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了，可是明朝留下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来思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朝代，也可以说，明朝，是汉族文化传承的集大成者，这种传承不仅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包括明朝的文化、艺术、服饰等多种方面。
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汉族传统思想统治下的政治，自从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皇帝治国的一大方针政策，在这种方针政策之中，君主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在清朝之前，几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他们重文轻武，或许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那些文官，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朝亦如此。
在前几个朝代之中，士大夫集团的地位非常高，尽管在封建社会之中，存在着所谓的“君臣之礼”，在上朝的时候，大臣们要行跪拜之礼，在与皇帝讲话的时候，要自称臣子，皇帝往往都会称这些大臣们为“爱卿”。通过这些称呼，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明朝以前的各个朝代之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却仍然是相互尊重的，至少从称呼上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在明朝之后的清朝，一旦皇帝发火了，那些大臣们都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一口一个“奴才”，哪里还有半点为官做宰的架势？
元朝和清朝有一些相同点，都属于外族统治，自然就难免有外族统治的弊端，根本就无法掌握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更不要说传承了，可以说，很多传统文化在他们手中，被迫倒退。元朝毁掉的是宋朝打下来的发达科技，明朝接过元朝担子，在几百年的统治时期之内，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希望能够将数千年的文化集合到一起，由他们以一个集大成者的姿态出现，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科技方面，其实不仅是在这一个领域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明朝，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仅在政治文化中，明朝注重儒家思想，就连礼节方面，也同样严格遵守儒家礼仪制度，到了清朝之后，这种礼仪制度，只限于表面功夫。我们都知道，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朝廷内部满臣当道，他们从心里看不起汉官，更看不起儒家思想，认为那只是动动笔杆子、耍耍嘴皮子，根本就不能行军打仗、保家卫国。毫不夸张地说，清朝刚刚建立之初的数十年之内，朝廷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满汉之争，双方你来我往，谁都不肯妥协，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统文化究竟还剩几许？
如果想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一个整体风貌，主要看什么？自然是要看他们的衣着服饰，一个朝代，同样如此。喜欢看古装电视剧的朋友就不难发现，在清朝之前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很是接近的，当然你不能说要和夏商周那样悠久的历史朝代相比，汉唐宋明，这四个朝代的服饰非常接近，原因很简单，唐朝抄袭汉朝的衣服、宋朝抄袭唐朝的，明朝则是将自己的服饰建立在唐朝服饰的基础之上。不过，在抄袭的基础之上，他们还是做了稍许的改动，要不然中国人估计得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穿一样的衣服了。
在服饰方面，明朝主要参照的还是唐朝，不过它将唐朝的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同时还增加了其他一些款式，比如忠静冠、保和冠等等。当然，在封建社会之中，穿什么衣服，不是你有没有钱说了算，而是按照阶级制度才能够穿的。
我们先来说说明朝的官服，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
明式服装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在衣服上佩戴一些小饰品，而且还很醒目，材质上一般都是金银、珠宝、玉器等材料制成的小物件儿，垂挂在胸前的叫“坠领”；系在前襟的叫“七事”；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禁步”，这些佩饰统称叫“杂佩”。别看这些都是小物件儿，可是却让明朝服饰变得风情起来，尤其是女子，走起路来，身上的首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这份美丽就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欣赏，还有听觉上的享受。
明代的汉服影响很深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都曾经效仿过“汉服”，或许有人问了，为什么明朝的衣服叫做“汉服”呢？我们中华民族一共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而汉族的衣服自然就叫做汉服了。这个称谓不是在现如今才有的名称，而是自从古代就是如此叫法，我们不仅要佩服统治者的胸襟，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哪个民族而将这个民族看得金贵无比。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清兵的大屠杀。
清兵大屠杀，发生在明末清初时期，他们的理由就是要让所有的汉人都要留着清辫子这独一无二的发型。在明朝以前，无论男女都会束发，明朝时期一般都是男子将头发盘起，未出阁的女子有“姑娘头”，少妇有“少妇头”，可是当时顺治皇帝却下令说，要让所有的汉民都必须剪掉自己的头发，似乎这样就能够让这些汉人臣服于满族。
顺治二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对于这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就好比是一道非常容易的选择题，你想要头发，就别要命了，想留住性命，就剃头吧，剃了头就是我大清王朝的子民了。可是明朝的百姓就和这个王朝的皇帝、大臣们一样，都是非常有气节的，他们宁可选择死，也坚决不剪发。
不要以为一向以善良、心软著称的顺治皇帝，只是空喊几句口号，顺治六年，清朝军队攻打下了广州，在那里，他们用刀逼迫全城的百姓们必须接受割发的仪式，否则就要斩杀。一时之间，广州城顿时成了人间地狱。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在他的著作《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中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掠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这场杀戮，让远离世俗的出家人都无法遗忘，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根据《广州市宗教志》上记载：“清顺治七年，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资料中。
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扬州、潮州、嘉定等地方都遭到了这样的屠杀，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汉民不愿意接受“割发”的待遇。
我们不禁要说，清兵这一场莫名其妙的屠杀，究竟有没有必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朝代的更替，清朝并非是第一个，想当年元朝对于南宋子民也同样采取了比较血腥的方法，可是元朝并没有说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清朝则不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一种入教仪式。或许在他们眼中看来，重点不是在于是否真的割发，而在于能否征服这些明朝的子民。
但是，这种赤裸裸的威胁，绝对是错误至极的方法，当人们进入到一种绝望的处境的时候，反而能够激发出内心中最大的仇恨，对于明朝的子民来说，清兵就是他们的仇人。或许明朝末年时期，这些子民根本就无法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他们或许也会担心自己口袋里的银子够支付多少天的口粮，可是每个人内心中，对于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在危急时刻就会被无限放大，关于这一点，或许每个中国人都有切身的感触。
在这个不明智的时机，清廷做了一个不明智的举动，这几乎也成为了整个大清王朝数量较多的诟病之一。
明朝之后再无华夏
宋朝灭亡的时候，人们就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而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人们又说“明朝之后再无华夏”，我们不得否认，在明朝之后，华夏文明几乎失去了它本来的光彩，甚至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被迫倒退了。
在明朝时期，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产生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长篇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堪称一代巨著。出现于明中叶的《金瓶梅》，也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明代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很兴盛。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然而大清王朝对于文学方面的禁锢也是非常著名的，那就是在康乾时期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历朝皆有，清王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清朝的文字狱不仅是在数量上“取胜”，在荒谬程度上也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那句著名的“清风不识字”竟然都能够算得上是侮辱大清王朝，可见当朝统治者内心的狭隘和脆弱。
乾隆时期虽说是命令纪晓岚等人编著《四库全书》，很多人将这算是清朝的功绩之一，可事实上，乾隆并非是在整理，而是在筛选，将那些他认为不好的、对清朝不利的所有文章全部删去，这对华夏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其中有三部是在明朝末年完成，另外一部，也就是著名的《红楼梦》却成了残本。现如今的红学研究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曹雪芹原本是写完了《红楼梦》这本旷世巨著，但是却在流传的时候，不慎丢失了一部分手稿，而在此之后，乾隆曾经多次派人秘密地对《红楼梦》进行过修改。
文字的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诗歌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明朝的诗歌作品虽然没有唐诗宋词那样影响深远，但是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然而到了清朝，除了那位被康熙皇帝莫名其妙地奉为御前侍卫的纳兰公子之外，几乎没有出过几位真正的诗人。那位以风流著称的乾隆皇帝虽然在一生之中创作了数千首诗作，但是却没有能够让人记住的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华夏文明之中最璀璨的文学，到了大清王朝时期，剩下的也仅仅就是章回体小说了。
其实“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朝之后再无华夏”这句话出自日本，宋朝时期，日本是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而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前，就曾经到达过日本，并且签订了《永乐条约》，所以在日本历史中，有很多关于宋朝和明朝这两个朝代的记载。在清朝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尊敬的，或许说到这一点，很多人都会持怀疑态度，但是很多日本文献中都有过非常明确的记载。
但是当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建立了政权，日本对于中国的印象就已经跌倒了谷底，他们认为清朝是“华夷”，一个“夷”字就已经充分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
无独有偶，当时的朝鲜对于清朝同样有这样的情绪，根据朝鲜的史书记载来看，明朝的一代懒惰君主——万历皇帝，在当地却有着极高的人气和崇高的声誉，这与万历曾经派兵支援朝鲜有关，所以直到朝鲜被迫向清朝屈尊的时候，他们也一直自称是“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法。即便是到了康熙年间，朝鲜依旧称明朝为“天朝”，而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他们则是叫做“清国”、“北国”，甚至会用“胡皇”、“清虏”来形容清朝的君臣，也有不少朝鲜臣子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
日本也好、朝鲜也罢，这两个国家对于清朝的那种赤裸裸的蔑视，并不是因为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政权，更是因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他们心中非常尊崇的华夏文明消失殆尽。曾经有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历史就是这样滚滚而来，让人无法抗拒，留给我们后人的，只能是对于历史的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