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常安顺的办公室跟书记刘定国的办公室差不多大小，都带有一个小套间，里面支有一张单人床，平常加班或者中午不回家的时候，可以稍事休息。
近来，常安顺打破每天中午在办公室套间的床上眯一觉的习惯，开始回家睡午觉。他不得不打破这个习惯，原因是这段时间，到常安顺的办公室里准时来上班的，除了常安顺本人以外，还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程小鸢。
程小鸢现在所有的工作，就是四处上访告状，一心要给自己的丈夫讨个清白回来。北京去过，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去过，有好几次她赖在省纪委不走，还是信访办的同志去省上把她领回来的。市委市政府就更不用说了，隔段时间，程小鸢就会找刘定国或者万长卿闹腾一回。常安顺也给闹腾过，但常安顺脾气好，觉得女人嘛，都是这个样子，何况刚死了丈夫，其内心的凄苦和绝望可想而知。
但现在，程小鸢的状也不怎么好告，原因是经常有人监视她，只要她这儿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会有相关部门的人找她谈话，给她做工作，警告她不能再越级上访，否则后果自负。
程小鸢也犯了浑劲儿，她想，越级上访你这管那管的，我不越级上访还不成吗？我就找市政府，找市纪委，找常黑子，把那些个贪官污吏、奸商的皮给扒下来，让老百姓瞧瞧，让雎阳人瞧瞧，还自己丈夫一个清白。
程小鸢的丈夫姓沈，叫沈阳，原衢水县常务副县长。沈阳当时死得很蹊跷，连人带车被泡在一个水库里足足过了半个月才被人发现。公安介入调查了，最初得出的结论是意外事故，死者在自己驾车的时候有喝酒的嫌疑，车速有可能太快，冲出了路面，直接栽进了公路下面几十米深的水库里。但有人提出了质疑，说是半夜三更的，沈阳跑到那个僻远荒凉的水库去干什么？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从死者掉进水库的方向来辨别，即使是酒后驾车，车速太快冲出路面的话，按照物理学上的惯性原理，应该是冲进水库源头的浅水区，而不是跟滑落路面呈垂直方向的深水区。后来又折腾了些日子，得出了新的结果，这次定性为自杀，认为沈阳当时在竞争县长职位时，思想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分裂，心里承受不住自杀了，醉酒有可能加速了他的精神崩溃。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一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犯罪心理学博士。程小鸢之所以一直上访，除了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安部门得出的“自杀”结论，她认为这个结论压根儿就是在侮辱她的丈夫。
常安顺也不相信那个留洋博士的胡说八道，沈阳的承受能力如果那么差，他根本就混不到常务副县长这个位子上来——开玩笑嘛，一个干部，如果心理素质不过关，光大大小小的会议都能把你给开疯了。我们党的干部，不管是好干部还是坏干部，有一点儿是非常扎实的，那就是心理承受能力，不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矛盾、复杂的人事关系、工作当中的焦虑感等等，承受能力那么差，早都跳N次水库了，还能等到竞争县长的时候才去自杀？
程小鸢的申诉材料，常安顺不知已经看了多少遍。程小鸢口述的那些内容，常安顺也听得耳朵快起茧了，但常安顺不表任何态度。他没有态度。因为他的态度不起任何作用，照样破不了案子，也帮不了程小鸢什么。程小鸢认为，是万盛公司的孟少爷想要衢水的一块地，沈阳没有答应，孟少爷就和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合伙害死了沈阳，因为那个副书记也想当县长，而沈阳是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这只是推测，在法庭上，这样的推测不起任何作用。常安顺当了多年的纪检书记，不知经手办了多少案子，但没有一件案子是仅凭推测就下结论的，所以，他无法就程小鸢的推测表示什么态度。
常安顺有个类似于钻牛角尖的理论，他自己称为“强奸论”。所谓“强奸”，第一个前提，必须是在对方不情愿的暴力情况下进行的；第二个前提，必须是施奸者的那件物事已经入了港上了道——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强奸”，否则，只要那件物事没有入港，就只能算是“强奸未遂”。常安顺感兴趣的是第二个条件，他认为，办案子，也得跟“强奸”一样，入港，坐实了，办成铁案，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过来，那才称得上是过得硬的案子。基于这个理论，常安顺过手的案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照杀不误。
沈阳的死，不是常安顺不想过问，而是没有办法过问，因为结论是公安局得出来的，他总不能无根无据地给人家推翻吧。没办法过问，并不表示他就不再过问。常安顺有他自己的策略，他分别从纪委和检察院各抽调了一名干部，安排他们去省委党校学习半年，这半年当中，不需要来单位上班，但却必须直接听命于常安顺。常安顺让他们干什么？秘密调查沈阳的死。一个副县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水库里泡了半个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这还了得？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但常安顺也清楚，沈阳的死有可能只是一根导火索，跟这根导火索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有可能就是一颗或者无数颗定时炸弹。这根导火索断了，啥事没有，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如果你把这根导火索又拽了出来，还给点燃了，那么，有可能就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爆炸。
程小鸢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沈阳的死十有八九跟那块地有关系。去省委党校学习的那两名干部，在沈阳葬身的水库周围转悠了近半个月，终于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一名目击者。据目击者说，沈阳出事之前，有两个人在水库边晃荡了两天，其中一个人是瘦高个儿，刀疤脸。沈阳出事的那天晚上，他还在自己所在村子的附近看见过他们，他们好像显得很匆忙，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两个人。巧合的是，孟少爷身边的打手里边，就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刀疤脸，但自从沈阳出事以后，这个刀疤脸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再没了人影儿。但这都不能证明什么。按照常安顺的“强奸”逻辑，就是男人的那件物事儿尚未“入港”。接下来，对孟少爷的调查就更离奇了。因为没有人说得清楚孟学非的生平。
孟学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更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常安顺最奇怪的就是这点，他安排的人专门跑了一趟孟学非的老家，但秘密查访了整整一周，结果是查无此人，没有，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叫“孟学非”的人。奇怪了，这个孟学非哪儿来的，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万盛的孟少爷，凡是公开的属于他的所有档案信息，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孟少爷把他跟自己出生地的联系生生给掐断了，同时也把自己的过去生生给掐断了。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要给自己伪造一个出生地，伪造一个身份，而把自己原本的身世隐瞒起来呢？是不想让人知道，还是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大悲大痛，伤心往事不堪回首？这些都是谜，就跟沈阳的死一样，也暂时还是个谜。
常安顺安排人秘密调查沈阳的死和万盛的孟学非，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市委书记刘定国和市长万长卿。他下达的办案纪律是，知道这件事的，除了他和两名调查案子的人以外，再不能有第四个人，一切都处于地下状态，调查案子的两名干部直接对他负责。程小鸢就更不能告诉了，常安顺认为，大部分女人都是智障，短脑筋，会坏事的。
万盛的孟学非，在雎阳的根系并不复杂，但你就是搞不清楚，他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就像一棵树，凭空长成了参天大树，没有过程，没有根由，促使他生长的是什么样的土壤，施用的是什么样的肥料，你一概都搞不清楚。他就是雎阳的一霸，到处是他的产业，违法的、不违法的，都有。万盛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和酒店，另外，万盛还有一家大型洗浴中心，里面卖淫的、赌博的、抽海洛因的，齐备了。据说孟学非在自己的别墅里就养着一大批女孩子，个个国色天香，说是要学古时候的皇帝，三宫六院，夜夜笙歌。这个孟学非，也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吃喝嫖赌不说，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个小矿老板的轿车撞成了一堆废铁，最后竟然大大咧咧地说要把自己的悍马车赔给人家。这样一个在雎阳地面上无法无天的人，竟然没有人敢管他。常安顺很奇怪，在奇怪的同时，也多了一份谨慎和小心。他知道，孟学非这样的人，你轻易不能动他，弄不清楚他的底细，坐不实他的犯罪事实，你动他只能给自己徒惹一身骚，屁事不顶。
还有两件事情是常安顺吃不准的：一件是市长万长卿在孟学非开发的水榭花苑里有一套别墅，产权是不是在万长卿的名下他不清楚，反正万长卿偶尔会去那儿住个一天半天的，十分隐秘，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水榭花苑的别墅，动辄几百万一套，万长卿哪来那么多钱？要不，就是某个朋友借给万长卿居住的，但又不像，市政府给万长卿安排了房子，难道他万长卿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需要另建一个秘密巢穴？另一件事情，就是市府办的主任李文韬有一次很神秘地来找他，出示了两张各五十万元的入款凭据，李文韬把这一百万元均转入了纪委开设的廉政账户。这钱是哪儿来的？谁送的？送给谁了？显然不是送给李文韬的，李文韬还够不上别人给他大笔行贿的分量。
显然，收钱的人不敢不收，收了又怕出事，只好安排李文韬出面把钱存进了廉政账户。李文韬来找他的意思，是要常安顺以纪委的名义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笔钱存进了廉政账户，并严格保密，不能有常安顺之外的第二个人知道。李文韬不说他身后的那个人是谁，常安顺也就不再过问，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更何况，即使他知道了是谁送的钱，知道了是送给哪个领导的，又能如何？去查，能查出个什么来呢？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常安顺知道得越多，就越麻烦。这两件事情，究竟跟万盛的孟学非有没有关系，常安顺不知道，但这两件事情如同两锭秤砣，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口上，让他时不时地喘不过气来。他坚信，任何事情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也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水落石出的这一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程小鸢每天按时来常安顺的办公室里静坐，也不闹腾，更不干扰常安顺的正常工作，只是安静地坐在常安顺对面的沙发上，痴呆呆地，可以很长时间动都不动一下。常安顺批阅文件、读报纸、跟人谈话、安排工作，程小鸢一概在旁边坐着。时间长了，常安顺也就习惯了，该干吗就干吗，偶尔加班，秘书去买盒饭，也会给程小鸢带一份儿，这个时候，程小鸢往往不客气，接过来就吃。看她大口吞咽满脸心思的架势，常安顺就知道这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有吃出饭菜的味道来，吃饭已经成了她的机械动作，就跟钟表一样，走到了那个点儿上，就该上上发条，拧拧紧什么的。下班了，常安顺往外走，程小鸢也就往外走，很准时。有时候，常安顺来办公室迟了，程小鸢就在常安顺的办公室门口靠墙站着等他。
偶尔，程小鸢也会给儿子打个电话，就用常安顺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程小鸢的儿子17岁，读高中一年级，沈阳出事以后就送到了程小鸢的娘家，由孩子的外婆照看着。程小鸢跟儿子通电话，轻声细语的，嘱咐儿子天冷了，一定要穿暖和一点儿，要听外婆的话，外婆年纪大了，不要惹外婆生气，要好好学习，给自己的父亲争口气……
常安顺听得心里就有些发酸。这时候的程小鸢，是属于一个孩子的母亲，属于一个母亲的女儿，不管她走到哪里，不管她的内心蕴藏着多么大的悲伤、多么大的冤屈，始终都有两根亲情的线在牵引着她，一个是养育她的母亲，一个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
电话打到最后，程小鸢无一例外地会说，儿子，放心，我会给你的父亲讨一个公道回来的，会的，一定会的。
她说着说着，就会哽咽起来，大颗大颗的泪滴顺着脸颊滑下来，落在常安顺的办公桌上，像是在无声地抗议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