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因素，说明意识为什么会越变越复杂。从生物物种的角度来看，中枢神经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因素。当心灵不再完全受直觉和反射作用限制，就有了选择。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信仰体系、科技的发展，是心灵内涵日趋独特化的另一个因素。社会组织从一盘散沙的渔猎部落转为拥挤的大都市，角色独特化造成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自相矛盾。所有人都以打猎维生，有相同的技巧和利害考量的时代已成过去。农夫、磨坊工人、教士、士兵，对世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没有绝对正确的行为法则，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技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年龄渐长，接触到互相矛盾的目标越多，不能协调的行动机会也越多。小孩儿面对的选择寥寥无几，冲突也小，但它们会一年年增加。童年时心流自然涌现的那颗清明的心，会随着纷纭杂沓的价值观、信念、选择及行为模式，逐渐变得黯淡模糊。
很少人会坚持，简单的意识比复杂的意识好，虽然前者比较和谐。我们可能会羡慕狮子休息时的平静、部落成员面对自己命运时的坦然，以及孩子对此时此刻的专注，但这些模式都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困境。建立在天真无邪基础上的秩序，对我们已是遥不可及。一旦摘下知识树上的果实，重返伊甸园的路就永远被封闭了。
一贯的人生主题
除了一味被动地服从生物本能或社会规范所提供的统一目标，我们也可以根据理性与自由选择，创造和谐。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在内的哲学家，都肯定现代人的这项任务，并称之为“人生计划”，意为由目标指引，塑造个人的一生，并赋予生命意义的所有行动。心理学家则称之为“特有奋斗”或“人生主题”。这些观念都指涉一系列跟一个终极目标有关的目标，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因终极目标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人生主题就像游戏规则，参加者一定要按照规则行动才能体验到心流，这可视为生命乐趣的泉源。有了人生主题，所有事情都会有意义—不尽然是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想在30岁以前赚到100万，所有的事情不是使他更接近目标，就是更远离目标。清楚的回馈帮助他一直投入行动之中。即使损失所有的钱，他的思想与行动仍然与终极目标密切结合，仍然觉得所有的体验都有价值。同样，一个决心穷毕生之力找出治愈癌症方法的人，通常也一直知道自己是否距离目标更近—在这两种情形下，该怎么做很清楚，当事人的任何抉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撰写人生的脚本
精神能量与人生主题结合时，意识就能达到和谐。但并非所有的人生主题都具有建设性。存在主义哲学家把人生计划分为真、伪两种。真人生计划乃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选择的自由后，根据经验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所选择的主题。只要选择足以代表这个人真正的感觉与信念，他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伪人生计划指的是一个人因为觉得什么事都该做，什么事别人都在做，所以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也只好这么做。真人生计划有自发的动机，因自身的价值而被拣选；伪人生计划则必须靠外来的力量推动。人生主题也有类似的区分：“发现性”人生主题是一个人基于个人经验和选择的自觉，自行撰写行动的脚本；“接受性”人生主题则是按照别人写就的脚本，扮演分配在自己头上的角色，照本宣科。
这两种人生主题都有助于赋予生命意义，但两者也都有缺点。接受性人生主题在健全的社会体系下，能运作得很妥善，但社会体系一出问题，个人就很可能陷入变态的目标，不能自拔。把数十万人送入煤气室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把官僚体制奉为至高无上。他在处理复杂的火车行程表，尽可能调配数量不足的车厢以满足需求，用最低的成本转运尸首时，说不定也沉浸在强烈的心流之中。他似乎从来不问交代下来的任务是对是错，只要奉命行事，就能保持意识的和谐。对他而言，人生的意义就是隶属于一个强大而有组织的制度，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在太平盛世，艾希曼这种人或许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广受敬重。但他的人生主题太脆弱，一旦狂妄自大、心智失常的人控制社会，问题就暴露无遗；正直的公民不需要调整目标，就能摇身一变为得力的帮凶，浑然不觉自己的行动违反人性。
“发现性”人生主题的弱点属于另一类型：因为它是个人自行界定人生方向，奋斗之下的产物，所以往往缺乏社会的认可，它的创新和与众不同常被世俗视为疯狂或具有破坏性。若干有力的人生主题其实是基于古人所设定的目标，只不过由现代人重新发现罢了。已故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早年的行径跟其他贫民窟出身的青年无异，视打架与吸毒为家常便饭。但他在狱中经过阅读和思考，发现了一套不同的目标，重新寻回了尊严和自尊。虽然这份认同感是由过去的智能堆砌而成，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崭新的发现。他从此摒弃贩毒和拉皮条的旧业，为不计其数的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社会边缘人，创造更复杂的目标，帮助他们建立人生的秩序。
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一位参加我们研究的受访者E提供了另一个从古人的目标中发掘人生主题的范例。E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只认得几个英文，勉强能读、能写。快节奏的纽约生活令他们胆怯，但他们崇拜美国和一切代表这个国家的权威。E在7岁的时候，父母花了一笔积蓄，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没几天，他在附近骑车时，被一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汽车撞倒，受了重伤，脚踏车也全毁了。驾驶人是个有钱的医生，他开车送E到医院，求E不要报警，承诺负担一切费用，并且买一辆新的脚踏车赔他。E和他的父母相信这些承诺，依约行事，但不幸的是，肇事医生再也没有出现过，E的父亲只好借钱偿还高昂的医药费，脚踏车当然也没了下文。
这件事很可能在E的心灵里留下永远的创伤，使他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凡事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E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一个奇怪的教训。他从中创造的生活主题，不仅赋予他自己生命意义，也帮助很多人缓和了他们的精神熵。这场意外发生后的很多年，E和他的父母一直对陌生人抱着敌视、怀疑及困惑的态度。E的父亲自觉是个失败者，开始酗酒，成为一个闷闷不乐、凡事退缩的人。看起来，贫穷无助已对这家人造成莫大的伤害。但是E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学校读到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时，他把这些历史文件秉持的原则跟自己的遭遇结合在一起，他渐渐认清，家人的贫穷与疏离并非他们自身的错，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权利，不懂得游戏的规则，不能向有权管辖的人提出有效的抗议。
于是，他立志当一名律师，不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了确保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不义，不会在处境跟他类似的人身上重演。一旦目标确定，他的决心就毫不动摇。他进入法学院就读，并担任一位知名法官的助手，最后终于成为法官。在事业的巅峰，他进入内阁，协助总统创制更有力的民权政策与法律，对处于不利环境下的人伸出援手。他毕生的思想、行动与感情都在他十来岁为自己选择的主题下得到统一。他至死方休的努力，是一场了不起的游戏，遵守他所制定的目标与规则进行。他觉得人生极具意义，每一场挑战都充满乐趣。
对痛苦的阐释
E的例子说明了“发现性”人生主题形成时，几个共同的原则：首先，这种主题往往是对早年遭受重大伤害的反应—成为孤儿、遭人遗弃、受到不公平待遇等。伤害本身并不重要，主题永远不可能靠外在事件决定。重要的是，一个人对痛苦作何种阐释。如果父亲是个残暴的酒鬼，子女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数种不同的见解：他们可能会告诉自己，父亲是个该死的混蛋；父亲是人，人都难免有缺点、有暴力倾向；父亲的困境是贫穷所造成的，要避免跟他一样的下场，就得设法赚钱致富；父亲的行为是无助和未受教育所引起的。只有最后一种阐释，能导向E所选择的那种人生主题。
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哪种方式阐释遭受的痛苦，能导向精神负熵的人生主题？如果一个饱受有暴力倾向的父亲虐待的小孩儿，认为问题就潜藏在人性之中，人都是软弱而暴戾的，那么凭他一己之力，当然无药可医，小孩儿哪有可能改变人性呢？要在痛苦中找出方向，首先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成一项可能的挑战。例如，E把自己的遭遇看成少数民族的无助与权利受到剥夺，不怨怪父亲，然后他才能培养适当的技巧—进修法律，以解决他眼中损害个人生活的症结。这种把伤痛的事件转变成挑战，赋予生命意义的原动力，就是前面谈到的“耗散结构”，亦即从无秩序中发现秩序的能力。
最后，精神负熵的复杂主题，很少会在应付个人问题时出现。它所涉及的挑战一定要能适用于其他人，甚至全人类。以E为例，他所提出的无助问题，不仅适用于自己和家人，也适用于所有与他父母类似的穷苦移民，不论他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什么样的出路，都会惠及很多人。这种广泛利他的解决方式，是精神负熵人生主题的典型特征，它为很多人带来生命的和谐。
绝处逢生
芝加哥大学研究小组访谈的另一位戈特弗瑞先生，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戈特弗瑞自小跟母亲很亲近，他的童年回忆充满了快乐与温馨。然而在他未满10岁，母亲就罹患癌症，极为痛苦地死去了。这孩子大可以从此自艾自怜，变得十分沮丧，也可以用愤世嫉俗的面具自我防御。然而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把癌症视为生平最大的仇敌，发誓要打败它。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致力于钻研肿瘤学，他的研究成果在人类克服癌症威胁的努力当中，有显着的重要性。个人的不幸遭遇再一次转变成广泛的挑战，在个人培养迎接这场挑战的能力同时，其他人的生活也能分沾到好处。
从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学家一直希望能说明，童年所受的伤痛如何引起成年后的精神官能障碍。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难理解，真正难以解释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预期相反的结果：受苦刺激使一个人奋发向上，成为伟大的艺术家、英明的政治家或杰出的科学家。如果我们假设外在事件能决定心理的发展，受苦的人罹患精神官能症就很正常，建设性的反应也不外乎“自卫”或“升华”。如果我们假设一般人有权对外在事件作出何种反应时，那么建设性的反应才是正常的，精神官能症则是无法面对挑战，心流的能力受阻所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