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一句“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令多少史家学者为之赞叹！他还曾屡次下诏给大将曹彬，即使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但天命在兹，历史的神秘余数引导着大宋的将军与士兵，南唐的终结已是冥冥注定。后主的亡国之痛，也因他富有才情的词句而凝结为凄美的永恒。
历史的神秘余数
赵匡胤送走了徐铉等人，金陵之围又开始了攻城的准备。李煜知道徐铉等人请“缓兵”无效，只好继续招募民兵，同时下令南都太守柴克贞速去接管湖州，又邀朱令赟宁肯弃湖口，也要速来救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募民兵。
南唐的“民兵制度”别有特色。当初，先主李昪时，曾经有过“量田”，就是农田户口的调查，以此来规定庶民的赋税和杂役。当初规定：缴纳赋税达到两缗以上者，家出一卒，这些民兵组织起来有个番号，就叫“义师”。此规定意味着缴纳赋税达不到两缗者，不用服兵役。故能够服兵役的，应该是境况较优的人家。如果两缗以上人家又有分家，分出的家庭又达到两缗，则再出一卒，番号为“新生拟军”。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也出一卒，番号为“新拟军”。又有三丁抽一卒的民兵，番号为“国军”，后改为“扳山军”。地方杂牌军，统由“物力户”也即有钱的大户人家为“将校”，负责日常管理。
中主李璟时代，曾鼓励郡民端午节划舟竞渡，官方给竞赛奖金，让各郡两两比赛，最后决出冠军和最后一名。优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这些人全部登记其名。到了后主李煜时代，这些“打标”的人物，全部调来成为民兵，番号为“凌波军”。
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到达皖口（今属安徽安庆）时，宋师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刘遇，开始聚兵打援。他的任务就是截断西面援军，要曹彬放心围城。刘遇乃是后周郭威时期善战的老将。他与朱部一时遇合，难分胜负。朱令赟早有准备，看好风向，令士卒放起火来，直烧刘遇大军。刘遇不敌，正打算退守，不料忽然变了风向，南风转北风，大火反而向朱师烧去。朱师不战自溃。朱令赟全然没有料到风向会变！除了天意，他无法解释。这一场败仗意味着南唐期盼的援军再也不可能到达金陵城下。朱令赟一时陷入绝望，不禁万念皆灰。当大火烧到旗舰时，他在惶恐中镇定地走向了船头大火。刘遇反败为胜，生擒湖口战将多人，斩杀无数，缴获兵仗数以万计。史称“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刘遇，性格淳朴、谨慎，待士有礼，善骑射，宋太宗赵光义时，镇守滑州。有一天早上起来，正对客人说话，忽然感到脚下的旧疮疼痛。门下医生对他说：“这是有火毒。火毒不去，故痛不止。”刘遇当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曰：“火毒去矣。”谈笑如常时，过了十多天，脚疮痊愈。也是奇人一个。
赵匡胤“按剑”对徐铉
徐铉等人回到金陵后，李煜想想不成，再一次派遣他们出使汴梁，务乞宋兵“缓师”。按规定，南唐来使，大宋要有人去接待，迎接、陪伴、送客。但宋廷皆知徐铉口才了得，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以免遭到羞辱。有人告诉宰相，宰相也找不到合适人才，就来请示老赵。老赵让人将宦官中不识字的十个人报上来，然后用笔点了其中一人说：“此人可。”
廷臣都很惊愕，负责接待的侍者都不知道老赵啥意思。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这个不识字的宦官前往接待。
一路上，宴请、陪坐、同行，徐铉是词锋如云，高谈阔论，旁观者听了都“骇愕”，就等着这个不识字的宦官答对。不料，这位宦官啥也答不上，史称“徒唯唯”而已，就是哼啊哈的，答应着而已。徐铉也不测此人深浅，跟此人聊了几天，没有任何回应，最后的结果是“倦而默矣”，累坏了，懒得说话了。
公元975年的冬天，距离上一次徐铉出使之后一个多月，徐铉再一次与太祖赵匡胤在便殿对话。
徐铉几乎是在哀求老赵说：“李煜事大之礼一直非常恭敬；但现在是真的身体有病，不能前来汴梁，并非拒诏。请求大朝缓兵，以此成全一方之命。”说话的言辞甚为恳切。
老赵开始与他谈论天命、一统。但徐铉越说越严肃起来，他带着书生之见，以为李煜没有得罪大朝之处，老赵没理，应该“缓师”。最后惹恼了老赵。史称赵匡胤“按剑”对徐铉道：
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徐铉这才明白：现在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论武力”。当他忽然懂得这个道理时，所有的口才、智能，都已经不敷使用。于是惶恐而退。老赵又来诘责高人周惟简。周惟简看这阵势，就更害怕了，名士之风顿失。他对赵匡胤道：“臣本居山野，没有仕进之意，是李煜强遣臣来此地。臣素闻终南山多产灵药，他日愿意到终南山栖隐。”
赵匡胤听他这样说，也很感动，史称“怜而许之”。最后还是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放还金陵。
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
宋师对金陵的包围，按照部署，潘美独当北面。围城部署完成后，曹彬按军规派使者将围城图呈给汴梁。赵匡胤对使者指着图上的潘美大寨说：“这里应深挖壕堑，警戒江南军来夜袭。你马上告诉曹彬，要快！”
为了节约时间，老赵马上安排使者吃饭，同时要枢密使楚昭辅迅速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使者饭也吃过，立即回返复命。
曹彬接到诏书，亲自监督丁夫在潘美大营周遭深挖战壕，加固工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南唐出动了五千将士来袭击潘美营栅，每人都拿着一柄火炬，接近后，炬火点燃，鼓声大噪，但在深沟壕堑前被迟滞。曹彬、潘美以逸待劳，趁势反击，全歼来犯之敌，生擒将校十余人。
金陵被围已经将近一年。曹彬记着太祖的嘱托，没有纵兵杀掠，用兵不狠，故久久未能破城。城中已经用光了柴薪储存，粮食也开始紧张，城外援兵相继被宋师击破，守城物资出现匮乏。曹彬等人一面加大了攻城力度，一面期盼着李煜早日投降。曹彬还给李煜多次写信，对他说：“城是一定会被攻破的！应该早一点考虑后路！”后来李煜复信，答应让自己的儿子清源郡公李仲寓“入朝”，也就是去做人质。这样，也是一个姿态，如果有这个姿态，曹彬也可以“缓师”。但李煜答应的这件事，却迟迟不来兑现。曹彬每天都派人去督促李煜，并复信说：“郎君仲寓不必远行到汴梁，只要先到我的大营，我们就全面停止攻城。”但李煜被身边的人所左右，无法做主，无法决定投降归附大计，给曹彬回信说“仲寓还没有准备好行李”，以此来推脱。
曹彬、潘美等人虽然焦躁，但老赵有死命令：不准滥杀无辜。所以二人攻城始终不敢使用毒辣手段。期间，老赵还多次发来诏书，反复晓谕曹、潘二人：“勿伤城中人！江南将士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勿加害！”
二人思量来思量去，攻城如果不杀人，无法威慑金陵，于是给老赵发去了一封奏章，内中称：
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
史称太祖览之赫然震怒，在这份奏章后面批示了十二个字，字曰：
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记录的这句话见于宋人朱弁《曲洧旧闻》。朱弁对此评论道：“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真了不起啊！仁义！自古以来顺应天命、统一四海的君王，从未有过这类话语！儒学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说法，与老赵此语同为“敬畏生命”的圣贤理念，值得为之浮一大白！曹彬知道，自从断了城中樵采之路，整个金陵都已经陷在炊烟难举的苦境，继续拖延下去，大批老弱将会冻饿而死。于是，决计加快攻城步伐。他确定了破城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七日。
宋师人人皆知：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
曹彬的治病良方
自五代以来，破城之后即“纵掠”的积习，开始在围城达一年之久的将士中蠢蠢欲动。很多老兵、宿将，都曾在过去的岁月里有过“靖市”或“夯市”的历史，他们知道，那是一生中最“爽快”的日子。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剑锋刀刃下哀告求生，看着一个个体面的官绅颤抖着贡献出多年积蓄的黄白之物，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女人含羞忍垢听凭暴力欺凌侮辱……他们有一种渎神或败德的满足感。一种潜藏于灵魂黑暗之处的破坏欲望，让他们感到黑色的力量居然也那么迷人。他们愿意“享受”这个感觉，在恣意的毁坏中也同时自我毁灭。欲望，破坏的欲望，是给他们最切实的补偿。那是无数个刀头舔血日子的红利。破坏的欲望，如大海般汹涌，他们愿意在这一片汪洋大海中载沉载浮……但是老赵不允许。曹彬越来越感到执行老赵“慎勿杀人”的诏令难度太大了。尽管他已经知道李煜被左右架空，难于决断，他还是连续不断地给他发去了传告。他告诉李煜破城的日期，并告诉他“大军决取”金陵，是没有疑义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期，不可变更！请李煜“早为之图”。
从仲冬下旬以来，曹彬每天都给李煜发一份简报，告诉他大军准备攻城的消息，敦促他尽快决断，甚至，可以将早先说好的，将李仲寓送往我曹彬大营之后，一切好说。但直到日期临近，李煜还在拖延。
陈乔、张洎等人对李煜说：“金陵古城，固若金汤，天象也没有变化，意味着天命未必变更，哪有计日而破城的道理？这是敌人诈取之言，不可信。”
李煜于是回信，告诉曹彬：“仲寓还是没有准备好行李等等，宫中还需要宴饯送行，准备就在二十七日出城。”
这个意思其实是不相信曹彬会在这一天破城。如果这一天城不破，即等于屡屡告知的当日破城为假，如此，我送儿子到营，也可以不真。
但曹彬回信很肯定，也很诚恳：“即使提前一天，李仲寓到二十六日出城，都来不及了！”
李煜还是不信。这期间，赵匡胤的诏书也不断传来，主旨就是不允许杀害无辜。如果不得已巷战，也不能伤害李煜一家。曹彬规定了日期，做了细密的技术准备后，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经准备完毕，床子弩、抛石机、攻城塔、冲撞车、头车、飞桥、望楼车……都已经各就各位；神臂射手也已经处置到位。
“床子弩”，那一天，会取仰射角度精准地射向城堞女儿墙的空隙。只要那里有守军，粗大的箭杆就会将他的脑袋射飞。
经过计算，专门砸向城堞后面的大型“抛石机”，被安排在几个大门楼子前。巨大的石块早已备好，这些石块将从抛石机上远远抛出，会精确地落下，砸死或砸伤守城士兵。
与此同时，工兵和丁夫们会运来一袋又一袋的泥沙、一捆又一捆的柴草、一根又一根的原木，用以填平几处壕堑。而后，就有带滑轮的“飞桥”被迅速推来，由绳索控制，搭载在壕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