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杨·哈斯本的帕坦向导拉迈脱·乌拉·汗不是没有重视他的劝告，就是挖错了地方，因为在塔克拉玛干的早期考古记录上，把其他当地猎宝人的名字都一一列出，作为特殊发现物的出处，可是就没有这个向导的名字。大约在55年之后（那时杨·哈斯本已成为驰名的人物），杨·哈斯本在从事写作时提到过，当年他写的那几封介绍信从来就没有用过。这很可能是由于在那个地区生命不值钱，所以这个帕坦人还没有来得及利用那几封介绍信，就离开人间了。但是，无论如何，仅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随着其他猎宝者的不断的挖掘，很快就找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文物。
这次从寂寞荒凉的沙漠里所挖掘出来的文物中，有用以前所未见过的文字所手写的文稿。
在这些早期发现物中，最初的一批（后来证明是最重要的一批）是在公元1889年，由当地的一群觅宝者决定在古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天山之南靠近库车附近的一个圆顶形的神秘的高塔里进行挖掘时于无意中发现的。因为当地人相信，在这座废弃的建筑物内藏有宝物。
在一座塔（可能是一座古老的、佛教的印度塔，也许是一座坟墓）的内部，这些觅宝者发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在房子中间堆积着大量古旧的纸片。当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变得能分辨东西时，他们看到了几个已经干瘪了的其中包括一头牛在内的动物尸体，像守卫似的站在那里。但用手一动，就立刻倒伏在地。写在墙上的字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神秘文字。尽管没有找到他们原来所希望的宝物而感到失望，他们却把其中的纸片装在篮子里，带给当地的一个穆斯林鉴赏家去研究。这个鉴赏家是一个哈吉（曾经朝拜过麦加的伊斯兰教徒叫作哈吉），名叫古兰·阔迪。尽管他检查了两天之后，仍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他还是买了一些。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鲍尔中尉（即后来的少将汉密尔顿爵士）的印度陆军情报官员，正在这个地区搜索暗杀一个年轻的苏格兰旅行家的凶手。死者是有名的中亚探险家安德鲁·达格利什（Andrew Dalgleish）。他在行经一处荒凉的隘口时，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被一个从叶尔羌来的名叫多德·穆罕默德的高大的阿富汗人所阴谋阻击，然后又把他砍死。那时正在这个地区的鲍尔中尉（死于1940年），以狩猎队的幌子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的测量工作。他在接获印度政府的有关追查并逮捕这个凶手的命令的同时，便成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并把它的触角伸向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最后他的两个情报员一直把凶手追踪到撒马尔罕，并在那里的集市上，彼此面对面地走到一起了。）与此同时，鲍尔本人则沿着古丝绸之路向前追寻。在探索他的目标的过程中，他最后到达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库车。在这里，他听说古兰·阔迪哈吉买过一些手写原稿。手稿是写在桦树皮上的，他买了其中的51页，并把它发送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最初，人们对于写在上面的文字感到晦涩难懂。然而，后来被一个英—德东方学者奥古斯塔斯·鲁道夫·赫伦勒博士（Dr．Augustus Rudolf Hoernle）辨认出来了。这些用婆罗门字母书写的梵文手稿，一共是七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也是不全的文本。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医药和巫术方面的东西。写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5世纪，而且很可能是印度信佛教的和尚写的。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它比在印度所发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古。
只是由于就气候而论可以与埃及相比的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极度干燥，才使得它能够存在到今日。
赫伦勒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这些发现物的重要意义。他说：“鲍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学的探索上，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另外一个学者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带着夸张的口气说，鲍尔中尉发现手稿和赫伦勒公布手稿，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
与此同时，古兰·阔迪哈吉从觅宝者手中所得来的一些库车手写原稿，也经由曲折的道路，落入赫伦勒之手。在鲍尔从哈吉手里买到手稿以后，哈吉把剩下来的一古脑儿都送给他在叶尔羌的兄弟。第二年，他的兄弟越过喀喇昆仑，又把这些东西带到列城。在那里，其中有一些为一个名叫韦佰的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所获得。此人又把这些东西转给了赫伦勒。哈吉的兄弟又把剩下的带往印度，放在那里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达四年之久。在他第二次访问印度时，又把这些手稿带回喀什，送给当地的英国代表乔治·麦卡纳（George Maeartney）。麦卡纳又一次使它们越过喀喇昆仑——这是第三次把它们送回印度的西姆拉。在这里，又被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就这样，在公元1896年，即在废弃的印度塔中发现手稿以后又过了七年的时间，才使哈吉原来所购存的与此有关的三部分收集品——现今学者们把它们叫做鲍尔、韦佰和麦卡纳手写原稿——终于又汇集在一起了。
但是，除了哈吉没有购买的以外，其余的印度塔手稿的遭遇如何呢？答案是，剩下的那一部分，在几年以后，被一直注意收集古物的俄国驻喀什领事尼古拉·彼特洛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买去了。直到1903年退休为止，他把从丝绸之路得来的手写原稿和其他文物，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供给在圣彼得堡的学者们。
其中有些文物，至今还能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
赫伦勒在了解到彼特洛夫斯基完全是通过本地商人之手成功地进行文物收集活动以后，便力促印度政府也要对其派驻中亚地区的代表在收购古物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其结果是，在斯利那加、吉尔吉脱、切丘尔、列城、可拉赛和麦肖德等地的政治代办——包括喀什的麦卡纳在内——从公元1893年8月起都注意于古物的收集，而且也确实收集到了一些，并先后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因此不久赫伦勒就报告说，由于响应了政府的号召，现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中亚文物。这就形成了规模相当可观的英国收藏所，而且这些收藏品还正在继续不断地增加。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又补充说道：“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能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感到无限欣慰。”然而，他的这种满意的心情却是短命的。
但是，对于中亚手写原稿与文物的竞争，并不限于英、俄两个国家。公元1890年，也就是鲍尔手写原稿到达赫伦勒之手的那一年，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名叫杜崔尔·德·莱因斯（Dutreuil de Rhins）的制图学家，另一个是叫做费尔南德·格伦拿德（Fernand Grenard）的东方学家——奉法国政府之命，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他们预定要在那里坚持三年。在这个期间，他们经受了骇人听闻的苦难，最后以杜崔尔的惨遭杀害而告终。尽管这两个探险家主要是进行制图和其他科学工作的，但他们也设法收集了一些古物，其中包括一头赤陶双峰骆驼和一个满是髭须的赤陶人头——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手写原稿。这件用古印度文字写在白桦树皮上的手稿，在时间上仅仅稍迟于鲍尔的手写原稿。但格伦拿德认为这比鲍尔所得到的还要早得多。后来被巴黎的学者们鉴定，这是佛教经典《法句经》（Dhammapada）中的一部分。
公元1893年6月，当他们在西藏地方遭受怀有敌意的部落人民的伏击时，这件手写原稿连同其他发现物，差点儿都全部丢失。
在当时的枪战中，杜崔尔·德·莱因斯的胃部受了重伤，当格伦拿德正准备为他的这位负伤的领导人拼凑一副担架的时候，那些袭击者把这个垂死的人抢走，并把他抛在七英里之外的河里。此外，他们还抢走了这个远征队的行李。把赃物分完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野外纪录、胶卷、仪器和古物都扔掉了。格伦拿德总算是逃脱了性命，并且最后还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其中包括这件手写原稿在内。然而后来他却受到了控告。罪名是这一悲剧的发生，是由于他们得罪了当地居民所引起的结果。其后，这批手稿在巴黎经过详细检查后，证明是不全的。然而，同一原稿的另外一些佚页，不久就在圣彼得堡出现了。这些都是彼特洛夫斯基所收集的。
可是他是怎样得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得到的，这还一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