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系统总结火攻作战经验和特点的专门文字。主要论述了春秋以前火攻的种类、条件、实施火攻的方法以及火发后的相应应变措施等问题。孙子认为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作战样式。他把火攻归纳为五大类，即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指出火攻必须具备“发火有时，起火有日”的气象条件和“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等物质条件。孙子主张火攻与兵攻相结合，明确提出“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及时地指挥军队发起攻击，以扩大战果。本篇中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孙子的慎战思想。他强调君主和将帅对战争要慎重从事，指出国君不可以凭个人喜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也不可以逞一时意气而轻率动武。无论是战是和，都必须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依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国全军之道”。
“烈火张天照云海”，“赤壁楼船扫地空”，这两行大气磅礴、音节铿锵、形象鲜明、叱咤风云的诗句，出自于唐代伟大诗人，号称“诗仙”的李太白之《赤壁送别歌》。它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一样，为人们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地重现了公元208年发生的一幕：曹操、孙权、刘备三方赤壁大鏖战的生动而又惨烈的场景。这场决定魏、蜀、吴三国鼎立、逐鹿中原之命运大战的最基本特色，就是“火攻破敌”，“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一作‘强虏’）灰飞烟灭”。处于战略弱势地位的孙、刘联军，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巧妙地以火助攻，一把冲天大火烧得数十万曹操雄师鬼哭狼嚎，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北窜。曹孟德横槊赋诗、并吞寰宇的气概雄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远大理想，就此付诸东流，抱恨终天！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战争历史上，除了野战、城池攻守等常规战法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形式各异、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法，例如山地战、丛林战、荒漠戈壁战、河川湖泊战、夜战、雪战、水战、火攻等等。这中间尤以火攻为人们所广泛瞩目，历史上曾上演过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气吞山河的战争场面。历史上不少脍炙人口的著名战例，往往与“火攻”相联系，仅就三国历史而论，几场关键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都是火攻克敌制胜的典范。
所谓“火攻”，就是通过放火燃烧的途径，猛烈打击敌人，歼敌有生力量，毁敌战争资源，从而争取主动，克敌制胜。在古代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火攻称得上是威力最为强大、效果至为明显的作战手段之一。火攻一旦奏效，便会使敌方的器械物资、城池营垒片刻之内化为乌有，三军人马瞬息之间毁伤殆尽，从而为纵火的一方主动进攻创造良好的作战态势。所以，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将军曾不无感慨地说：“夫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最多。”（《练兵实纪·杂集》卷二。）
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属于典型的冷兵器时代，所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矛、殳、弓箭、佩剑等，锋刀相接、弓矢交射的作战形式，主要靠的是力与力的直接对抗与较量，“杀人一千，自伤八百”，战胜敌人的一方，往往也要付出相当规模的代价，人员和物资的消耗相对较大，战争的效益相对较低。在这种条件之下，火攻作为一种投入较小而产出较大的重要进攻方式，自然要引起当时兵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孙子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为此，他合乎逻辑地要在《孙子兵法》一书中专门开辟一篇，来集中论述“火攻”的问题，其内容包括了火攻的基本种类，实施火攻的条件和方法，兵攻与以火助攻的关系等等，从而对春秋时期火攻作战经验做出了全面的总结。
孙子是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文学家是“跟着感觉走”，讲究的是激情与冲动，讲话写文章，只求优雅与艺术，随心之所欲；哲学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讲究的是逻辑与理智，讲话写文章，只求严谨与科学，按常理之所规。因此，他对火攻问题的阐述同样具有严谨的逻辑性，换句话说，即有着清晰的层次性，极强的说理性。它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火攻战术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措手足。”（《论语·子路》。）要谈火攻，首先要给火攻正名，所谓“必也正名乎”。所以孙子讨论火攻，第一个工作是要说明“火攻”的意义。在他看来，以火助攻，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卓有成效打击和消灭敌人，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战术手段，“以火佐攻者强”。有了这样的认识，再讨论火攻的具体战术问题才具备了基础，这叫做“纲举而目张”。
第二，根据所要打击对象的不同，把火攻的方式具体区分归纳为五个大类。其一是焚烧敌方的人马，它属于最主要的类型，如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的情况；二是焚烧掉敌军的粮草，让他们饿肚子全身虚脱，就像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许攸的献计，一把火烧掉袁绍囤积在乌巢的军粮；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军无辎重则亡”，对手没有了装备，便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力；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破坏对手的后方战略资源，因此仗自然便无法再打下去，就像隋统一南北之前，用高颎的计谋，潜入陈国后方，烧仓库搞破坏；五是焚烧敌方的交通线，补给道路一旦被切断，敌人虽“有心杀敌”，但实际情况则是“无力回天”，遭到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以上五种火攻破敌的方式，分别之实际上就是两大类：一是以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直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肉体；二是以敌人的物资工具为目标，即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器，剥夺敌人赖以支持战争的物质资源，使得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输掉整个战争。它们其实几乎囊括了古代作战所涉及的各个重要方面。
第三，论述实施火攻的具体条件，指出要避免火攻流于形式，“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正确选择火攻的时机。火攻的具体操作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是想这么做便能这么做的，所以，孙子强调指出，火攻的实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概括起来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气象条件，一是物质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的“东风”，就是气象条件。就这项条件而言，孙子认为应该是“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即要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气候干燥，月亮行经箕、壁、翼、轸等星宿位置（古人认为月亮在这些位置时天会刮大风）等。这在《三国演义》里，便是诸葛亮披上道袍、筑坛禳星借东风的表演。就物质条件而言，是“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即火攻用的物资必须在平时预做准备，不要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孙子认为，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就可以考虑在作战当中运用火攻这个手段了，“该出手时便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孙子这样看问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孙子这里所谈的“火攻”，同后世（火器时代）乃至当代（核武器时代）的火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火攻主要是利用松脂、艾草等易燃物品，依靠风力的作用，四下纵火来给敌方造成伤亡和损失。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天气条件的限制（同耕田种稻靠天吃饭的情况一样），不可能随时随地使用，而只能是一种特殊的辅助性进攻手段，所以必须先讲求有关的气候及物质条件。否则便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第四，火攻与兵攻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火攻不是简单地用纵火的方法去惊扰敌人，而必须按照一定的火攻战术来运作。它的基本要领，就是不要让火攻成为一种单纯、孤立的进攻手段，而是要使它和兵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兵攻为主导，以火攻为辅助，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战斗能量。为此，孙子明确提出了“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的战术原则，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采取不同的火攻战术，并且及时以主力进行相应的配合策应，指挥部队发起凌厉的攻击，来扩大战果，一举奠定胜局。按孙子的观点，这才是火攻破敌的上乘境界。
孙子这样辩证分析问题，的确非常有必要。因为火攻固然威力强大，效果显著，但利与弊形影相随，有大利者必有大害，这乃是事物的一般规律，“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在火攻问题上不知道灵活掌握，随机处宜，就不能使这种战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有甚者，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叫做“船夫常在水中死，将军不免阵上亡”。譬如南朝萧梁时期，侯景起兵反叛，攻打巴陵，他想“依样画葫芦”，用火攻的手段来攻克城池，谁知风向突变，大火转而烧到自己的兵马，损失惨重，终于大败，这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具体例子。所以，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在实地火攻之时，一定要针对敌情的变化，灵活地加以处置，绝对不做“玩火自焚”的蠢事。孙子早在两千五百年之前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系统提出“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的方法，告诉大家要掌握“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等具体要领，足见他认识之深刻，视野之开阔，可谓语重心长，循循善诱！
东西数万里，上下几千年，运用火攻战术以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就像秋天晴朗夜空上的星星，多得数也数不清。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战国期间田单即墨城下大摆火牛阵击败燕军，东汉班超通西域过程中的破鄯善之战，三国时期孙、刘联军战胜曹军的赤壁之战，东吴陆逊火烧连营数百里、大破刘备的彝陵之战，北宋初年潘美火攻刘，夺占广州平定南汉之战，曹彬火烧水寨，攻取金陵灭亡南唐之战，元末朱元璋鄱阳湖借助火攻，歼灭陈友谅主力之战，等等。这些战役的指挥者，之所以能巧妙运用火攻战法，取得超越常规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作战指挥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了孙子“火攻”理论的结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诸多运用“火攻”战术而取得成功的战例之中，赤壁之战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悉，也是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进而统一了北方地区，占据了幽、冀、青、并、衮、豫、徐和司隶（今河南洛阳一带）一共八个州的地盘，形成了独占中原的格局。曹操“固一世之雄也”，在争夺中原的战争过程中，实行了抑制豪强、选拔贤能、推行屯田等一系列高明措施，建立起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在他的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声势浩大，无人匹敌。在结束对乌桓的战争后，曹操的后方基本稳定，这使得他滋生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念头，企冀成为整个天下的统治者，于是便积极做向南方进军的准备，包括在邺城建玄武池，训练水军，并派人到凉州（今甘肃）授马腾为卫尉予以拉拢，以避免南下作战时侧后受到威胁。
当时，南方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有两支：一是东吴的孙权，他占据着扬州的吴、会稽、丹阳、庐江、豫章、九江六郡。这些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当时遭受战乱较少。而北方人的南迁，又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东吴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力有所增强。在军事上，孙权拥有训练有素的精兵数万，又有周瑜、程普、黄盖、甘宁等多位效忠于自己的名将，加上据有长江天险，因而便成了曹操吞并天下的主要绊脚石。
南方另一个主要割据势力是荆州的刘表。这位仁兄名列汉末“八俊”，名头很大，可实际的办事能力却不足称道，典型的“眼高手低”，加上此时已是年老多病，去日苦多，算不得是曹操的强劲对手。更为糟糕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又很不争气，为争夺继承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从而使得曹操有机可乘。
至于那位以“皇叔”自居的刘备，当时还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他先后依附过公孙瓒、吕布、陶谦、曹操、袁绍，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刘表让他屯兵新野，为自己据守阻止曹军南下的门户。但刘备并非等闲之辈，他的雄心是“匡复汉室”，所以乘着这个机会积极扩充军队，网罗人才。当时他拥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谋士、猛将，是曹操吞并天下的又一只拦路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荆州。因为荆州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地处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占据了荆州，既能够控制今湖北、湖南地区，又可以顺江东下，从侧面打击东吴；向西进军则可以夺取富饶的益州（今四川及重庆市）。同年八月，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九月，曹操进抵新野，刘琮不战而奉表投降。
刘备在樊城获悉刘琮投降的消息后，急急忙忙统领所部向江陵（今湖北江陵）退却。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曹操担心它落入刘备的手中，便亲自率领轻骑五千，日夜兼程行军三百里，追赶行动迟缓的刘备军队，在当阳（今湖北当阳）的长坂坡击败刘备，占领了战略要地江陵。刘备仅仅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突围，逃窜到夏口（今湖北汉口），在那里同关羽的一万多水军以及刘表的长子刘琦率领的一万多人马会合，然后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
曹操占据江陵之后，企图乘胜顺流东下，占领整个长江以东的地区。谋士贾诩认为这时应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养军民，巩固新占地盘，然后再以强大优势迫降孙权。可是当时曹操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乐观，轻敌自大，坚持继续向江东进军。
在曹操进兵荆州之前，东吴就曾有意夺占荆州与曹操对峙。刘表死后，东吴又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去侦察虚实。可鲁肃抵江陵时，刘琮已投降了曹操，刘备正向南撤退。鲁肃便在当阳的长坂坡会见刘备，表达了携手合作、共同抗曹的意向。刘备正是落魄之际，便借势顺坡下驴，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派遣诸葛亮随同鲁肃前去会见孙权。诸葛亮向孙权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刘备虽然刚打了大败仗，但是还拥有水陆二万余众的实力。曹操兵力虽多，但是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更何况曹军多是北方大汉，不习水战，荆州又是新占之地，人心不服。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孙、刘两家结成同盟，齐心协力，就一定能让曹军有来无回，造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孙权赞同诸葛亮的分析，打消了对联合抗曹的思想顾忌。
但是，东吴内部反对抵抗、主张投降的声音也相当强烈。长史张昭等人为曹军的声势吓破了肝胆，认为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兵多势众，又挟新定荆州之胜，势不可挡，双方实力相差悬殊，鸡蛋碰不过石头，还不如趁早打白旗投降。张昭是东吴文臣中的领袖，他这样的态度，使得孙权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这时主战派的鲁肃私下向孙权建议，召回东吴军事主帅周瑜商讨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