永昌副之。全线前敌总指挥为张之江，副总指挥邓宝珊。国民军此战中的战略部署是：“（国民一军）分兵两路，包围直隶（天津）。一路由廊坊、落垡，沿张庄出杨村，直扑北仓；一路经三河、玉田，绕出唐山，袭击李军后路……二军邓宝珊、樊钟秀等部率兵十万，沿津保线东逼，向东南进展，一面直捣天津，一面与曹州李纪才部相呼应，牵制鲁（张宗昌）、直（李景林）两军联系。”
天津之战12月8日开始，24日结束，以奉军李景林的失败而告终。战事之初，李景林的六七万人马，以三分之一分配于良王庄、静海、马厂之间，防御国民二、三军；以五分之二，布置于北仓、汉沟镇、韩家墅、军粮城、杨柳青、王庆坨等地，以防御国民一军。余为总预备队。11日，邓宝珊在南路率部力战攻克马厂。14日，占流河。这两次战役后，邓均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开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两次通电，都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发出的，其中12月13日的通电据说是由李大钊起草后，由李锡九带赴石家庄、开封等地，争取国民二、三军其他将领签名的。现录第一电全文如下：
全国父老昆弟姊妹及军界同胞均鉴：
民众病军阀之祸国久矣！去年本军班师，其目的即在根本消灭军阀乱国之大患，首以武力归之国民，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不料反动军阀张作霖与其党羽李景林、张宗昌等乘机而起，伸张其一系势力，由北而南，淫威所届，凡反抗帝国主义之民众，非惨罹屠杀，即横遭禁锢；所有士农工商各团体，非封即禁，无一幸免。以致民众愤怒之所郁结，遂爆发而为反奉战争。宝珊等誓与民众效命，扫荡残贼。今者奉命北向，直捣津鲁，驱彼凶顽，救民水火。兹特郑重宣言：此战之目的，不仅在颠覆张作霖等个人之势位，而在廓清军阀专政之恶习。盖军阀存在一日，即无平民政治之可言，而欲根本铲除，尤必须拥有武力者，以政权交还于民众，一任民众自由行使。否则，一军阀仆，一军阀来，一年一战之结果，不过以人民之痛苦流离，兵士之断头流血，反复争演争权自杀之惨剧而已，非本军为自由而战之意义也。现在全国人民之希望与要求，在依政治革命以结束反复回演之战祸。其实现政治革命之程序，在依民众本身之势力建立一临时革命之政治组织，解放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宁，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宝珊等认此主张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决以武力拥护之。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天日可移，此志不渝。倚马陈辞，伫候明教。
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电中指出：“至于国民会议之组织及召集各方式，宜以中山先生之民众宣言为根据，段氏之钦定条例，与各省区长官委派代表方法，应一并取消，庶足以表示大公，而得其真正民意之所在。”这时距孙中山上年11月10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主张，在《北上宣言》中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已一年多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会议运动，也已进入尾声。两电发出，颇惊动新闻界，报纸“号外”称：中国北方军人将领联合起义，响应南方出师北伐。被视为国民军历史上“最关重要之言论”。但是，由于国民军各部缺乏实际行动，“致当时民众团体，响应者寡，而广州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亦无回声”。邓宝珊接受李大钊建议为使国民军重整旗鼓、及早汇入大革命潮流的努力失败了。
邓宝珊在南线的胜利，支持了国民一军在北线王庆坨、杨村等处的作战。张之江军经几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占两地。后宋哲元部加入战斗，在天津之北攻打李景林右翼。鹿钟麟、李鸣钟由杨村向汉沟镇前进，步步进逼，到达了距天津城15里处。12月21日，国民军前方将领召开会议，布置作战。次日上午8时，孙连仲部进迫韩家墅、杨柳青，奉军两师一团迎战。双方炮战十多个小时，孙连仲亲自率队伍冲锋十几次，均未攻克。午后，邓宝珊指挥二军七师及史宗法旅、高桂滋团，并国民军三军一部由南路夹攻杨柳青，打退敌军朱同勋师。午后3时，敌军败逃入天津。国民三军徐永昌师也在独流镇、静海间打退了李景林所属的荣臻部。国民军一军唐之道师，连克塘沽、军粮城。国民军各军合围天津，李景林不得不亲自督战。23日，李微服至穆家庄视察，见士兵已自行向西车站撤退，知大势已去，急忙赶回城内。下午2时，国民军占穆家庄，前锋抵西车站，李逃入英租界。24日，国民军各部会师天津。李景林乘日舰遁往青岛，依附张宗昌去了。
这次战役十分激烈，邓宝珊本人亦负轻伤。还有一件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事，也发生在这次战役中。邓部攻击马厂，接连几天未能攻下，一天晚上，邓与苏联顾问亲自到前线侦察情况，在西边看到一条河，河水宽缓而不深，决定在这里渡河攻击，但时近隆冬，士兵若趟水而过，过河后鞋裤被冻，不仅影响战斗，而且有致病之虞。对此大家均无以为计，邓宝珊环顾左右，命令部队将附近塍地边的高粱秆子捆扎成四方形的捆子，连夜浇水，由于天寒，一夜之间都成了大冰块，第二天攻击前置于河中，士兵踩着过了河，一举击溃了敌军。事后，苏联顾问对他有此奇想赞叹不止。
攻占天津后，北京不得不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邓宝珊为帮办。然而由于郭松龄倒戈失败被杀害，奉军又从北面加强了对国民军的压力。李景林残部配合张宗昌汹汹北上。邓宝珊部时驻泊头镇一带，因二军主力在河南处境困难，奉岳维峻之命返回河南。邓部离开后，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
中原失利辗转归陕
河南省是“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敏感地区，政治上的抉择十分重要。岳维峻主持国民二军，固执己见，举措失当，拒绝李大钊、王若飞等的建议和劝告，盲目扩大，“花打四门”，造成了国民二军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在邓宝珊领军北上的同时，国民二军参加了豫鲁战争，与张宗昌在徐州、曲阜、兖州一带大战，继与吴佩孚在豫南大战。西面则令樊钟秀的建国豫军攻打山西。1926年1月，活动在豫、陕边界的刘镇华镇嵩军残部两万余人北上，乘虚进攻洛阳、陕州。此后，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二军逐渐放弃开封、郑州。
同一时期，国民一军在河北也节节失利，渐次放弃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为了缓和局势，以退为进，冯玉祥通电下野，决定赴苏考察。
邓宝珊部队于1926年初回到河南后，在南线作战，数战损失不小，最后于2月下旬在驻马店一役中与二军主力一起遭到大败，不得不北撤西退。二军在撤退中日益溃散。当河南大部分地区失去后，国民二军将领在郑州开会，议决今后行动。在这次会议上，“李培蒉等主张全体退直，与保定（国民）一军石友三部，及四军魏益三部相联，徐图反攻。而李云龙以己为陕西督办（继孙岳之后），拟仍归陕，维持地位。意见不一。适邓瑜未至，群待邓至一决”。3月2日，邓宝珊来到，表示愿意随岳维峻行动。但这时岳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接着，直系田维勤部攻入郑州，岳维峻、邓宝珊、李云龙等率国民二军大部分西退洛阳，仅李培蒉、史宗法等部退往河北。岳、邓、李在洛阳不支，又退往陕州，时镇嵩军紫云升部抢占了潼关。双方在函谷关一带展开大战，国民二军后方又遭直系寇英杰追击。豫西红枪会、民团纷纷出击国民军。结果，激战五昼夜后，国民二军溃不成军，八万人马损失殆尽。岳维峻逃山西，被阎锡山拘于太原；李云龙化装为赶车夫逃回陕西收集残部；邓宝珊失去部队后，藏匿于一百姓家，后渡河到山西。
阎锡山对邓宝珊采取了与岳维峻不同的态度，迎邓人太原，多方笼络，想让这位久闻其名的陕军人物为自己效力。邓宝珊了解阎锡山系一野心军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其处世“名言”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乃借口事败灰心，系念家事，离开晋阎，回到了陕西。
国民军遭到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支持的直、奉军阀又一次勾结起来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来临使他们感到恐惧，采取了重新联合稳定北方的策略。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国民军的主要领导人冯玉祥、孙岳、岳维峻不能明确地倾向人民革命力量，对帮助他们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采取了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以示他们并没有被“赤化”，企图以此减轻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压力。冯玉祥在1925年7月就发出要所属部队防范“赤化”的通令。孙岳竟不敢赴苏联顾问邀请的宴会。岳维峻转而镇压工会活动，出示布告禁止“赤化”宣传，“并悬赏稽查共产党机关”。对此，在国民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也颇多批评。国民军领导人的游移态度使他们和奉、直军阀的斗争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武装集团争夺地盘斗争的色彩，丧失了国民军初期军事斗争的进步意义。
就国民二军的情况而言，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岳维峻在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内部团结上的裂痕，以及军纪的松弛，也是在河南大败的直接原因。
邓宝珊是国民二军中富有爱国思想和追求进步的将领。但当时他的认识未能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水平，因此在具体环境的限制下，行动上不得不跟着岳维峻走。当时在国民二军第七师工作的苏联顾问后来就此批评说，像邓宝珊这样一位国民军中的“左派”尚且如此，国民二军的失败又如何能够避免呢？邓宝珊这一时期的表现反映了北伐战争前北方进步军人的共性：由于主观认识和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的限制，他们未能直接置身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中，他们的进步倾向一度曾经是不鲜明的。
三 一九二七年前后的历史活动
参加西安解围和策应北伐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给遭到重大挫折的国民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冯玉祥一度采取了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使这一武装走上了它最光彩的一个时期。
1926年5月，于右任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在翻译马文彦的陪同下，到莫斯科去见冯玉祥，催说冯回国率领国民军在北方响应广州革命政府北伐，参与首次国共合作。6月，冯玉祥的全权代表李鸣钟、刘骥到广州接洽冯玉祥加入中国国民党事宜。最后，由胡汉民介绍，冯入了国民党。7月1日，北伐正式开始。8月17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9月10日，冯玉祥和应邀到国民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一行自库伦向五原行进，15日到达五原（今内蒙五原县）。16日，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等在五原召开会议，于右任提议组织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被推为总司令。9月17日，五原城郊大教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整齐的队伍肃立着，一扫几个月来的疲惫沮丧之态。在群情激昂中，冯玉祥宣誓就职，并宣布全体国民军加入国民党。于右任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军联军授旗并监誓。当时驻在五原的国民军有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等部队。国民二军将领除弓富魁外，大多数在陕西，由邓宝珊领衔和李云龙、田玉洁、史宗法、李培蒉、卫定一，以及国民三军的杨虎城（孙岳督陕时加入）等通电拥护冯玉祥组建国民联军响应北伐。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完全采纳了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十六字进军方略，挥师南下，经过宁夏和甘肃平凉地区，向西安进军。
“西安被围”的形势是投靠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刘镇华率其镇嵩军二次入陕后造成的。国民二军李云龙部和国民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从该年4月起被围困于西安，已逾半年。只能通过秘密交通人员和城外的邓宝珊等取得联系。城内军民饥饿疲惫不堪，时有死亡发生。时人记载道：“刘镇华自阴历三月初五围攻西安后，城内交通即行断绝，粮食告罄，全城数十万人民初食麸糠，继以油渣，终至树皮草根亦搜食殆尽。至10月时，大米每斗须售至135元，每元仅可购米3两半，饿殍载道，日以千百计，人民盼已无生望，至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围始得解。”可见城内形势之紧迫。
邓宝珊回陕后，西安已经被围，乃往当时驻扎在乾县的原国民二军丑秀山处。一些旧部陆续归来，又从甘肃招来一个营，还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国民军联军南下的消息使邓宝珊及其部队情绪十分振奋，积极准备迎接。10月中旬，国民军联军援陕前锋部队到达陕西，邓宝珊及其部队立即投入了参加西安解围战斗的准备。
这时，邓宝珊曾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部从骨干进行革命教育。邓小平是应冯玉祥要求离开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工作的二十多位共产党员之一，归途中和李连成（李德全之弟）等三人打前站，参加五原誓师后随大军来陕。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说：“回到内蒙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邓小平在乾县军官教导队介绍该队队长黄展云入党。黄当时是邓宝珊部的一名团长。
援陕部队到达乾州时，召开了研究解围之战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于右任、孙良诚、吉鸿昌、邓宝珊，以及苏联顾问赛福林，翻译是马文彦。会上邓宝珊提出欲攻咸阳守敌须从兴平迂回作战的方案，赛福林非常赞成这一意见，其他人也无异议，于是作为会议的决定执行。会议上不少人提出由邓宝珊担任国民军二、三军的作战总指挥，邓考虑破围之战主要依赖国民一军力量作战，主张仍由联军援陕总指挥孙良诚统一指挥，他说：“我就当个代表吧！代表二、三军迎接援陕大军。”后冯玉祥电令孙良诚兼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前敌副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