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我们依然领先
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大航海时代”，也就是15世纪到16世纪这段时期，由欧洲人开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成功。关于大航海的好处，那是非常之多，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总之一句话，很多个国家都是靠着大航海发家的，比如西班牙、比如葡萄牙、比如英国。虽然这些国家的舰队所到之处，几乎都是被抢夺一空，然而历史不会记录这些，它只会记录那些所谓的丰功伟业。正如同那些靠着航海而名垂千古的航海家们，比如哥伦布，比如麦哲伦，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
在明朝历史中，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名叫郑和，他先后七次远赴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他首先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
之所以郑和能够成为一个航海英雄，能够造就一个属于东方的“大航海时代”，不仅仅是在于他个人对于航海技术的掌握，这也绝非是能够依靠一个人完成的任务，因为在他背后，有着强大而繁荣的大明王朝作为后盾。
郑和下西洋，最先决的条件，还是来源于整体的大环境，大明王朝进入了朱棣统治的时代，明成祖朱棣，是一个极有野心的皇帝，他极力渴望成为一代明君，证明给世界看，他，朱棣，抢夺皇位也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就如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绝非是生活在父亲光环下可怜的寄生虫。正是因为朱棣的这种野心、以及被世人认可的迫切希望，让朱棣决心打破祖训。
在前文中，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祖训的重要性，想当年朱元璋下令自己的后代永远都不允许恢复丞相制度，面对巨大的工作量，朱棣也不敢违抗，而是转而建立了皇家专属的秘书处——内阁。朱元璋的祖训中还有一条，就是“禁海”，这条祖训内容很简单——“不许寸板下海”，直接规定了明朝后面的皇帝不允许任何一艘船只在海面上行驶。可是朱棣却打破了这条规定，正是他的决心，带给明朝航海一个希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航海”是一件非常烧钱的事情，绝非是几万两银子就能够解决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很多国家能够以小成本投入换来高收益，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最初在海上行驶的都是轻快船只，这样的船只投入低廉，船只容纳的重量也很有限，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所行驶的宝船，就如同“海上航母”一般巨大，前期耗资也自然会多。
第三个重要条件，是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航海技术发达的并不仅仅是明朝，还有唐朝和宋朝，有了这两个朝代航海技术的累积，明朝成了集大成者，它站在了唐宋成功的“巨人”的肩膀上，又怎么能够不发达呢？
前面三个条件，是形成郑和下西洋的外在条件，是环境对于这件事情的支持，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内在条件，这也是航海技术的硬件。看过《加勒比海盗》的人都知道，在远航的时候，船的好坏虽然是条件之一，但并非是绝对且唯一的条件，更重要的还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点要素。大明王朝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并不仅仅是因为造船业地发达，还有同样至关重要的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的支持。
所谓的“天文航海技术”指的就是依靠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通过改良，郑和的舰队之中已经将瀚海的天文定位和导航的罗盘结合起来，俨然就是一套完善的GPRS卫星定位导航系统，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真正的高科技产品，绝对不夸张，而且人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牵星术”。别看这是几百年前的玩意，可是它能够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称得上是明朝的“GPRS”，这种技术绝对领先于西方国家，也称得上是世界先进水平。
而“地文航海技术”则是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做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这些技术在当时都位列于世界先进水平。
除了这些科学技术的支持之外，船只本身，也是航海途中最关键的核心，明朝的造船业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明成祖实录》中记载，在公元1403年到公元1419年，仅仅十六年的时间之内，明朝一共建造了多少艘船？一共是2735艘，而其中一半是在公元1406年一年时间之内完成的。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明朝的造船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流水线阶段，速度和数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更让人惊叹的是，如果只是数量上的领先，这并不算什么，可是明朝的船只规模也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之最”，根据《明史·兵法》中记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桅二道……”可见船势之宏伟。
《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有言：“船每十丈，有两桅。”400料长约9丈，2000料船长约8丈，5000料船长约26丈。所以5000料之郑和帅船，应该有四个以上主桅，2000料船可能有三桅。郑和所立的《静海寺残碑》里就有“2000料”及“1500料”船的记载。
中国古代时期，船只是以“料”为单位，这个“料”主要是指一只船可以载人、物的容积，在明朝历史上记载的郑和下西洋时期最大的“宝船”，实则是5000料者，按照现在的换算比例来看，排水量能够达到2000吨，承载量能够达到1000吨。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郑和时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舰和航海技术。相比较之下，那些西方国家的航海家们所拥有的船队就如同小孩手中的玩具，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长度只有80多尺，排水量约233吨。达·伽马的旗舰“圣·加布利尔”号较大，但也只约有400吨。麦哲伦的旗舰“特立尼达”号，仅为110吨。
郑和七下西洋，带给各个国家的是大明王朝的友好，以及贸易往来的诚意，而带回来的，除了各个国家的进贡，还有一份非常神秘的航海图，据说这幅航海图创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是郑和凭借着自己的记忆描绘而成。
那个时候，新即位没多久的明宣宗正准备让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而郑和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花甲老人，他似乎有预感，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踏上舰船，最后一次扬帆出海了。
人一老啊，就习惯性的会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一辈子做了什么，有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又或者是有没有值得留下的东西。看那武林中的高手，常常会用毕生的心血来撰写一本武林秘籍，又或者是世外神医，也会在临终前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医书，郑和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也不是什么世外神医，他要留下的，是一张能够震惊世界的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是15世纪以前人类留下的唯一一部包括亚非两洲在内的航海图。权威人士评价说，该图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而且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著名海图专家朱鉴秋介绍说，《郑和航海图》对船队所经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水陆分布特点的描写，就准确性而言，在那时应视为先进水平。即便同当时有代表性的海图——波特兰海图相比较，它也有许多长处，为后者所不及。
《郑和航海图》全面反映了郑和下西洋所经区域的地理概貌，制图范围是当时中国所绘地图中范围最广的，从中国东南沿海直至非洲东岸。而波特兰图范围主要在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不及《郑和航海图》范围的广阔。
根据史料记载，这张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也就是现在肯尼亚蒙巴萨，图上标注了航海时的必要坐标、方位、航道远近、水深，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除此之外，他还写明了在哪里会有礁石和浅滩、注意事项等等内容。这幅画采用的是中国山水画的画风，还是立体的坐标，一山一水都非常直观。图上共绘记530多个记名，包括了亚非海岸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往返航线各50多条，航线旁所标注的针路、更数等导航定位数据，更有实用价值。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海船的远航经验甚为丰富，航海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而且《郑和航海图》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表示有：大陆岸线、岛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陆地上可作航行目标的宝塔、寺庙、桥梁、旗杆等地物，还详细注记地理名称和地物，并包括了航海需要的诸如航线、针路、航道、牵星数据等各种要素，十分完备。而波特兰海图在这方面却要逊色的多，有的内容绘得过于夸大，不符合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航海图不仅仅对海面上做了详细的介绍，就连天文形象也都包含在其中，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洋牵星图”。
郑和是个有心的人，知道天文对航海时的重要性，也不能不考虑在其中，他希望的是自己这份航海图，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牛X的航海图，所以能考虑进去的因素，他都不遗余力地表现在图上。
那么这张开创一代先河的航海图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郑和画完之后交给谁了呢？其实无需多想，他肯定是要交给明宣宗，只可惜，在他之后，明朝又回到了“禁海”的状态之中，这一张航海图从一张实用性地图变成了皇宫仓库里的一张废纸。或许三宝太监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一世的心血就这样被人置若罔闻，他却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三宝太监可能想不到的是，在数十年之后，有一个航海英雄曾经秘密寻找过他的这张航海图，这个人就是哥伦布。在他出航之前，他就曾经听说过，大明王朝曾经有个太监叫三宝，三宝太监有张航海图，图上连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名称及沿线的参照物，可以近乎完美地到达目的地。就派人秘密寻找，只可惜，当时的大明王朝虽然开通，然而这张航海图却似乎失去了踪迹。在此之后，麦哲伦、达·伽马、亨利王子等著名的航海家也都曾经想要寻找这张神秘且完美的航海图，却不知该从何下手。
就这样，这张《郑和航海图》默默无闻地尘封了数百年，就连纸张都散发出寂寞的味道，它在等待着，等待谁能将自己开启，谁能看看上面的那些一图一话。
它等待了四百年，寂寞了四百年，就如同郑和的丰功伟绩一样，被选择性地遗忘了。直到1885年，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男人，发现了这张寂寞的航海图，他叫做乔治·菲立浦，是一名英国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锡兰的海港，他寻找了大量的资料，终于在一本叫做《武备志》的书中看到了让他惊叹的一张航海图，也就是《郑和航海图》。带着惊喜和感叹，他将这份航海图复制下来，并且在自己的论文中，将它重新带到世人的目光之中。
自此之后，这张航海图才重新获得关注，有很多学者都专门在研究它，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郑和的航海图终于不再寂寞了。这张《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是郑和七下西洋伟大航海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对世界航海发展的极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不仅得力于明朝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同时反过来也刺激了它们的进步，即便是在明朝后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也绝对要先进于欧洲国家。
葡萄牙在进行殖民扩张的时候，就曾经动过殖民中国的心思，并且中葡之间爆发了一场“屯门之战”，并且以中国胜利而告终。这场战役并非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较量，中国在采取进攻的时候采用了兵法策略，所以并不能比较出双方谁的船只更为先进。更为直接的比较应该是郑芝龙所率领的舰队和葡萄牙舰队。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郑芝龙这个人，被明朝招安之后，就一直守卫者沿海地区的安宁，他曾经就多次和葡萄牙的舰队交过手，每次都是以胜利而告终，甚至连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都没有在郑芝龙面前捞到过任何好处。
科技总结，意味着即将飞跃
明朝的科技，是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虽然明朝已经作为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在科技方面，它却成为了一个新的起点，只不过这个句号却画得太快。
在很多读者心中，一提到封建社会，大家的脑海中多半都会出现四个字——“保守迂腐”，但是这四个字却恰恰不适用于明朝。在这个时期，明朝和外国之间的交流非常密集，就连西方科学，明朝人也并不排斥。
程朱理学的传家——桐城方氏，按理说，他们应该最拥护传统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自己家的东西发扬光大。如果真的是那样，那这个桐城方氏也只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没有远见的人，可事实并非如此。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就是桐城方氏的人，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反而是和自己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都在学习西方天文学。
和西方天文学的学者相比，方以智更懂得如何做到“举一反三”，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俨然是一副“中西合璧”的天文学才子。除了在天文学这块领域上，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之外，在物理、生物、医学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见解。
除了像方以智这样的全才之外，还有很多专业人士，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李时珍，他的才华比起同一时期的大长今，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来。
而明初数学巨匠王文素用30年时间，于明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完成了54卷总计1500多问近50万字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有的含锌高达99%。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