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尽管法国人在亚洲大陆上有一个小小的殖民地立足点（他们在河内甚至还有一个考古学机构），但他们参加中亚的猎宝活动，为时毕竟较晚，虽然还不能说是最后的一个。伯希和于1906年到达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时候，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至少已经来过一次；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的工作已近尾声，即将准备回国，而斯坦因为了窃取更多的文物，也早已卷土重来。法国人之所以迟到，可能是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发现一处曾经一度繁荣昌盛的文化区——其中包括宏伟的柬埔寨古城吴哥遗址。这就使东方学专家们忙于在那里从事探索与挖掘，而无暇脱身兼顾其他。但是不管他们由于什么原因而迟到，现在他们却决定在发掘古物方面，也要分享一份了。著名的法国东方学专家西尔万·利瓦伊（Sylvain Levi）激励他的学者同事们说，假如法国坐失良机，那将是有辱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样，以另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东方学专家兼法国科学院院士埃米尔·西奈（Emile Senart）为首的、同时还得到教育部部长赞助的强有力的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该委员会还得到了九个专门致力于科学、地理学或文化研究的领导机构的支援。他们决定尽可能快地派遣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远征队，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这个队的领导人是一个年仅27岁、才华横溢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从前是利瓦伊的学生，现在则是河内著名的法国远东学校（后来也卷入了纠纷中）的成员。他的同伴之一是负责测绘地图、采集博物和其他自然科学标本的他的老朋友军医官路易·瓦兰博士，另一个是远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
伯希和不只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他熟悉大约13种语言——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还于1900年夏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馆被围时，赢得了一枚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ur）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ur）：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的一个荣誉社团，对法国有功勋者得列为会员，并发给荣誉勋章。。事情是这样，在他21岁那年，正当他为法国远东学校图书馆搜罗中国古书时，由于遭到义和团起义的围困，他建立了两次功勋。
但这次功勋使他既受了赞扬，又挨了批评。首先的一次是，他在两个水手的协助下，英勇地夺取了一面巨大的义和团军旗。他的这一行动大大地激怒了他的敌人。后来在他出版的被围日记中，有一张他骄傲地举着这面大旗的照片。另一次则是在一次临时性的停火中，他爬上路障，宣称要和叛乱者一起喝茶。在这时被围困的欧洲人出于担心他的生命安全，一连议论了几个小时，并一致谴责他的装腔作势。但是最后看到他和敌人告别时表现了极其热烈的表情，同时还满载着作为礼物的果子，胜利归来。他说，他已经告诉敌人们，欧洲人的士气十分高昂，只是缺乏新鲜的水果。
伯希和的日记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战火下潦草地写成的。这份日记说明了，一个勇敢但却急躁的青年总是会在斗争的最激烈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锋陷阵的。他严厉地批评那些资历较深的外交人员，暗示他们的怯懦与无能。这就难怪其中有的人认为他傲慢与自负（甚至把他作为一个学者而备加赞佩的斯坦因也在若干年后说他“太有些自以为是”）。但是有一个法国官员对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伯希和这个志愿军中最年轻的人是为人所敬慕的。同时因为年轻而又勇敢，我们对于他的有时失去了自制力，是能原谅的。”不管有人喜欢他也好，有人为他所激怒也好，总的说来，似乎不能无视这个人。在返回河内时，他才22岁，就当上了法国远东学校的汉文教授。与此同时，他在学术刊物上或者在学校的校刊上，就已开始评论——常常是十分严厉的——其他汉学家的作品。他把他的这种做法一度称之为“文雅的树敌艺术”，这大概就是线索，说明为什么大约在九年之后，当他刚从中亚远征胜利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国内已成为一个恶毒的、群起而攻之的运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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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伯希和与他的两个伙伴在1906年6月17日离开巴黎，搭上火车经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在那里为了等候沉重的行李的到来，他们停留了两个月。伯希和利用这个时机来熟练他的俄语；同时，我们知道，他还学习突厥语（也可以像当时有些学者所叫做的******语）。由于他在语言上有惊人的天才和卓越的记忆力，使他很快就能用后者交谈。这是因为他有这种使人无法相信的记忆能力，才在后来使诋毁他的一些人对于他的成就表示怀疑。他的远征队最后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喀什。在那里他们作为彼特洛夫斯基继任者的宾客，居住在俄国的总领事馆内，同时，他们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上和官场礼节上的拜访与问候，因为有时还需要得到他们的照颐和帮助。
可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一阵子骚动。这是因为经过喀什的西方旅行者，会说中国话的非常之少（可以肯定，伯希和的敌手中，没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瓦兰博士在很久以后回忆道：“这些高级官员听到了伯希和说的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看到他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总而言之，他们为他能够熟悉如这位博士所说的“这个文明古国所引以自豪的日常应用的文雅而讲究的礼节”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虽然以上这些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曾经爬上路障的青年英雄在群众面前所能做出的事，但正如瓦兰所指出的那样，他很快就因此而吃了大亏。起先他们决定要带上一座圆顶帐篷。伯希和要求喀什的行政长官设法替他们搞上一座。瓦兰回忆说：“当他们把此事说给俄国领事听的时候，他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们野心太大。”他向三个法国人保证说：“根本弄不到帐篷，即使他们能找到一座的话，那至少也得用六个月的时间。”一星期之后，帐篷果然送来了，这使俄国人很吃惊。瓦兰接着说：“于是伯希和叫我们像以往那样立即把它搭在领事馆院子中间，叫我们就住在那里。”
他们的计划是到东边的库车去，在那里进行一段时间的发掘。
途中将经过吐木休克。据海定报告说，在这个地方他曾经看见过一些废墟。但他认为那并不是十分古老的******废墟，不值得挖掘，因此就把它放弃了。这三个法国人在喀什经过了六个星期的准备之后，走上他们的第一段旅程。在离吐木休克不远之处，他们碰上了一件有趣的意外的事情。这就是，当他们停留在一处叫做泛若排特的地方并在那里吃午餐以前，他们拜会了当地的下级长官，并表示因无暇接受他的回拜而向他道歉。之后他们就赶回小客栈，以便在出发之前，急忙地吃上一餐。瓦兰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写道：“我们刚刚回到小客栈，就蓦地听见三声炮响。这意味着当地的长官已离开了衙门。”转眼之间，他们的佣人丁，就高声喊道：“长官来了！”这时把法国人弄得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瓦兰接着说下去：“我们对于来访者毫无准备。伯希和深深地表示歉意，并请长官进会客室就座。在互致问候以后，我们都坐下了，并力图装出并无难为情的样子。正在这时，我们见到有人把茶杯和盘子里装着的瓜果点心都一一端上来了。”吃完茶点后，长官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地对伯希和说：“你们欧洲人真知道怎样旅行。
在风尘劳顿之中，能作出如此周到的招待，兄弟不胜佩服。拜饮佳肴，深感荣幸。”他走了之后，伯希和立即对丁夸奖了一阵，说他张罗得非常之好。丁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做，所有的东西都是衙门里的仆人带来的……”
吐木休克的废墟远远不是******的废墟。事实证明，它至少是到公元800年时还是那些很繁荣的早期佛教庙宇城镇中的一个。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伯希和在这里作暂短的停留时，发现了这个废墟。他随便用他的马鞭杆儿掘了一下地，使他大为惊异的是，居然掘出了一尊真正的希腊小佛像。虽然当时他们的行李，包括他们的冬衣，已在运往库车的途中，可是伯希和认为，除了停下来作更深入的挖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六个星期之后，虽然寒冷把他们冻僵了，他们都满载着彩色塑像和别的发现物，急急忙忙地赶往库车——在那里有另一件使他们高兴的事，这就是领取他们的皮衣。但是到了那里，使他们十分沮丧的是，他们听说不但是德国人，而且还有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在他们以前都已经在这个考古上有重大价值的地区进行过挖掘。他们发现，他们的对手们所忽视了的一些庙宇里还可以做大量的挖掘工作。对于伯希和来说，他们在这里的最主要发现是一些用前所未见的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文件。其中的一些后来由西尔万·利瓦伊解释出来，证明是库车早期失传的文字。
法国远征队在库车的八个月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之后，就转移到乌鲁木齐来补充他们的必需品。然后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没有听说过在六个月之前，斯坦因曾经在那里取得了伟大的发现，因此他们的计划只是想在那里进行拍照和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的时候，伯希和遇见一个在北京时代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敌人兰公爵。该兰是义和团头子的兄弟，同时他本人也与这次运动有牵连。所以他被终身放逐到乌鲁木齐。他想在这里从事照相工作，以度余年。伯希和后来写道：“在1900年，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宿怨早已冰释；我们借着饮酒谈心，重温旧谊。”当他们最后分别时，这位公爵无限伤感地对伯希和说：“你走了但我却必须留下。”伯希和当时竭力抑制自己，不去回想七年以前一度曾经当过北京警察总监的这位公爵。那时“当我们要求他让我们离去的时候，他却强迫我们留下”。
事实上这个公爵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由于他的一次慷慨行为，而使得伯希和更加急迫地要离开乌鲁木齐，前往敦煌。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听到过，关于在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藏着手稿的秘密洞窟的传说。当这个被流放的公爵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给他看时，瓦兰追述说：“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8世纪以前的东西。”
当这三个法国人到了敦煌的千佛洞时，正如斯坦因所经历过的那样，手稿的洞门锁着而王当时也不在。但不久他们在市镇上找到了这个道士。他无疑是被伯希和一口纯熟的汉语所迷住了。他当时同意让他们看他所发现的东西。鉴于斯坦因和蒋师爷在取得王的同意去看这些手稿之前，经过了那样长时间的斗争，而伯希和却轻易地就达到了目的，这不能不使他的敌人感到不可思议。可是正如王所曾经反复地叮嘱斯坦因和蒋那样，他的最大顾虑是生怕事情泄露出去。现在来自欧洲的这个新游客根本没有提过斯坦因（直到此刻伯希和也还是不知道他的敌手已经在他之前打进了密室）。这在王看来，那个英国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勾当一定是信守誓言的。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
但是，伯希和也得在这里等待时机。他在1908年3月26日从敦煌发出的一封信上写道：“王很晚才回来，并且他还说把钥匙扔在敦煌县城了。我只得再等。”就在这时候伯希和才知道，斯坦因已经参观过这个密室，这使他很感失望。但王向他保证说，斯坦因只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如果知道斯坦因在这里所花费的实际时间，那他可能对于自己所抱的希望失去了信心。事实上他所害怕的是自从发现书库以来的八年当中，其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早已不翼而飞。在400英里之遥的乌鲁木齐的兰公爵给他看的手稿不可能是从洞窟中流失出来的唯一的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