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中记载道：“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做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做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欧洲到西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
在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量变最终能够达到质的飞跃，明朝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数量上，更重要的是，明朝各位科学家们能够融会贯通，将历史中的科技加以发展，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这种现象，即便到了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在位时期，也依旧坚持着，如果历史之中没有发生过“李闯王”发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如果明朝并没有灭亡，或许中国真的就能够成为一个科技大国，这一点不无可能。
在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地介绍了明朝在各个领域方面的发达技术，但是明朝的灭亡、清朝的闭关锁国，却将这个即将发芽的科技小希望扼杀在了“保守”的摇篮之中，可以说，历史就是这样残酷，一个小小的决定，或许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上的发达，明朝科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明朝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朝代，并不是一个盲目排外、闭关自守的天朝，综合国力胜于当时正在扩张的俄罗斯。明末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完全可以促进水运甚至铁路的发展，工商业发展能增加财政收入，矿冶业和运输业发展有利于加强国防力量，既然工业革命有助于巩固政权和开疆拓土，即使不进行政治改革，明朝政府也没理由抗拒器物层的变革。
如果明朝不灭亡，中国完全有可能和欧洲国家一样，在18世纪坐上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列车。由于中国地大物博，资源自给有余，只要能在18世纪进行工业革命，中国绝不会在19世纪末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地步。
根据当时明、清两国的力量对比，如果明朝中央政府不被农民起义军摧毁，满族就不可能入主中原，只能在关外武装割据，当经济更发达的明朝能为军队装备大量火枪和大炮时，就能击败满族政权重新控制东北亚地区，并越过长城向北面进攻，重新夺回汉唐时期就属于中国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建立起一条抵御俄罗斯入侵的防线；如果明朝政府认为北方的朔漠之地不利于发展工农业，或是北面的防线稳定了，就会继续郑和下西洋的事业，征服日本和东南亚，在海外维持一批殖民地。
如果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和江南地区能实现工业革命，也将带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使他们早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中华民族能在19世纪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世界的格局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可能是：俄罗斯不拥有在太平洋的海岸线，势力范围甚至不能超过贝加尔湖以东；日本只能是中国的殖民地或属国。中国具有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经济、科技水平在全球居领先地位，人民生活居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华传统文化也能得到发扬光大，汉语将成为全球通用语言。
然而，强大的明朝还是在17世纪中叶灭亡了，亚洲北部的一个游牧民族随即征服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神州陆沉，山河变色，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汉族继元朝后，第二次沦为异族的奴隶。明朝的灭亡，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浩劫。宋朝亡于元朝，已经使中华文明倒退了一次。马可·波罗记载的元大都的繁荣，与其说是蒙古人的功绩，不如说是汉人社会日益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的结晶。元朝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明朝的灭亡，让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又一次沦为奴隶。鲁迅说过，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明朝灭亡的历史，是一部斑驳的血泪史。明亡清兴，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张居正改革，富国强军
如果将明朝的发展轨迹用抛物线画出来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明朝有两个比较辉煌的时期，一个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变法时期。相比于明成祖朱棣的戎马生涯，张居正则是独担重任。
关于张居正的成长故事，无外乎也就是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同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乌龟形状的白色的玉，于是张居正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名，叫做白圭，这可是个吉兆啊。张居正出生之后也不辱使命，从小就显现出神童的本色，很顺利地通过了科举考试之后，就跑去做官了。
在张居正的政治生涯之中，前半段时间，他都是在忍而不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徐阶、高拱、严嵩等人的官场斗争，他是徐阶的门生，然而他却能够做到和高拱、严嵩等人关系都非常融洽，这不得不说，张居正非常聪明，他不仅智商高，就连情商都很高。不过这一节的主题并不是讲述明朝的“官场斗”，而是来说说张居正的变法。
可以说，在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他的父亲——隆庆皇帝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他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也为明朝做了一些事情，可无奈他坐皇位的时间太短了，只有六年而已，所以明朝的颓败之势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在登基的时候，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
对于这样的处境，重担自然不能指望小小的万历皇帝，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内阁首辅张居正身上，这时候，他决定实行变法。张居正聪明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时机。
张居正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前后经历了很多官场上的斗争，为什么他在隆庆皇帝在世的时候不提出改革呢？首先那个时候的他还不是内阁首辅，手中没有这样大的权力，他必须要平衡严嵩、高拱、徐阶等人之间的关系和利害冲突，尤其是徐阶还是他的授业恩师，他断然不会做出这等举动。而到了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三位大臣死的死、退休的退休，这才是属于张居正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年纪小，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作为国家接班人的专门培训，就好比是一张白纸，这让张居正看到了真正的希望，他无时不刻地想着，要改革、要将万历皇帝培养成他改革的接班人。
有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之后，张居正决定——改革！
简单说起来，他的改革主要针对三个方面——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点也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而这三点也是相互影响的。
张居正是个实干家，有了问题，就必须要解决问题，因为在明朝中期，官官相护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很多官员都习惯性地拖沓工作，出了问题不怕，只要贿赂一下自然就迎刃而解。他意识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连官员都能这样毫无顾忌地无视朝廷之事，有了急事岂不都耽误了？于是他下令实行“考成法”。
何为“考成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所有官员，包括京官和地方官员，每日都要将自己的工作业绩详细地记录下来，每天你处理了什么事情、解决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一定的时期之后，每一级的官员都要将自己的“工作日记”呈给上一级，作为考核标准，如果考核不达标的话，那么你就等着“被下岗”吧！
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让全国上下各级官员一改往日拖沓的作风，没发生事情，都想找点事情来做，恨不得能够让自己每天都显得忙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啊。
通过“考成法”的实施，张居正淘汰并惩治了一部分官员，这样一来，这台已经荒废已久的国家机器在短时间之内竟然飞速运转起来，很多事情也都如期上了轨道。
也正是因为“考成法”的实施，地方官员无法再隐瞒自己管辖地区内的各种事情，这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很多地方官员都隐瞒不报，以保证自己的功绩，可是张居正绝对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他的眼线遍布全国，很多时候，哪个地区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他这里就先得到了信儿。在他执政期间，有些地区的盗匪猖獗，甚至敢去抢劫官府库房，而地方官员生怕自己被惩罚，谎称太平盛世，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必撤职。于是乎，地方官员再也不敢隐瞒，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一时之间，盗匪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对官吏的整治，国家变得清明起来，但是这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国家没钱这个窘境。一个国家的国库空虚，能够带来怎样的恶劣影响，张居正自然明白，所以他将改革的重头戏放在了经济方面。
前面说到，到了这个时期，皇亲国戚、大地主阶级，就已经大量吞并土地，当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制，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方面。可以说，那时候大量的银子，没有流进国库，也没有守在老百姓的腰包之中，而是全部进入了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口袋之中。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手里原本都是有田的，他们一般都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再用多余的作物去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虽然不太富裕，但至少是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可是每年，这些农民的身上都有一定的税务，要把收成中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一样。
这种个人所得税一般都是地方官员扣除一小部分作为各地的财政收入，其余的要上交给朝廷，时间久了，地方官员觉得，这点收入还不够塞牙缝的，于是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征收。比如说有一种税收叫“淋尖踢觥”，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政府征税的手续费，这手续费收的不是白花花的银子，而是粮食。一般来交粮的农民，都是用个麻袋抱着就来了，放在秤上，让称量官称重，可是在称重之前，会有另一位练过“李小龙腿法”的武林高手踹上一脚，洒落出来的粮食，就算是手续费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匪夷所思、闻所未闻的苛捐杂税，这让很多农民都苦不堪言。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农民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就想出了办法，把土地贡献给当地比较有权有势的地主，因为地主一般都会巴结权贵，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用向政府交税，虽然暂时缓解了生活上的窘迫，可农民的土地就这样被骗走了，而对于国家来说，土地就集中到了各地的大地主囊下，也是一种隐患。
张居正自然是了解这种情况的，于是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清查全国的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通过清查土地，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全国查实征粮土地增加了三百万顷，土地增加了，就说明农民有地可以种田了，农民种田了，就有钱交税了，国家的经济收入自然提高了。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不过仅仅靠着清查土地，并不能够让百姓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也不能减少当时让明朝朝廷极为头疼的农民起义事件，这是因为当时百姓们都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苛捐杂税。关于这一点，似乎每个朝代都曾经出现过，很多改革家也都曾经提出过“改革赋税”的建议，张居正提出的改革方法叫做“一条鞭法”。
在改革之前，这土地的税收非常烦琐，我们都知道，有的农作物是一年两熟，有的是一年一熟，所以征税就分为夏粮、秋粮，除此之外，地方官吏为了“创收”填自己的腰包，还要征收各种闻所未闻的税收，这就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很容易就造成农民没有饭吃，反而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去起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是将这些所有的税收压缩成一个，这样一来，百姓们就知道，每次只需要缴纳一种税收，地方官员无权向他们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同时国家统计起税收也方便得多，官员想要通过税收来捞些油水，就不那么容易了。
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些义务要承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赋役”，有很多时候，国家需要征用一些百姓来进行修路、搬运、砍伐等工作，在改革之前，这些人被征用之后，依旧要交税，而在“一条鞭法”之中，一旦被征用的男丁，可以通过“赋役”来抵税，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除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之外，张居正还提出要扩大耕地面积，合理利用水利工程，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这样一来，明朝的耕地面积大大提升。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关于他派戚继光和李成梁两位将军驻守边关，或许很多人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张居正却在这中间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这两个人都是明朝的名将，但是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性格缺陷，甚至在朝廷之中，有很多大臣是反对这两个人的。
戚继光这个人，非常清高，不屑那种官场之中的阿谀奉承，这是一种傲骨，但同时也成为了朝廷其他大臣口中的诟病，对此，张居正丝毫都不介意，甚至还常常在给戚继光的信中，提及此事，希望能够借此来小小地影响一下他，让他改改自己的脾气。
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更是大大的麻烦，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军事奇才，可是这个军事奇才却有一个非常恶劣的习惯——嗜血成性，喜欢杀人，同时还喜欢享受，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可是张居正却对这个恃宠成娇的李成梁非常器重，甚至有时候李成梁犯了错，张居正还会帮他隐瞒。
公元1575年，也就是万历三年5月，李成梁突然之间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函递到了兵部，说是土蛮带着二十万军队杀过来了，请求兵部给予粮草方面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