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下生信仰的突出表现是弥勒佛像的塑造。与依据弥勒上生信仰塑造的形象不同，那不是着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像，而是着佛装，取双腿下垂倚坐姿态的弥勒像，在造型上与释迦牟尼像无多大区别。这种造像南北两地都很普遍。如敦煌、麦积山、龙门都有高大的弥勒像，浙江新昌石佛寺的弥勒像竟高达十几米，四川乐山大佛更高至62米，雄居世界榜首。另外还有大量的弥勒经变画，表现弥勒下生和龙华树下说法的情景。这一切都说明了弥勒下生信仰流传的广泛。
随着弥勒下生信仰的流传，社会上还出现了若干相关的经典，据智升《开元释教录》卷18《别录中伪妄乱真录》载就有：《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1卷、《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1卷、《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1卷、《弥勒下教经》1卷、《弥勒成佛本起经》17卷、《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1卷、《弥勒成佛伏魔经》1卷、《弥勒成佛伏部庄严成佛经》1卷、《弥勒下生经》1卷、《弥勒下生救度苦厄经》1卷、《勇意菩萨将僧忍见弥勒并示地狱经》1卷、《弥勒下生甄别罪福经》1卷。以上经典都已散佚。这些经典的共同主题就是宣扬弥勒下生，阐述弥勒成佛并进行劝化。这些经典都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如此之多伪经的出现，不是正说明弥勒下生信仰的普及和基础的深厚吗？
弥勒下生信仰也引起了某些统治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尤其关注利用民众的弥勒下生信仰来达到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武则天以妇女的身份登基且取代李唐王朝的一系列做法，从儒家的立场观点来评价是大逆不道的。这样，她就利用佛教来为自己当皇帝制造舆论。据《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690）"载："东魏国寺僧法朗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资治通鉴》，第7册，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武则天俨然以弥勒自居，当改唐为周时，就以"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自称。"慈氏"就是弥勒。武则天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弥勒的化身，神化自己，欺骗舆论，愚弄百姓，利用民众的弥勒下生信仰为自己稳坐皇位找到支撑点。武则天能够利用弥勒下生信仰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信仰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统治阶级利用弥勒下生信仰，同样，民众也利用弥勒下生信仰来造统治者的反。早在隋代就已经有人利用弥勒下生信仰结成团伙反对王朝统治的现象。据《隋书》卷3《炀帝纪》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隋书》，第1册，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事后三年，又出现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聚众反抗的事。同年还有扶风人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举兵作乱"，建立政权，建元称帝。到了唐代，一些人继续利用"弥勒下生"，不断造反。这些情况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和警觉，唐玄宗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并颁发了《禁断妖讹等敕》，明令禁止"假托弥勒下生"的名义从事种种活动。这一举措给了弥勒下生信仰以沉重的打击。此外，弥勒信仰还遭到佛教内部弥陀信仰的思想冲击。净土宗人道绰和善导宣扬受乐之胜、兜率之劣的观念，提倡弥勒净土信仰。道绰在《安乐集》卷上比较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优劣，文中说：
一、弥勒世尊为其天众转不退****，闻法生信者获益，名为信同；著乐无信者，其数非一。又来虽生兜率，位是退处，是故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二、往生兜率，正得寿命四千岁，命终之后，不免退落。三、兜率天上虽有水鸟树林和鸣哀雅，但与诸天生乐为缘，顺于五欲，不资圣道。若向弥陀净国，一得生者，悉是阿毗跋致，更无退人与其杂居。又复位是无漏，出过三界，不复轮回。论其寿命，即与佛齐，非算数能知。其有水鸟树林，皆能说法，令人悟解，证会无生。四、据大经，且以一种音乐比挍者，经赞言："从世帝王至六天，音乐转妙有八重，展转胜前亿万倍，宝树音丽倍亦然。复有自然妙伎乐，法音清和悦心神，哀婉雅亮超十方，是故稽首清净勋。"（《大正藏》卷47，9页。）同时，还有迦才撰写的《净土论》（《大正藏》卷47）更举出十点来说明极乐净土与弥勒净土的优劣。弥勒净土思想受到贬抑，自然也影响到信众的观念。人们开始转向弥陀净土法门，认为此法门更易修行，与其没有尽头地等待弥勒下生，还不如口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直上西方极乐世界更便捷、更痛快。这样，弥勒信仰就逐步被弥陀信仰取而代之，居于次要地位了。然而，公道地说，弥陀信仰之所以兴起，实际上又是弥勒信仰的流传为其奠定了基础的。
最后谈谈化身信仰。自唐开元以后，弥勒信仰每况愈下，弥陀信仰日益赢得更多的信众而成为净土信仰的主流。弥陀石像增多，弥勒石像渐少。在人们信仰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五代十国时，出现了自称弥勒化身而又不造反的布袋和尚的传说。布袋和尚改变了弥勒的形象、身份和功能，也改变了以往中国人打着弥勒化身旗号的所作所为。禅宗典籍《景德传灯录》卷27载：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者，未详氏族，自称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额皤腹。出语无定，寝卧随处。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尽贮囊中。……时号长汀子布袋师也。……示人吉凶，必应期无忒。……梁贞明三年丙子三月，师将示灭，于岳林寺东廊下，端坐磐石而说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偈毕，安然而化。其后他州有人见师亦负布袋而行，于是四众竞图其像，今岳林寺大殿东堂全身见存。（《大正藏》卷51，434页。）随着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说的流传，首先在江浙一带，将布袋和尚作为弥勒原型画像或造像加以供奉，如北宋时代开凿的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的布袋弥勒像，肥头大耳，满脸笑容，袒胸露腹，表现了善良慈祥、宽容大度的神态和风貌。后来，一般寺院也都有布袋弥勒像，有的设在山门殿，更多的则设在天王殿的中央，像的造型是欢颜、皤腹、交脚正坐，民间称之为"大肚弥勒"。这可谓是中国化的弥勒佛。大肚弥勒佛成为护法神，也似乎兼有迎送客人以及规劝世人的职能。在民间的工艺美术品中，大肚弥勒像也成为幸运吉利的象征，深受人们的喜爱。从以上的简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的弥勒信仰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多样性。从内涵看，中国弥勒信仰共有三种类型，即上生信仰、下生信仰和化身信仰，这也是体现了从切望往生兜率，经降生人间到变成化身的弥勒信仰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弥勒信仰体现在造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早期多是弥勒菩萨交脚跌坐像，中间则是弥勒两脚下垂倚坐像，最后是布袋弥勒像，这体现出弥勒信仰演化过程中形象变化的轨迹。弥勒信仰的三种类型也适应了社会上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如弥勒上生信仰多以高级僧侣及士大夫阶层为社会基础，弥勒下生信仰则多为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所奉持或利用，而布袋弥勒信仰又普遍地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
二、实用性。中国人往往更注重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对待弥勒信仰，尤其是弥勒下生信仰，有的更借以实现眼前的现实利益，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武则天利用弥勒信仰，唐玄宗打击弥勒信仰，下层民众利用弥勒下生的旗号造统治者的反，都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至于宋代以来佛寺置布袋弥勒像于天王殿中间，也体现了一种实用性的选择，既避免统治者的再度打击和避免下层民众的政治利用，又能满足佛教扩大教化的需要。
三、融合性。在弥勒信仰的演变过程中，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其结局出现了布袋和尚。可以说这是中国融合思维的创造。布袋可容各种杂物，象征着包容万物。布袋和尚作为弥勒的化身，将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融为一体，印度佛教的出世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入世观念融为一体，禅宗和净土信仰融为一体。布袋和尚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吉利、幸运、包容、慈善，又体现了佛教的神圣形象和济世精神，因而它在佛寺中占有稳定而突出的地位是绝非偶然的。
总之，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演变就是一个不断为中国人所改造的过程，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这里透露出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令人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