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清军已经占据了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及河南东部，轻而易举地将整个中原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多尔衮开始迈出统一全国的步伐。
多尔衮这个人，怎么说呢，要么太谨慎，要么太不谨慎。
在他看来，敌人只有两种：或者坚不可摧，或者不堪一击。李自成、弘光政权显然不是坚不可摧的，那就只能是不堪一击了。
于是，多尔衮打算一起收拾，毕其功于一役。
整套作战计划分为西线和南线两个部分，犹如两只有力的臂膀，准备将天下揽入怀中。
西线由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指挥，率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经山西北部、内蒙进攻陕西，在夺取榆林、延安等地区后挥师向南，直捣李自成的老巢西安。
南线由定国大将军、豫王多铎指挥，率另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部，渡黄河南下，夺取南京。
多尔衮以大清朝廷的名义发出檄文，将弘光朝廷定义为“伪政权”，并向普天下发布其“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公开表示不日将大举南下，剿灭前明余孽。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南京政权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次转机——多铎接到多尔衮的新命令，刚刚渡过黄河便挥师向西而去。
这就奇怪了，多尔衮刚刚发布南征的命令，但多铎的大军刚过黄河，却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多尔衮后院起火？不大可能！如果真是如此，应该命令多铎迅速返回北京才对，怎么又转而向西呢？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退踞陕西的李自成一定在搞什么大动作！
在小说《亮剑》里，李云龙为了报仇救老婆，不经请示就擅自率部围攻平安县城，将晋西北搅成了一锅粥。八路军总部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侦听鬼子的通讯，听到对方反复提到“平安县”这个地名，方才恍然大悟。
用一个时髦的网络词语来形容，这叫做“逆袭”。
李云龙的“逆袭”是小说，李自成的“逆袭”则是现实。清军在通讯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北部济源、焦作一带的“怀庆府”。
十月十二日，改变整个时局态势的怀庆战役爆发。李自成集结了分散在河南西部及陕西一带的残余兵力，对怀庆府的清军展开大规模攻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几乎全军覆没，府治沁阳县被大顺军重重围困，危在旦夕。
接到沁阳的求救报告，警觉的多尔衮发现情况不妙。李自成既不是坚不可摧，也绝非不堪一击。所谓的敌人，原来还有一档叫做“死缠烂打”。多尔衮原以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成强弩之末、惊弓之鸟，只会龟缩在西安附近，等着阿济格前来收拾残局。没想到，李自成凭借一群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竟然还敢在中原搞“逆袭”，这问题就比较大了！
一个小小的怀庆府，为什么会引发清军统一策略的重大调整呢？
如果清军继续执行原定作战方案，已经“打了鸡血”（完成兵力集结）的李自成完全可能趁阿济格尚未到达西安、多铎已经南下的空隙，横扫河南、山东，威逼京师，再给多灾多难的北京来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
清军虽然不是豆腐捏的，但这个推断并非危言耸听。清军兵力有限，如果不是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军的倒戈，多尔衮要统一全国，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阿济格、多铎带走的部队，基本上是清军的全部家当。
绝大部分主力都出远门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必然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果李自成率大军前来，凭借不久前的统治基础，轻而易举便能让黄河流域短期内易主。
大顺军一旦“重出江湖”，占据堪称“天下中枢”的河南、山东，清军将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西线，从大漠钻出来的阿济格风尘仆仆，可以顺利拿下同样空虚的西安。但是，南面的张献忠已经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即便他打死不出剑门关，清军也不得不防。
——南线，多铎南下与弘光政权的几十万军队交火，北面又是风头正劲的大顺军，多铎大军就成了一支与北京失去联系、面临南北夹击的孤军。
形势一旦对清军不利，难保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这些靠叛变起家的“投机分子”再叛一次，捞取“光复江山”的政治资本。
在“出头鸟”大顺军的率领下，如果弘光政权、张献忠还有清军身边的“投机分子”蜂拥而上痛打落水狗，原意是想揽江山入怀的两只臂膀，将被打成自顾不暇的“残肢断臂”，北京的多尔衮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
悲哀！臭棋！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多尔衮不是脓包，李自成在怀庆府的疯狂已经让他预感到了危险，因此迅速作出反应，转变原定作战方案，命令多铎挥师西向，先解沁阳之围，随即西进潼关，与阿济格会剿李自成。
如此看来，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南京的弘光政权，之所以打不赢兵力不占优势的清军，实在不是因为自己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多尔衮采取怎样的作战策略，清政权想统一全国，都将面临同时在两线作战的局面：一边对付西北的李自成，一边对付南方的弘光政权。既然李自成可以趁着清军后方兵力空虚大肆进攻，那么在多铎率军西征后，弘光政权在理论上也可以出师“北伐”，抢占中原。
对于这个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局面，多尔衮根本不屑一顾。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试探，特别是通过与南方使团的接触，他已经看清了弘光政权腐朽无能、苟且偷安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南京的那群脓包哪怕有一丁点儿北上光复故土的意图，清军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拿下河南、山东。想让弘光北上夺中原？即便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朱由崧也不敢与清决！
弘光政权的朝堂上就是一群如假包换的脓包，李自成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自从揭竿而起以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充分发扬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先是一路凯歌高唱、横扫中原，逼得崇祯皇帝上吊殉国，大顺军定鼎北京，宣布改朝换代。但是，进城之后的李自成贼性难改，不懂得团结官绅，实行“封建主义改造”，而是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流氓”路线，根本不像个“开国之君”的样子，逼着吴三桂倒戈，这才让关外的清军钻了空子。
山海关一战，大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李自成完全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有计划地撤退，既避敌锋芒，又不断袭扰，消磨清军的锐志，以图伺机反击。遗憾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索性一溃千里，将整个黄河流域拱手让出，开局的优势被消耗殆尽，大顺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怀庆战役，又是李自成在关键时刻下的一着臭棋，硬逼着自己从被动走向绝境。
按理说，李自成能够主动在中原反击，显然对清军很不利，为什么说是一着臭棋呢？
——勇气与精神可嘉，但你得把时间算准了再打吧？
李自成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多铎大军刚进抵黄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不是故意找收拾吗？
如果李自成能够等待一段时间，待多铎军队离开河南并与弘光的军队交上火之后，再集结兵力，在中原一带发动大规模反击，境况明显要有利得多。届时，多铎即便想抽身回撤，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抽身，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
李自成的这步棋实在是臭得可以，大顺军虽然在怀庆府取得了局部战场的胜利，但要老命的是，这场胜利引起了多尔衮的警觉，命令正准备南征的多铎大军悉数转而向西。李自成替弘光政权暂时解了围，做了一次损己利人的“活雷锋”。
多铎挥师西向后，迅速扭转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又成溃败之势。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发动潼关战役，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战败。次年正月初四，刘芳亮部也被清军击溃。李自成亲征迎敌，大顺军还是屡战屡败，局面十分被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已无胜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次日，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已经向清军敞开。十三日，李自成率残部弃守西安，经商洛向河南伏牛山一带撤退。十八日，多铎大军进抵西安。
收到多铎的捷报后，多尔衮命多铎将善后及追剿等事宜悉数交付阿济格，率部执行原定作战计划，继续南征。
二月二十四日，多铎大军抵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准备经短暂休整后，在三月和四月间南下，一举夺取南京。
从十月发动怀庆战役，到次年四月多铎再次南征，“活雷锋”李自成以大顺军惨败为代价，为弘光政权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弘光政权完全可以挥师北上，呼应李自成的大动作，彻底搅乱中原态势，局面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事实上，弘光政权面临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贸然北进，或许是担忧北京的清军大举南下，而此时全然不必有此后顾之忧，“活雷锋”李自成已经牵制了绝大部分的清军主力。多铎、阿济格两路大军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线，清军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顺军残部纠缠，黄河一线只有肃王豪格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防守。
神佑大明，良机天成。天赐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脓包，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东总督（名义上的）王永吉、江西总督袁继咸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继咸的话非常切中要害：清军没有大举南下，因为顾虑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们也得玩完儿。（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作为一个政权，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真理掌握在说话不管用的人手里。
在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为代表的实权派看来，北上的建议实在太不靠谱。既不符合“联虏平寇”的既定国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鲁莽之举。清军不南下已经是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马，你还主动贴上去挨揍，这不是犯贱吗？
唇亡齿寒？什么唇亡齿寒！大明弘光继自道统，怎么能跟流贼，特别是跟逼杀君父的流贼有唇齿之论？尔等是何居心？
由于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坚决反对，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该贪的继续贪，该混的继续混。
“三大疑案”
虽然没仗打，但“南混”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反而是忙得晕头转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发生了。
根据不言自明的惯例，加一个“南明版”，实际上想说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创是发生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创版的“三大疑案”很复杂，天启在位七年，加上崇祯在位十七年都没有把这几桩案子彻底搞清楚。远道而来的满清政权更是抓瞎，然后越传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还是众说纷纭，谜影重重。
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原创版“三大疑案”的经过。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东林党骂得爽快，马士英全当放屁。骂惯了，听惯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在群臣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时候，却相继上演了扑朔迷离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称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场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旋涡，并最终将弘光政权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三大疑案”的始末，后人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种史料中进行了大量脱离史实的改造与修饰，包括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清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较而言，李清在《南渡录》、《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李清时任弘光政权的都给事中，是“三大疑案”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党争中基本上“不持立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较谨慎和客观。
下面就根据《南渡录》的记载，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悲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难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即便是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也难以幸免。虽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饭，没饭吃就得逃难，所以来个和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说他是亲王！这问题就闹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时除了和尚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了谨慎起见，朝廷立即安排对和尚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崇祯皇帝曾封自己做齐王，自己没答应，后来做了吴王，其间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经审讯，大悲和尚不过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屁民”一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处斩。
案件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因为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胆，敢冒充王爷？他以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忆症？
我们想到的疑问，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也能想到。在刨根问底的审讯中，大悲和尚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好家伙，翻案来了！
不仅如此，大悲和尚还供出了所谓的“幕后主使”——钱谦益、申绍芳。这两个是什么人呢？申绍芳不过是陪衬，最关键的人物是钱谦益。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东林党“大佬”之一，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动议者，后来见风向不对，立即倒戈，向马士英“投诚”。大悲和尚案发时，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书。
真是躺着也中枪！钱谦益、申绍芳连忙上疏辩解。与东林党有宿怨的阮大铖及时抓住机会，跟御史张孙振相勾结，断定大悲和尚的背后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反动组织”（说直白一点，就是“潞王还乡团”），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一道“黑名单”，包括所谓的“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要求朝廷对这股“暗流”一网打尽！
从数量上看，阮大铖的“黑名单”共计罗列了一百四十三人，规模相当庞大。再翻看名字，弘光皇帝大吃一惊，甚至阮大铖的“大哥”马士英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黑名单”里都有谁呢？
“十八罗汉”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黄道周、吕大器、袁继咸、路振飞等。
“五十三参”中有姚思孝、章正宸、熊汝霖、黄澍等。
“七十二菩萨”中有刘宗周、祁彪佳、张国维等。
对这些人不熟悉不要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人”（有些人只是“同情者”，如史可法、黄澍）。要是照这个名单抓人，整个朝廷基本上都得被腾空。人都进大狱休息了，谁干活？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阮大铖你个小王八蛋，别没事找事！
阮大铖想借机排斥异己，由于动作太大，被马士英摁了下去。大悲和尚被处斩，也就算是结案了。
大悲和尚人头落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到底谁是主使？不过，如果什么都真相大白，那就不是“疑案”了。
咱们把这个疑点暂时放一放，后面再说。
——“假太子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
十二月，鸿胪寺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在南下时，遇到一位少年同行。夜宿客栈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上竟然绣有龙纹，吓得不轻，一般人哪敢穿这玩意儿！经反复询问，少年承认自己就是崇祯皇帝的太子，这下麻烦大了！
穆虎回到南京，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高梦箕。老高没见过真太子，对宫中之事也不甚明了，一时间难辨真伪。见少年言之凿凿，老高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宁可信其真，便私自将其秘密转移到了杭州，暂时安置在侄子家中。
奇怪了，高梦箕为什么不直接向朝廷奏报，而是将真假难辨的太子秘密转移呢？
原来，朱由崧出于自身皇位的考虑，早在几个月前就迫不及待地凭借“路边社”的报道，以朝廷的名义宣告崇祯皇帝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已经死亡，上了谥号。此时突然冒出一个太子，如果公之于众，恐怕是凶多吉少！
高梦箕想等一等，但该少年在杭州一点儿也不老实，到处招摇过市，喝高了就满嘴跑火车，搞得人们议论纷纷，满城风雨。万不得已，高梦箕准备将此人转移到金华，但流言蜚语已经四处散播开来，很快就能风传到南京。
为了争取主动，无可奈何的高梦箕于次年正月，正式向朝廷上奏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举朝震惊！刚处死一个“王子”，又钻出一个“太子”，这不是“活见鬼”吗？还让不让弘光皇帝活？
即便是真的，也要把他弄成假的！——朱由崧心里未必没有这样的念头。
让朱由崧感到幸运的是，经内臣李承芳、卢九德以及当年太子的讲官刘正宗、李景廉等人辨认，这个少年显然不是真太子。
第一，经内臣验视，此人“面貌不对，语言闪烁”；
第二，讲官回忆，太子“眉长于目”，此人不符；
第三，根据西宫袁妃回忆，“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此人也不符；
第四，讲官对当年的情况进行询问，少年所答皆非。
此时，出使北京的左懋第也发来密奏，说北京出现了所谓的“太子”，真伪难辨。情势复杂，弘光朝廷对这个“太子”的真实性更加怀疑。
经严加审讯，少年承认自己本名王之明，根本不是什么太子。最关键的是，少年供出了“幕后主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
尽管兵科给事中左戴英认为穆虎的背后还有人，但弘光皇帝、马士英等人并不打算深究，没必要再整出什么“十八罗汉”、“七十二菩萨”之类的自讨没趣。最后，假冒太子的王之明、“主使”穆虎被打入大狱，高梦箕负连带责任被革职。
案子办成这样，也就算是破了，但疑点依然存在：到底谁是主使？
不着急，一会儿再说。
——“童妃案”，发生于弘光元年（1645年）初。
某日，有一位童姓女子自河南而来，自称是弘光皇帝的原配妃子。刘良佐率先得报，让妻子对其进行询问。女子说自己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女子向刘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背为记，今在宁家庄。”
宫闱之事，刘良佐两口子更是抓瞎，赶紧送到南京，由弘光皇帝亲自勘验。自己的老婆，总该认识吧？
得到奏报，朱由崧既抑郁又气愤：我做个皇帝容易吗？假王子、假太子也就算了，怎么凭空又冒出个老婆来？
想都不用想，朱由崧直接作了批示，将此女子送镇抚司羁押审讯。怒火难平的朱由崧还当廷作了澄清：
第一，我的原配是黄氏，早逝，继妃李氏，死于战乱。
第二，我当初不过是郡王，哪有资格立什么东宫、西宫？
果然，该女子经不住严刑拷打，被迫招供说，自己其实是周王的妃子，以为是周王做了皇帝，认错人了。
最终，假冒妃子的女子被羁押，不久后死于狱中。
相比于其他两个“疑案”，这个案件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弘光皇帝作为当事人，已经作了澄清，而且这个澄清符合相关的历史记录和制度。
但实际上，在“三大疑案”中，“童妃案”的疑点最大。
就算女子后来招供的是真，她确实是周王的妃子，但朱由崧没有资格立东宫、西宫，同样身为郡王的周王当然也级别不够。这说明，该女子也不是什么周王的妃子。
她到底是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怎么敢冒充别人的老婆？
和尚冒充王子、少年冒充太子，都有投机的成分在里面，反正见过的人也不多，时间长了也记不清楚，说不定还能浑水摸鱼。但是，冒充一个大活人的老婆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当朱由崧是白痴，还是认为他失忆？
所以，“童妃案”最大的疑点在于：这是一个毫无胜算的冒险，女子为什么还要自寻死路？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谁让她这么干的？
妥了，看似毫无关联的“三大疑案”，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疑点——到底谁是主使？
解密
解开“三大疑案”的谜团，实际上就是回答三个问题，我可以先告诉大家答案，当然，仅供参考。
第一，“三大疑案”是孤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
答案：有关联！
第二，“三大疑案”的主使是谁？
答案：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推测，无论主使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
第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答案：拱倒朱由崧！
归纳起来就是：有一群东林党，为了将朱由崧赶下台，精心策划了几桩案件，最后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三大疑案”背后的惊天秘密！
有了答案，我们再对“三大疑案”的案发过程进行复原。
“选嗣总决赛”落败后，东林党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大肆攻击马士英，以及后来被“破格提拔”的阮大铖。
想当初，东林党在“国本之争”、“明末三大案”中都取得了辉煌胜利，没想到在南京竟然阴沟里翻了船。一夜回到解放前，东林党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林党表面上痛斥马士英、阮大铖，实际上是借以表达对朱由崧的不满。不敢打主人，那就打狗给主人看，马士英、阮大铖成了弘光皇帝的“替罪羊”，饱受攻讦。
骂了几个月，东林党并没有达到目的，朱由崧继续玩，马、阮继续贪，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东林党连香味都闻不到。
对手太强大，斗争手段需要升级，东林党开始下狠手。于是，被重金收买的大悲和尚出现了。大悲和尚假冒王子不过是幌子，真实的目的是要制造舆论，也就是那句至关重要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按照东林党的计划，通过牺牲一个大悲和尚，唤起群臣的“良知”，将当初“选嗣”的案子再翻出来晒一晒，说不定就能翻身。
另外，东林党还谋划了一个“副产品”——构陷东林党的大叛徒钱谦益。
正是这个“副产品”，差点让东林党被连锅端掉。挨了这么久的骂，阮大铖早就想伺机反扑。钱谦益叛变了，但曾经也是东林党，谁敢保证他不是卧底？于是，准备将东林党一网打尽的“黑名单”正式出炉。
东林党的头号敌人朱由崧、二号敌人马士英一致认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整翻了全得淹死，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算是给东林党一个台阶下，“大悲案”也就草草了结。
出师不利的东林党开始谋划第二招：既然假冒王子不靠谱，索性冒充太子，看你朱由崧怎么办！
于是，假冒太子的王之明出现了。东林党的本意，当然不是真的要让一介草民王之明浑水摸鱼、以假乱真，而是想给朱由崧难堪，摸一摸他的底牌。
朱由崧虽然昏庸无能，但在保住位置的问题上还是比较狡猾的。得知有“太子”南来后，朱由崧很大度，公开表态：如果真是先帝的太子，反正我也没儿子，就做我儿子吧。（若果系真东宫，朕尚无子，即爱养他。）
朱由崧的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我对先帝之子没有什么忌惮；其二，想现在顶替我？免谈！等我死了再说。
“太子”经验视为“赝品”后，朱由崧不无“遗憾”地感叹：“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
朱由崧见招拆招，东林党又败下一城。最后，不甘失败的东林党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假冒的“童妃”出现了。
为什么说“童妃”是东林党的杀手锏呢？我们先做一个推理题。
现有甲、乙二人，乙声称自己是甲的妻子，但甲不承认，什么情况？
答：乙是冒充的。
错！确切地说，不全对。
应该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A.乙是冒充的；B.甲是冒充的。
朱由崧、马士英当然选A，但东林党选B。
——“童妃案”变成“假皇帝案”！这就是“童妃”出现的真实目的！
假冒的“童妃”必然会被戳穿，因为朱由崧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又冒出一个“原配”来。但东林党所需要的，就是朱由崧说他不认识。
假设“童妃”是真的，但朱由崧却说他不认识，为什么？答案是唯一的——坐在皇位上的朱由崧是假的——这就是东林党的逻辑！
如果朱由崧将错就错，认了这个“童妃”，东林党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可惜，窝了一肚子火的朱由崧打死也不承认，马士英也没看出其中的玄机，无意中落入了东林党设好的圈套。
不过，东林党还是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赌注太大，玩的人就少了。
和尚冒充王子、草民冒充太子，都有不少人跟着瞎起哄，但真要认定台上的朱由崧是“赝品”，这风险就太大了。别看“愤青”们平时叫嚷得比谁都厉害，真到冲锋陷阵的时候，绝大部分都会家里有事，一哄而散。
没人响应，东林党纯粹白忙活一场。
睢州之变
弘光朝廷被“三大疑案”搞得鸡飞狗跳之时，作为“督师”的史可法虽然远在扬州，却没有双手插袖管里，蹲一旁看好戏。
史可法决定趁多铎率军剿灭李自成之机，做一件大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史可法命令高杰率军北进，这是弘光政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老史，你有种！
别忙着鼓掌欢呼，史可法可是一直都不同意主动招惹清军的，他派高杰北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十二月，高杰向留守黄河的清肃王豪格发了一封信，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欲会师剿闯，始终成贵国恤邻之名。”
原来如此！
志气高昂地率军北进，原来是想帮清政权“打短工”，一起收拾李自成。
老史，你有才！
弘光军队想帮忙，还得看东家愿意不愿意。肃王豪格的回书开宗明义地写道：“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
一张热脸，贴一冷屁股上！
原本是奉命来帮忙的，却被清军默认为“投诚”，上哪儿说理去？既然清军不识抬举，高杰索性沿着黄河展开防御。（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到达归德（今河南商丘）后，高杰要求睢州（今河南睢县）总兵许定国前来商议防御事宜，但许定国竟然不来。高杰郁闷了：破天荒地搞了一次“北伐”，怎么总遇到冷屁股？
许定国这样做，源自多年前的一桩血案。
高杰曾经跟着李自成闯荡江湖，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路过一个小村子，搞了一次“三光”。其中的一户全家老幼都被残害，只有一人侥幸得脱，这个人就是许定国。后来，高杰向明军投降，两人共同效力于朝廷。许定国表面上与高杰交好，却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仇。
当年四处乱窜，杀人如麻，高杰哪里知道还有这桩旧案，只是觉得作为堂堂的四镇总兵之一，老朋友却不给面子，自己有点下不来台。高杰咽不下这口气，于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初十，带着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前往睢州，找许定国把话讲清楚。
其实，王之纲奉命以河南总兵的名义“开疆”归德时，久居睢州的许定国担心被吃掉，早就坐不住了，暗中让两个儿子过河做人质，投靠了肃王豪格。
高杰到来后，许定国派人给豪格传话，要求清军过河支援。哪壶不开提哪壶，豪格一听就窝火：老子手上要是有兵，还用等你来请？
当然，这话不能对许定国讲，豪格后来给多尔衮的奏报中说“未奉旨不敢擅往”，其实就是兵太少，不敢轻举妄动。
清军的援军不肯来，许定国只有自己想办法。十二日，许定国摆了一场“鸿门宴”，高杰不听越、陈两人的劝阻，执意赴会。当夜，高杰被许定国暗杀，越其杰、陈潜夫仓皇逃走，史称“睢州之变”。
十三日，得知主将被杀的“高家军”大举攻入睢州，充分发扬乌合之众的“优良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兵力处于劣势的许定国趁乱渡过黄河，正式向清军投降。
高杰死后，几万军队群龙无首，早就看高杰不顺眼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开始蠢蠢欲动，纷纷痛打落水狗，准备将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家军”据为己有。
唯一一次“北进”搞成这个局面，史可法实在是有苦难言，只能亲自赴徐州善后。
为了安抚“高家军”，弘光皇帝命高杰的妻子邢夫人统辖“高家军”各部。史可法则与诸将约盟，立高杰之子高元爵为兴平伯世子，又提拔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打破了其他总兵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
邢夫人很清楚，凭借她和李本深的本事，是驾驭不了“高家军”的。因此，邢夫人建议史可法收高元爵为义子，实际上就是想将“高家军”改造成“史家军”。但是，史可法嫌高杰是“流贼”出身，婉拒了邢夫人的动议，让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作了“替身”。
史可法如此因循守旧，实际上是将“高家军”当成了弃子，江北防线的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睢州之变”对史可法的打击太大，致使他认定“中原不可复为”，将高杰军队从睢州撤回徐州。由于善后处理不当，“高家军”陷入内讧。史可法无计可施，轻易放弃了军事重镇徐州，于二月南下，退保扬州，弘光政权在淮河的防线不攻自破。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到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清、顺两大政权在西北死磕，南明弘光政权本可以在一旁养精蓄锐。但是，死性难改的“南混”却继续左手跟右手较劲，闹腾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
“活雷锋”李自成为弘光政权争取到的宝贵喘息时机，就这样被“三大疑案”、“睢州之变”消耗殆尽。
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