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要提出杜甫的诗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下册，390页。），着重阐明其意义。杜甫的这联诗脍炙人口，但人们一般都仅仅从杜甫写诗刻意求工、重视词语锤炼的角度来理解，很少有人去阐明这两句诗的理论意义。实际上，杜甫写下这两句诗，不仅是对他自己创作精神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诗歌中言语表达及其追求的问题。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讲诗歌言语表达要有惊人的效果，而且要创新，不能陈陈相因，落入窠臼，而必须别出心裁，戛戛独造。
陆机在《文赋》中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以比喻说明古人反复用过的词语，如早晨的花朵一样凋谢了，古人未用的或少用的词语，犹如晚出之秀，未经他人振刷，则应予以启用。
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与陆机提出的文辞创新的观点一脉相承，不过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说得更动情，也更具效果。杜甫之后，呼唤文学语言创新最力者乃是散文家、诗人韩愈。韩愈说：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145页。）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同上书，170页。）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上书，171页。）在这里，韩愈提出了四点：其一，文辞对创作的重要，“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其二，陈言务去，因为陈言没有表现力；其三，言语的创新是不容易的，是“戛戛乎其难”的；其四，解决文学言语的表达和创新问题，主要是创作主体要“气盛”，只要气盛，不论言语的长短、声音的高下，都必然合宜。韩愈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
其核心之点还是要创新，要去陈词滥调，与杜甫出语“惊人”的思想相呼应。语言创新一直是中华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在韩愈之后，其门下李翱、皇甫湜、孙樵等人更提出“趋奇走怪”的论点。苏轼、元好问、杨慎、袁枚等人对文辞出新也都有精辟深微的论述。
在文学创作中，文学语言如何才能适应内容的表达？如何才能出新？如何才能取得“惊人”的艺术效果？总结古人的论述，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接受自然的馈赠。文辞的创新实乃出于文意的创新，而文意的创新，又离不开对自然的精细体察和生动描摹。因此诗人必须贴近自然，才能在描摹自然景物中创意造言，令文句“拔天倚地，句句欲活”。对此，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眩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历代书信选》，27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孙樵在《与王霖秀才书》中也认为：“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擒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奇走怪，中病归正。”（周祖撰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3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他们的意思是说，事物不同，个性也不同。比如虎豹与犬羊毛皮的光泽不同，鸾凤与乌雀鸣叫的声音不同，金玉与瓦石明暗亮度也不同，这都是自然本身的规定。所以意新语奇，并非文人故意造作，不过是接受自然的馈赠而已，按自然的本色行事。“趋奇走怪”之论未必妥当，但他们对诗文语意的创新的论述，还是很有见地的。一个诗人作家若能忠实于生活，精细入微地体察生活，听取自然的声音，那么从他笔端流出的言语自然是清新喜人的。例如，对杜甫《水槛遣心二首》中“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诗句，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评道：“‘细雨出’，‘出’字妙，所乐亦既无尽矣。‘微风斜’，‘斜’字妙，所苦亦复无多矣。”但“出”、“斜”二字如何用得妙呢？金圣叹并未说明白。凡认真观察过大自然的人都会知道，在细雨中，平静的江河水面遭到小雨点的轻轻敲击，本在深水中的鱼儿，就会以为有食物从天而降，纷纷探出头来寻觅。在微风中，也只有在微风中，燕子才会在天空中倾斜着轻轻地抖动自己的翅膀。在无风或大风中，燕子都不会有这种动作形态。杜甫在诗中用“出”和“斜”二字，的确是新鲜而又传神的。杜甫之所以能恰到好处地用这两个字，乃是由于他对自然景物的细微变化都有过细致的考察。如“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等，都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元好问语)。生活之树常青，执著于生活的诗人作家，其文意语意也能常新。
第二，自出机杼，诗中有我。“语”要“惊人”、创新，还必须敢于别出心裁，大胆抒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俯仰随人为耻，以自出机杼为荣。如果诗文中的一切都从自己眼中见出，从自己胸中悟出，从自己手中化出，那么，自然就能闯前人未经之道，辟前人未历之境，造前人未造之言。清代学者袁枚说：“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佷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清)袁枚：《随园诗话》上册，2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说得很对。李白的诗歌“拔天倚地，句句欲活”，其重要原因就是诗中“有我”，极富个性色彩。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四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等，都渗透了李白自己的个性倾向、感情色彩和主观愿望，每一句都从自己心中化出，所以这些豪放、潇洒、奇崛、天真的语句，才能够“惊人”传世而万古常新。
第三，熔古今于一炉，自成面貌。“语”要“惊人”、创新，并不是要割断传统，把前人说过的话全部丢弃，自造一些“怪怪奇奇”的语句。唐代裴度对韩愈门下一些诗人一味追求奇诡的弊病提出了批评。他主张继承传统，认为古代经典之作，“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怪之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与传统完全对立是不行的，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昔人有见小人之迷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而冠带以为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考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裴度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传统亦步亦趋、食古不化也是没有前途的。实际上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又能有所创新，这里有一个变旧为新的“度”的问题。这可能是熔古今于一炉中最难于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有价值的论述，可以举出清代李渔和顾炎武两人的论点。李渔说：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之情态。传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以拂听者之耳。况古人脱稿之初，便觉其新，一经传播，演过数番，即觉听熟之言，难于复听，即在当年，亦未必不自厌其繁而思陈言之务去也。我能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昧，虽观旧剧，如入新篇，岂非作者功臣……但须点铁成金，勿令画虎类狗；有须择其可增者增，当改者改。万勿故作知音，强为解事，令观者当场喷饭。（(清)李渔著，艾舒仁编选，冉云飞校点：《李渔随笔全集》，5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7。）李渔从世道人心变易的角度，要求对旧篇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昧，用以变旧为新的方法来达到对文学内容与语言的更新。这是很有价值的见解。顾炎武则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