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居正延寿十年
这是一个让我们很振奋，但又会很失落的话题。
张居正的事例在前文中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明白，在这里捡一些重点来说说：一、张居正的改革是非常有效而且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二、张居正的改革深得民心；三、他能够对皇帝施加完全的影响，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皇帝的职能。
这些是背景，详细的材料后面会再提到。
明朝的皇帝少有几个像样的，比如嘉靖皇帝刚刚创造了二十余年不上朝的记录，没多久万历皇帝就以四十余年不上朝的彪悍，刷新了这个纪录并且让所有的皇帝只能仰望——有多少皇帝真的能坐满四十年龙椅？
正因为明朝皇帝多出混账，所以堂堂大明朝到了张居正说话管用的时候，其实已经摇摇欲坠。现在历史学界依然有着“明亡于万历”的说法，并且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可。而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实际是挽救明朝命运的关键一步。
在他的努力之下，吏治开始清明，官员们在考成法的鞭策之下至少来说不敢懈怠，几次兴修水利让农业也有了发展，丈量土地是为了解决明朝中后期那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条鞭法给政府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同样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而他较为开明的对外政策，也使明朝与少数民族之间无休无止的纷争得到缓解，国家开始积蓄力量。
可正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在刚刚看到一些成绩的时候，他死了，年仅57岁，死于一种叫做痔疮的疾病。而在他之前的几任首辅，严嵩活到了85岁，徐阶活到了80岁，李春芒活了74岁。这不得不说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抛开历史的真实不谈，如果张居正能够再活十年，那么明朝的历史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首先，万历皇帝就不可能再做出历史上那么多荒唐的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万历皇帝即便是内心中有再多的不满，有再多的怨恨，他没有胆量在张居正面前发威，甚至到了最后，万历皇帝至多也只是闹闹小别扭，就好比孩童想要得到大人注意一样。张居正过世的时候，万历皇帝也就二十来岁，如果张居正多活十年，那么万历皇帝也就过了最叛逆的青春期，而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稳重的中年男子，他或许依然会对张居正有所怨恨，但是相信此时的万历皇帝应该明白，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假设之中，他也许不会成为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甚至于也很难比得上后世子孙朱由检的勤政，但他绝对不可能再四十余年不上朝，哪怕是坐在朝堂上打瞌睡听着张居正发号施令，他也得必须坐在那儿。原因很简单，因为张居正还活着。
同样是因为张居正还活着，徐阶留给他的丰厚政治遗产使得朝堂之内几乎不可能存在反对他的声音，那么对于政治改革的反对声音会被轻易地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些已经经过历史检验、证明了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也会继续施行下去。
会不会还有万历三大征伐呢？这个问题推理起来变量太多太复杂，似乎无法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姑且算还是会出现。因为政治的逐渐开明，以及国家经济的不断改善，明朝不可能会因为这三次大的战役而耗尽最后一丝元气，使得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后金的崛起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条件——明朝的衰弱。
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跟历史完全不一样，毕竟就算后世的农民大起义同样爆发，没有了两线作战之忧的明朝军队会迅速地将起义军击溃，而不是任其发展成为覆灭整个天下的势力。也许明朝还是灭亡，但没有了这两个火烧眉毛的敌人之后，至少还能再多支撑一百年——而一百年之后的事，谁又能知道呢？毕竟那个时候工业革命都已经开始了，虽然明朝人落后了那么一点点，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基础与资源，迎头赶上并不是一件难事——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自然是占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可能无限度的保留下去。
再后面的事情已经很难用现有的历史去做出合情合理的推论，毕竟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能在美国引起一场大风暴，而庞大的明朝如果投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所能引起的巨大变数会让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感到绝望。
而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处于一种“皇权、相权”你上我下，你进我退的奇妙纠缠当中。这种二元制的模式已经非常符合君主立宪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是君主立宪制度的雏形。而众所周知，君主立宪制对限制皇帝的权力、发挥国家的潜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明朝的首辅都拥有很大的权限——哪怕只是纸面上的，但毕竟是国家、官员、人民都接受与认可的一种法定制度。
所以当夏言—徐阶—张居正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官集团日渐强大并且组织完善的时候，除非是天赋绝佳的皇帝，否则已经很难将权力再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而张居正再活十年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够给自己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使这个文官集团以及整个集团对皇帝的约束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只要这种约束存在，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的张居正就不可能再受到历史上那种疯狂的反攻倒算。自然而然的，他的制度与思想也会十年二十年这么不断被执行下去，为虚弱的明帝国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使其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当中掉队。
在最后，则是一些谁也不能证明对、也不能证明错的推论。
张居正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就是间接地加快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到来——一条鞭法让繁复的税制变得简单清晰，同样地也极大地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必须将自己的产品先换成白银才能交税，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强迫那些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百姓被迫投入到商业活动当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的损失，但却刺激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各种徭役杂役的取消也更使得国家对农民的管制变得宽松，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选择去城市做工养活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了最早的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而相应的城市会扩大规模，完全不从事农业活动的城市居民会迅速增多，城市化将会到来。另一方面，当农民失去土地也依然能够有办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轻易地参与到可能会丢掉性命的造反活动当中，明朝的农民起义情况会极大好转。
在这种丰富的商业活动之下，天才的商人们会迅速地完成原始积累并且将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当中，形成以商业活动为收入来源的个人或者组织，而不是如他们的前辈一样将钱全部用来买地——这种低劣的投资方式完全不符合商人逐利的特性。有了钱之后，下一步自然是要去获得更多的权力，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或者干脆将整个政治体系推翻再来，以保持自己对财产的掌握，增强安全感。
在张居正改革的催生之下，势必会诞生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拥护新政如同拥护自己的钱包，他们也将保护新政如同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一样。在这个时候张居正是否还能继续掌权，甚至于他是不是还活着都再也不重要，因为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会自动自发地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历史的巨大惯性就算是皇帝也很难扭转。
你看，商业发展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诞生、城市化发展、资产阶级完成原始积累并且开始具有政治诉求，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资本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然后就回到了前文所提到的部分——明帝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将成为巨大的历史变数。
按照这样来分析张居正改革毫无疑问是明朝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关键就在于张居正是否能够活到将一切纳入正常轨道并且顺利移交给后来者——这时间并不用太长，十年足够了。
一个人的十年寿命，有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居然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百年兴衰。这确实是历史曾经给我们的机会，但同样也是历史跟我们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如果，明朝没有禁海
现在的主流观点总是将中华民族定位为大陆性民族，仿佛我们就没有那种岛国所必须具备的海洋开拓精神。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总是会选择性地无视我们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航海记录——其原因暂且不提——到了宋朝对外海上贸易就已经差不多是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水准了。
对于明朝来说，本来有着无数的机会可以成为主宰世界的庞大帝国——最起码也能称霸整个东亚与东南亚。但这一切却因为禁海而彻底葬送。三宝太监的庞大船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到了明后期，甚至于连很多造船的技术都已经失去了。
那么，如果明朝没有禁海会怎么样呢？
很明显，没有禁海，仅仅民间的商人与航海家们，就能够将他们的足迹印到每一片能够到达的土地——相对大航海时代那些西方的先驱们乘艘小舢就去挑战大西洋来说，明朝人的条件无疑好得太多了。而这种“起跑线”上的优势会很快地转换为经济与科技上的优势，毕竟一项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更何况直到清朝，我国的对外贸易都是非常赚钱的，而科技上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我国也是领先的。
你看，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明朝的机会，操作得好就变成提前版的“日不落帝国”，操作得不好至少也能混个“海上马车夫”。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错失了。
抛开历史、真相或者唯一的局限，按照一些可以为大部分人所接受的逻辑推理：当“明朝没有禁海”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事情会按哪个方向发展？
先说官方的航海事业。
航海是一件烧钱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明朝还发动了浩浩荡荡的七下西洋，但是这种行为却并没有跟西方的航海一样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实惠。因为那时的明朝拥有着比后世强烈一百倍的自大症。明朝人坚信着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而除了中华上邦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蛮夷，其他的地方都是不毛之地——甚至于他们还幻想着明朝以外的人都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娶不上媳妇，做梦都想到天朝定居。
所有海外的国家与明朝的关系就只有有限的几种：一、藩属国；二、敌国；三、未知地区。对于属国自然是采用贸易的办法，而这种贸易的形式经常是你到我们这里来进贡，我们再回赐一些礼物——这些礼物的价值一般来说会远高于你所进贡的，毕竟身为天朝上邦啥都不缺，怎么能让属国吃亏呢？对付敌国的话自然是时不时打个仗双方交流一下战争经验。至于未知地区则根本毫无兴趣——同样是那句话，身为天朝上邦，没事跑那些穷乡僻壤去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背景介绍，为的是更好地说明一个事实，即明朝的大航海是不赚钱的。
郑和下西洋拥有一支世界无敌的船队、身经百战的战士，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但他们对于未知地区——也就是明朝人眼里的蛮夷地区——采用的是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态度。这支船队带着大量的珠宝、丝绸、瓷器等精美艺术品，每到一个地方都跟当地的土人首领聊个天、大谈一些国际友谊，然后就用这些价值连城的玩意儿换一堆当地土特产……
这种亏本生意谁也做不久的。
所以如果明朝最终没有禁海的话，那么像郑和那种倾全国之力的大范围烧钱行动也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毕竟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明朝的国力已经差不多到达巅峰状态。但当时的明朝政府同样因为航海活动的巨大开销而濒临破产。
对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冒险家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试图进行无本万利的买卖，就是插杆旗然后号称这里永远属于我们了。如果当地有一支尚可称为强大的土人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换另一种手段，就是拼命地捞钱，不惜一切、抛弃所有道德底线地捞钱。
所以西方的冒险家们没有少干类似于“用玻璃珠去换钻石”或者“绑架土人的首领让他们用黄金来赎”一类的勾当，自然大量的财富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支持这些冒险家的国王手中，而相对的，国王也会愿意投入更大的成本来建造船队，然后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航海高潮。
你看，明朝版的大航海跟西方的大航海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一个是纯烧钱，另一个是猛挣钱。这种差异的来源取决于人民心理、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基本不是凭几个或者几十个皇帝的命令就能改变的。所以不管是否有禁海令，明朝官方的航海都势必会终结。
与官方相对的，就是私人的航海了。这又是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地方。中世纪的西方事实上很难有个人或者小团体能拥有足够的实力支撑这种耗资巨大收益未知的航海事业，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而中国不同，几千年的发展、辽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口，能够让民间产生一些真正富可敌国的有钱人。凭他们的财力支持个航海事业简直是绰绰有余。
政府行为是要顾及到天朝上国的颜面，私人行为则不然，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收回自己的投资从而大挣一笔——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家有追逐利润的天性跟本能。证据就是哪怕是政府禁海的时候，凭借着走私与拼命，汪直、郑芝龙等人照样在海上开辟了自己的商业王国。其中汪直成为日本的幕府黑手，甚至可以决定一些大名的身家性命，而郑芝龙基本上称霸了整个东南亚海域，使当时的荷兰人也得看他的脸色行事。
而这两个人只不过从底层爬起来的苦哈哈而已，没有什么资本，完全是白手起家。如果那些有钱有势的士家大族没有了禁海令的束缚，纷纷被暴利所吸引投身海洋，全世界的海面上都将布满中国人的船只，而全世界的黄金白银都将流入中国成为皇帝的珍藏——毕竟只凭正常的贸易明朝人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何况还可以随时加上一些不那么正常的手段。
那么，再这样发展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明朝肯定是不会再穷了——就算明朝时期的商业税低到令人发指，但基于那庞大的贸易量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而国家有钱的最直接的影响则是人民的生活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也不至于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使得流民四起山河动荡。好吧，到了这时候，李自成张献忠们最多也只是在海上挂着一面骷髅旗高唱着“我们是海盗”，而没办法在内地翻起什么大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