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邓小平在上海专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1993年9月，邓小平再次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十几年前的讲话仍值得我们牢记。
前面讲的给农民工和上班族涨工资是调整初次分配，而接下来要讲的完善社会保障是财富的再次分配。只有做好两次财富分配，中国的消费市场才能扩大，拉动内需才不至于成为空话。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对社会保障的高度概括。
社会保障通常被称为人民群众的“安全网”，其核心功能就是保障全体人民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收入和基本医疗不受影响，从而减少贫困，维护社会稳定。而随着社会保障待遇和低收入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改善人们的消费心理预期和消费结构，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让一个人掉队”是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工作的最通俗目标：居民无论是否曾被雇佣，达到一定年龄均可领取养老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政府提供的育儿津贴，以减轻他们抚养孩子的负担；所有居民无论收入状况、社会地位及其他情况有何不同，均可得到尽可能好的医疗服务。
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的目标。随着财富蛋糕越做越大，中国在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方方面面都应努力做好，让全民共享共同创造的财富。
发达国家拿出很大比例的财富用于社会保障。2002年，瑞典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325％，法国是306％，德国为305％，丹麦为30％，芬兰为264％，而欧盟15国平均水平为275％。而在2008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75%。
2009年，中央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财政全年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6%。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6927亿元，比上年增长442%。到2009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34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0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增加8239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增加31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增加1074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增加1606万人。这些是可喜的进步，但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仍需持续努力。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已经率先行动起来，把完善社会保障当成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
2010年6月，在陕西神木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的一间病房里，《人民日报》记者见到解家堡乡农民王双怀。61岁的王双怀因患胃癌，胃部被切除，先后住院9个月，医药费花了2万多元，自己仅负担1400多元。王双怀含泪对记者说：“如果没有免费医疗，我得的这种病，只好窝在家里等死。现在只花不多的钱，就重获新生！”记者还遇到神木县北关村的武国华，他的孙子因肺炎住院22天，花了4263元，武国华只需负担4557元。武国华感慨道：“这个政策实在太好了，我们只花很少的钱就能看病，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政府想着百姓，让人心里暖啊！”
神木县自2009年3月1日全面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被世人称为“神木模式”。
神木县康复办主任张波计算出全县40万人口2009年医药费用的大概需求为13亿元，凭神木的财政收入完全负担得起。而截至2010年5月底，全县累计报销住院患者47826人次，累计报销住院医药费183亿元。由于2009年全县财政总收入达到9326亿元，因此县委书记郭宝成说：“虽然超出了事先核定的13亿元总额，但县财政完全负担得起。”“况且医疗保障并不是神木开支最大的民生工程，开支最多的是从2008年就开始推行的12年免费教育。让经济发展成果充分惠及百姓，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2009年实行免费医疗的头几个月神木县医院出现了一些拥挤和排队的现象，张波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政府亏欠农民太多。张波曾在县医院碰到一位年纪才三十来岁的病人，因为胃溃疡出血住院。经了解，这位病人早在几年前就得了此病，但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未能及时治疗。“在免费医疗后，该病人才敢住院治疗，我当时看了心里很难受！因此，现在最需要担心的不是公众的道德问题，而是如何把这一政策执行好。”“如果说有些拥挤的话，也是在还债！”
《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全民免费医疗和12年义务教育政策让神木人从此不用再担心看不起病，也不用再为子女的教育花费发愁(每个高中生每月还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100元生活补贴)。当地人说，一二十年前，偏居一隅贫穷的神木人都想往外流；如今，在这些福利政策的吸引下，神木的户籍就自然具有相当的含金量，此前已将户籍迁出神木的人又开始“回流”。
《东方早报》记者在神木县卫生局采访时就碰到了一个迁户口的特殊案例。原本为神木籍的呼芳琴几年前嫁到内蒙古。2009年5月，她的丈夫因肝病去世，女儿又患了肌肉萎缩症，无钱医治。在得知神木实行免费医疗之后，呼芳琴想把女儿的户口落在神木，向县委书记郭宝成求助。经郭宝成特批后，她女儿的户籍又落在了神木。呼芳琴补交了10元钱医疗保险费用后，她女儿就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了。记者在采访时还遇到数名外地来神木的务工者，他们都表示，以后想把女儿嫁到神木，“教育看病不要钱，负担要轻不少”。
那么“神木模式”有普适性吗？首先神木是个富足的地区。经过地质专家们勘探发现，神木46%的地底下全都是煤。按目前每年还不到1亿吨的煤炭开采量来算，神木的煤可以挖500年。其次神木是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因煤炭而富的人还是少数。这和中国很多地区的情况相似，财富总量较大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神木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12年义务教育，那么其他富裕地区是否可以考虑跟进呢？
今天在科教领域烧钱，
为明天的消费力买单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如何，一看劳动力供应量是否充足，二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
从劳动力供应量来看，中国这些年的问题是劳动力过剩，但是20年后，这个状况则刚好倒过来，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量将面临着严重不足。
中国实施30来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也为将来社会的劳动力供应不足埋下了隐患。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17年来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根据相关专家的人口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将达到999亿人的峰值。此后，到2027年，将出现为期10年的缓慢下降，年均减少的劳动人口大致为170万人。从2028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至2038年，累计减少劳动人口12569万人。至2085年的时候，劳动人口将降低到40042万人，而到2100年，则锐减至31621万人。伴随着这个递减周期的，是抚养比的不断上升，从2007年的3793%，上升到2017年的3812%，2027年的4031%，2038年的5387%，在2085年时，达到抚养比的峰值7795%。
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人口结构上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劳动人口的不断递减，几十年后，我们的国家将出现劳动力供应量严重不足；二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抚养比的攀升给本来就有限的劳动力带来了更大的养老负担。这一增一减，也就意味着今后社会平均摊到每个劳动力身上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这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个不利因素。在这方面，日本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日本近些年来的经济低迷，和它人口的严重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和养老负担沉重是有很大关系的。
基于以上人口结构上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条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是前面提过的加速推进城市化。接下来就是要以更大力度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和教育都能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能靠较少的劳动力创造较多的财富来解决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这样人们才能放心地把主要收入花在衣食住行和娱乐等消费上。
大飞机项目的重新上马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的大飞机建设并不是从2008年建立项目合资公司以来才开始的。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受惠于新中国成立初苏联对我们国家援建的一批大型工程项目，其中便有十几项航空工业。在苏联的专家和技术支持下，中国的航空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内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航空技术。我们曾经在1970年上马“运10”大飞机建设，花了10年时间，博采众长，终于自主研发出了中国的百吨级大飞机，于1980年首次试飞，之后几乎飞遍了全中国，性能完好。但是后来由于后续资金不足和观念上的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搁浅了，并且一搁就是近30年，原来的一批核心技术精英，老的老，转行的转行，作鸟兽散。之后，“仿制文化”盛行，国家宝贵的自主创新的航空技术就这样流失掉了。几十年中，中国在航空领域内的核心技术层面一直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最需要的顶尖飞机总设计师等人才，被外国政府严格控制，不使之流入中国。没有这个最核心的、技术含量最高的主脑，中国航空业想不看西方人的脸色行事都难。
难道中国人天生比外国人笨吗？当然不是。最关键的是之前我们国家的资金紧张，并且走的是发挥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之路。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产业升级的瓶颈，我们需要自主创新的科技来带动；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自主研发；加之我们在技术上本来就有基础。
国家强烈的主导意识，自然成为了“大飞机”项目能不能上马的关键。事实证明便是如此，“大飞机”项目之所以这么快拍板，正是因为本届政府有着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向“创新型国家”迈进，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我们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要降低到30%以下。所以，尽管在“大飞机”项目的论证过程中，遭到了一航和二航的诸多质疑和谏阻，乃至各大强势部委的众说纷纭，但最后都统一到了中央坚定的国家意志下面来：一定要做，要自主创新！乃至不惜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独立于一航和二航现有体系。公司的董事会中有一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从这史无前例的高级别董事会构成情况来看，中央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首型国产大飞机被命名为“C919”，寓意着这个最大载客量为190座的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鸟兄能够尽情翱翔于蓝天，地久天长。世界航空史上“ABC”（空客、波音、中国）的概念应该要得到普及了。
“大飞机”项目的深层意义是中国制造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