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剿杀
郑成功、张煌言在长江下游落败时，永历政权在西南、两广的势力也正在加速崩塌。
多尼统领三路进剿云南，“逃跑帝”朱由榔逃出国境，永历政权相当于降了“半旗”。吴三桂因后勤补给问题“振旅班师”后，清军又不断对滇中、滇东进行清剿。
清军剿杀的目标，除了南明的抗清武装以外，还有无辜的百姓。清军的极端残暴，让云南成了人间地狱，“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
这种惨无人道的肆虐，激发了云南百姓的怒火。元江土知府那嵩秘密联络降清总兵高应凤，以及石屏总兵许名臣等土司，于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公开抗清。九月，许名臣部攻克石屏州，那嵩等派军进攻蒙自，滇东土司纷纷响应，令初来乍到的清军相当惊恐。
但是，李定国、白文选等永历军残部的主力部队分散在滇西各地，内部的统一调度指挥都难以实现，更不要说开赴滇东支援土司抗清了。
九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率军从昆明出发，进逼那嵩、高应凤驻守的元江，许名臣迅速率部从石屏州回援。十月初一，清军占领石屏，于初九围攻元江。抗清义师寡不敌众，陷入绝境。那嵩拒绝清军的招降，举家自焚，许名臣也自杀殉国，高应凤等被俘，起义被彻底镇压。
与当地百姓誓死抗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由榔、李定国、白文选西窜后，分散在云南各地的永历军残部掀起了一股投降高潮。永历十四年（1660）正月，杨武率高文贵（已病死）旧部三千余人不战而降。五月，祁三升率八千余众投降。至七月，已有马宝、马惟兴、杨威等部相继归附清军。吴三桂将这些降军统一整编为十营，兵力共计三万人以上！
——百姓奋起抗争，军队纷纷投降，这打的什么鸟仗？
云南如此倾颓，四川也难以独善其身。
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十一日，四川巡抚高民瞻率军从保宁出发，一路攻取灌县（今四川都江堰）、绵竹、什邡、汉州（今四川广汉）、简州（今四川简阳）等地，于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南明守军在总兵刘耀、杨有才等人的率领下不战而降，“满城荆棘”的成都落入清军之手。
九月，清军又南下进取嘉定、建昌一线。次月，陈建等杀害高承恩，奉其首级向清军投降，川南沦陷。
清军轻而易举拿下川西、川南，但对于川东的“夔东十三家”只能是“望山兴叹”，不敢轻举妄动。除了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以外，这些号称“十三家”其实远远不止十三家的抗清武装，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个算是一个，都是“死心眼”。
——投降？不好意思，这俩字不认识！
“十三家”中有郝摇旗、李来亨（统率忠贞营旧部）、袁宗第、刘体纯等人。提起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支多么“难缠”的武装。
一直等到朱由榔遇难、郑成功航海，清廷才开始着手准备拆除这群“钉子户”。
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上疏，提出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的作战部署。九月，清廷正式作出批复，同意李国英的动议，调军进剿。
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四川、湖广、陕西三省清军分别从三个方向进剿夔东山区（河南也有部分驻军参战）。由于抗清武装扼险而守，战局一度陷入僵持。
七月，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在东线发起反击，取得全胜，清军“楚师全军失利”。义军挥师西向，九月与清军李国英部遭遇。义军刚经过东线大战，又长途奔袭，不幸被李国英击溃。
至年底，清军兵力不断增强，义军内部也开始出现混乱，哗变不止。十二月，清军发动新一轮进剿，义军已成强弩之末，刘体纯、潘应龙自杀殉国，郝摇旗、袁宗第、朱盛蒗等被俘，于次年十月遇害。
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李国英率部对最后一个“钉子户”李来亨部展开全面攻势。昔日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忠贞营绝非浪得虚名，虽然饱受排挤，最终流落山区，但“金盆虽破分量在”，战斗力依然不可小觑。
李来亨率部在茅麓山区与清军周旋，利用地形优势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很多清军将领都丧命于此。在长达半年的围剿中，清军先后投入十多万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国英迫不得已，只得采取“铁桶战术”，将义军死死困在山区。八月初四，弹尽粮绝的李来亨自杀殉国。至此，夔东抗清势力被清军彻底摧毁。
相比于能征善战的“夔东十三家”，两广的抗清义师就没这么幸运了。
李定国大军从两广撤走后，留在两广继续抗清的主要有陈奇策、罗全斌、郭之奇、连成璧、王兴等部。由于兵力单薄，实际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七月起，尚可喜就派军围困了连城璧、王兴、李常荣等驻守的文村。
永历十三年（1659年）初，清军广东总兵栗养志率军对其他义军展开全面清剿，进展相当迅速。闰三月初八，陈奇策被俘。三天后，罗全斌率部投降。
八月，尚可喜命清军进剿文村，王兴、唐王朱聿钐自杀殉国，连城璧逃回江西老家隐居，李常荣投降。
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清军攻克龙门（今广西防城港），邓耀削发为僧，藏匿于广西境内，次年被清军查获后遇害。
奉永历朝廷之命联络两广义师的郭之奇流亡越南，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被越南当局“上交”给清朝，次年八月在桂林遇害。
“降半旗”
提前交待完郑成功、“夔东十三家”和两广义师的最终结局，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永历朝廷的“半旗”是怎么降的。
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官员的陪同下逃出国境。二十九日，朱由榔一行抵达蛮莫（今缅甸八莫），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逃亡路上，沐天波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虽然缅方目前还能买自己这个明朝世袭勋臣的账，但毕竟身在国外，局势很难受控，应当做好必要的准备。
于是，沐天波给朱由榔提了一个建议：您老人家继续走，留太子在边境地区，以防不测。
沐天波的动议，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北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打到紫禁城，有大臣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圣上留守，太子南迁，惹得朱由检怒火中烧。
朱由榔的脾气显然要好得多，不仅没发火，还相当爽快地举双手赞成。不过，朱由榔表示赞同，并非出于身先士卒的勇气，也谈不上什么爱子心切，而是认定缅甸内地比边境安全。
安全第一！“逃跑帝”能死扛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个信条。
朱由榔“六亲不认”，中宫王氏急眼了，照着沐天波一顿臭骂：拿圣上的孩子当球踢，有你这么做勋臣的吗？滚犊子！
沐天波领了一脸唾沫回来，不敢吭声儿了，大家继续拔腿开路，次日进抵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两天后，缅方派船只来接。不过，缅方似乎并不欢迎如此庞大的“流亡朝廷”，派来的船只相当有限。
朱由榔挑了五百来人跟着自己坐船。剩下的一千多人，他就管不着了，有钱的自己雇船，没钱的继续走路。
二月十八日，朱由榔一行抵达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附近的井梗，刚安顿下来就遇到麻烦了。
朱由榔派马雄飞、邬昌琦前去跟缅甸官方接洽，一位缅甸官员拿着永历朝廷的敕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一时想不起来。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货赶紧回去查“档案”，翻出了万历皇帝颁发给缅甸国王的敕书。两张敕书摊开一比，搞明白了，扭头就去质问马雄飞。
敕印怎么小一号？——假的！
马雄飞心里一万个鄙视：废话！小朝廷的敕印当然小一号！少见多怪！
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否则也太丢人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只听说过把地盘越打越大的，没听说过把敕印越刻越小的。自己好意思说，别人听着都脸红！
关键时刻，又是沐天波站出来化解危机。他掏出自己的征南将军印，戳了一个给缅方送去。这玩意儿从首任勋臣沐英一直传下来，两百多年都是一般大，该识货了吧？
妥了，是真的！
历经坎坷，好歹暂时安顿下来。但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朱由榔算是“久经考验”了，丁魁楚、刘承胤、孙可望，什么黑心的人他没见识过？
直到流亡缅甸，朱由榔才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缅甸国王莽达喇的黑，远非国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可比！
首先，“减负”是必须的。
朱由榔的“流亡朝廷”一窝蜂来了一千多人（幸亏马吉翔耍心眼整跑了一大堆，否则会更多），缅甸国小民弱，看着吓人，有必要做一下“减法”。
怎么减？遣返闲杂人等？——别逗了，没那工夫甄别又礼送。
——直接用刀剁！
其次，安置是简朴的。
缅方在阿瓦城郊外修造了十间草房，供朱由榔居住。其他人？管不着，自己想办法。
最后，见面是休想的。
朱由榔住在郊外，莽达喇住在城内，两人隔河相望，却老死不相往来。莽达喇连永历朝廷的使臣都避而不见，懒得搭理，更别说跟朱由榔会面了。
不见朱由榔，莽达喇有充足的理由。
其一，缅甸是天朝属国，莽达喇在朱由榔面前属于藩臣。但朱由榔混得跟叫花子似的，还跑自己家里赖着蹭饭，莽达喇实在是弯不下腰给朱由榔行礼。
其二，收留朱由榔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跟朱由榔会面，则意味着发生官方关系。看朱由榔这副熊样，应该是翻不了身了。万一今后清朝问起罪来，莽达喇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莽达喇搞的“三板斧”，让朱由榔的“流亡朝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坦然接受，毕竟一切还不算太坏。
——减法虽狠，好歹还能剩下几百号人。
——草房虽破，连安龙都不如，但勉强能遮风避雨，总比做“山顶洞人”强。
——国王虽绝，但见与不见，“流亡朝廷”都在这里，不离不弃，更何况还没礼可送，不见也罢。
永历君臣渐渐心安理得，但莽达喇并不打算让这帮叫花子得以安身，很快就使出了杀手锏——断供！
生活失去来源，昔日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抓瞎了，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众人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很多人都跟当地百姓做生意，官服扔一地，“短衣跣足，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呼庐纵酒”，受尽缅人的白眼和鄙视，多少换点钱花。
秋收之后，莽达喇似乎有点于心不忍，派人送来一批新稻谷。这群官员又为了抢粮大打出手，个个弄得披头散发、鼻青脸肿，将稻谷撒落一地，整个“流亡朝廷”丑态毕露、出尽洋相。
大势已去
得知朱由榔擅自出境，流落在滇西的李定国火冒三丈，急得干跳脚。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在木邦（今缅甸兴威，当时属云南管辖）碰面，两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朱由榔接回国内，将永历朝廷的“半旗”重新升回杆顶。
白文选立即率军赶赴边境线，并进入缅甸一侧。白文选两番派出使者与缅甸当地官员接洽，均遭缅方杀害。缅方认定这是一支“犯边”的流窜部队，派军前来袭击。白文选忍无可忍，朝着缅军一顿痛扁。
边境战报传来，莽达喇派人前去质问朱由榔，到底怎么回事。莽达喇都搞不清楚状况，朱由榔更是抓瞎。在缅方的逼迫下，朱由榔赶紧派人前去下达停火诏令，白文选只得撤回国内。
四月，高文贵、吴子圣部得知朱由榔逃往缅甸，也率部前来迎驾。遭到缅方阻止后，高文贵、吴子圣决定付诸武力，杀入缅境。缅方故技重施，逼着朱由榔下达停火诏令，两人也只有退兵。不久之后，高文贵病死，旧部被杨武收编后，于次年投降清军，吴子圣则于十二月初一在永昌投降。
永历军被清军打得到处乱窜，但对于孱弱的缅甸而言，这些“迎驾”的残兵败将还是相当吓人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获取缅甸方面的欢心，让自己继续在此苟延残喘，马吉翔、李国泰合伙忽悠朱由榔，给缅甸边关守将发去了一道敕令“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
李定国、白文选没这么容易糊弄，继续大搞“升旗”运动，不断派使者或军队前来“迎驾”。
永历十四年（1660年），白文选率军进抵阿瓦附近，与永历的“流亡朝廷”近在咫尺，但朱由榔再次屈服于缅方的威胁，下诏退兵。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国（今泰国）派使团前来联络李定国，请他前往暹罗国境内的景线（今泰国昌盛附近）休整，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帮助李定国收复云南。
患难见真情，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迅速成行，李定国一面派人前往暹罗国接洽，一面驻扎在缅甸境内加紧“迎驾”准备。
八月，李定国、白文选准备直接付诸武力，率军直抵洞乌，渡江出击。缅方提前得到消息，已做好阻击部署。李定国、白文选作战失利，被迫撤回洞乌。
当李定国正在积极筹划新一轮的“迎驾”时，白文选麾下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对前途丧失信心，合谋胁持白文选连夜脱离李定国部，回国向清军投降。
李定国心生疑窦，派儿子李嗣兴率兵暗中跟踪，并严令不得动武，自己带着主力尾随。张国用、赵得胜发现了身后的“尾巴”，故意将白文选先支走，两人在黑门限设伏，阻截“追兵”。
李嗣兴中了埋伏，准备发起反攻，被赶上来的李定国制止。李定国不忍手足相残，率部返回洞乌。
白文选等人继续向国境线进发，在半道上跟吴三省撞个正着。吴三省部此时相当凄惨，马死光了，很多士兵都光着脚。他们这是要去投奔李定国，共同坚持抗清斗争。
看到吴三省沦落到这步田地都如此执着，白文选掩饰不住内心的羞愧，甚至铁杆投降派张国用、赵得胜也受到感动。白文选与两人商议后，决定暂时停下步伐，派人前往木邦找李定国联络。
一个月过去了，派去的人依然没有消息。昆明的吴三桂接到情报，赶紧派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人率兵前去追赶白文选，双方在缅甸孟养相遇。
经历了这些波折，白文选在昔日挚友马宝的劝说下，率四千余人向清军投降，十三年后病卒。
与白文选分道扬镳后，李定国更加势单力薄，只得率残部前往泰国景线暂时休整。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苦闷而绝望的一代“战神”李定国给麾下部将留下“宁死荒徼，无降也”的嘱托，在景线永远闭上了双眼。
李定国去世后，除了靳统武病死（一种说法是被毒死）以外，包括李嗣兴在内的各将领均背离了李定国的临终嘱托，相继返回国内，向清军投降。
尘埃落定
在永历残部看来，朱由榔就是一面旗帜，没有他就没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李定国一门心思想“迎驾”，只是纠结于如何才能成功。而在清军内部，这种纠结要复杂得多。
从朱由榔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昆明的清军将领便在激烈争论着一个话题：是否要出兵缅甸，逮朱由榔回国？
多尼、罗托、赵布泰等满族将领认为，朱由榔已成“死鱼烂虾”，无论他回国与否，天下形势都不大可能发生逆转，不如任其自生自灭。
做此决断，绝非满族将领心生恻隐。逮朱由榔，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路途艰险，后勤补给困难，水土不服，瘴气比两广还严重；清军在云南尚未完全立足，等等等等。总之，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们不去。
吴三桂是汉人，对汉民族的坚韧性是非常了解的。他坚持认为，斩草务必要除根，否则“春风吹又生”。不剁掉朱由榔，此次进剿就不彻底，复明的势力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
昆明达不成共识，只有让朝廷来决断。经清廷兵部会商，于六月初做出了正式决定：
第一，朱由榔必须被逮回来受审。
第二，多尼麾下的宜尔德部留守昆明，其余进剿西南的八旗兵“收工”回老家。
第三，洪承畴移镇昆明，全权负责进军缅甸逮朱由榔事宜，由吴三桂部具体执行。
躺着也中枪，洪承畴相当抑郁。将没事找事的吴三桂臭骂一通以后，洪承畴向朝廷上了一本奏疏，力陈进军缅甸面临的困难。
——经此次战乱，云南破坏严重，粮食紧缺。（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
——李定国等永历军残部还在滇西作困兽之斗，各地土司也不稳定。
洪承畴认为，等明年秋收之后进兵比较稳妥。清廷会商后批复同意，进军缅甸事宜暂时搁置。
暂停用兵，不代表暂停逮回朱由榔的部署，清廷还另有“妙计”——通过外交手段向缅甸方面施压。
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洪承畴奉清廷之命，致书缅甸当局和蛮莫土司，要求对方尽快交出朱由榔、沐天波、李定国。
从受命部署逮捕朱由榔以来，洪承畴的内心从来没有平静过。他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逮住，更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送上断头台。
此时此刻，洪承畴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有直呼“见鬼”的左懋第，有临死也要将他痛骂一番的黄道周，有只为“死于明处”而前来赴难的王之仁，有江南人留下的那句“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还有很多很多，他想不过来，也不敢再想。
他摊开双手，上面仿佛沾满了淋漓的鲜血。他抬头仰望，无数双眼睛悬在空中发出仇恨的目光。他赶紧闭上双眼，无数张鄙夷的面孔又在脑海里回荡。
在等待缅甸方面回音的这些天里，洪承畴做了很多梦。他梦见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为他举行祭祀大典，梦见史可法惨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梦见大江南北遍地哀号，梦见永历皇帝朱由榔人头落地，鲜血溅了他一身……
洪承畴被朱由榔的鲜血激醒，才发现那不过是全身上下浸透衣衫的冷汗。他病了，病得很重，以至于不能再继续完成朝廷托付的使命。
十月，洪承畴得到朝廷批准，返回北京调养。六年后，早已被清廷冷落的洪承畴在北京郁郁而终。
洪承畴离开昆明后，清廷任命吴三桂留镇云南，实际上取代了洪承畴的地位。从此，吴三桂便以“云南王”自居，野心也逐渐膨胀，为后来起兵反叛埋下了伏笔。当然，吴三桂挑起的“三藩之乱”与“反清复明”无关，虽然他打着“复明”的旗号。
缅甸方面一直没有回话，清廷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由于长年用兵，财政相当吃紧，郑氏集团又在台湾站稳了脚，再加上天下初定，清廷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从通盘来考虑，清廷准备放朱由榔一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以“云南王”自居的吴三桂不希望自己的身边埋着这么一颗大炸弹，竭力上疏奏请进军缅甸。
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清廷经反复会商后，原则同意了吴三桂的意见。为稳妥起见，又派麻勒吉等人前往昆明与吴三桂详细商讨。八月，清廷正式作出进军缅甸的决定，调爱星阿部八旗兵南下入滇，配合吴三桂作战。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吴三桂大军尚未出动，缅甸国王莽达喇便派使者前往云南，与吴三桂接洽。缅方同意交出朱由榔，同时也提出了条件，让吴三桂派军与缅军合击李定国、白文选等永历军残部。
吴三桂认为，机会倒是不错，但时机不恰当。（虽机会甚佳，而时序已过。）反复权衡之后，吴三桂只令永昌、大理的边防部队到边境线上敷衍一阵，给缅甸方面一点面子，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昆明的吴三桂正在积极筹备出兵，缅甸国内却发生了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莽达喇的弟弟莽猛白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莽达喇后自立。
这件事属于缅甸内政，本来跟寄居流亡的朱由榔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莽猛白偏偏要找朱由榔索要贺礼。
——绝倒！朱由榔就是蹭饭的叫花子一个，找他索要礼金，不是硬逼着公鸡下蛋吗？
其实，莽猛白想要的并不是钱。他壮着胆子干这么一票，未免有些心虚。莽猛白的本意，只是想让朱由榔配合一下，借他“宗主国国君”的身份走个形式，给自己增加一点政治筹码。
朱由榔这次却一反常态，决心代表“宗主国”主持公道，不受其请。（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贺。）
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莽猛白比他哥还要阴狠。
七月十九日，莽猛白以“吃咒水盟誓”的名义，将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数十名流亡的永历官员忽悠到阿瓦杀害。随后，莽猛白指使手下大肆抢掠朱由榔住所的财物和女子，导致包括两名贵人在内的百余人当场自缢而亡。在这个落败不堪的“流亡朝廷”聚居区，一时间“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惊闻数十里”，“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缢于树者，累累如瓜果”，史称“咒水之难”。
朱由榔蒙此大难，吓得躲进屋中瑟瑟发抖。惊恐之余，朱由榔又担心下一个受辱的会是自己，便到处找绳子准备上吊。侍卫总兵邓凯及时发现，苦劝而止。
触目惊心的场面一发而不可收拾，莽猛白担心手下误伤朱由榔，缅方没法向吴三桂交待，方才出面制止了残暴的行动。两天之后，缅方清理了作案现场，又给幸存的永历君臣补给了一些粮食和日常用品。
为了防止朱由榔自尽，莽猛白又编造借口，说这次“打砸抢”是群众自发的，根源在于李定国、白文选擅闯缅境残杀百姓，与缅甸国王和朝廷无关。（缅王实无此意，盖以晋、巩两藩杀害地方，缅民恨入骨髓，因而报仇尔。）
事到如今，朱由榔已经彻底绝望了。跟随他流落异国的大臣基本上被杀个精光，朱由榔无可依靠，只能苟延残喘，苦苦等待一个终结。
吴三桂并没有让朱由榔等得太久。八月二十四日，吴三桂、爱星阿分兵两路从昆明出发，前往缅甸。
十一月初九，吴三桂的前锋抵达木邦，吴三桂、爱星阿联名致书莽猛白，要求无条件交出永历君臣。
“无条件”的要求让莽猛白有些犹豫，索性不置可否。但是，吴三桂的大军不是李定国的残兵，以缅军的实力，想硬撵恐怕是撵不走的。
十二月初一，没有得到回音的吴三桂率大军进抵阿瓦，准备对缅甸付诸武力。兵临城下，莽猛白不同意也得同意，否则自己会做朱由榔的陪葬。两天后，朱由榔、朱慈烜父子等人被缅方移交给吴三桂。
需要说明一下，缅方交给吴三桂的，只是朱由榔父子及后宫的少数几个人。跟随朱由榔出国的有上千人，在“咒水之难”中被杀掉了相当一部分，剩下的哪儿去了呢？
他们依然留在缅甸，并以此为家，自成一脉地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昔日流亡的后人最终成了缅甸新的民族——果敢族。
扯远了，继续说朱由榔。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十二日，朱由榔等人被押解回昆明，准备押往北京受刑。吴三桂上疏朝廷，认为昆明到北京路途遥远，风险太高，不如就地解决，清廷批复同意。
但是，到底让朱由榔怎么死，朝廷却没说。汉人杀汉人，你吴三桂自己看着办吧。
为了彻底瓦解抗清势力的士气，吴三桂准备将朱由榔处斩，但爱星阿有不同意见。
爱星阿认为，清廷给崇祯皇帝发丧、祭祀，却把永历皇帝一刀剁掉，同样是皇帝，待遇差距未免太离谱。满人在中原不是待一天两天，时过境迁之后对天下的“臣民”不好交待。（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
满族将领爱星阿发话，身为汉臣的吴三桂不好违拗，但仍然心有不甘，最终只采纳了一半。——留全尸可以，自尽不行！
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被行刑手用弓弦勒死于篦子坡（百姓后来改称其为“逼死坡”），随即在北门外焚化，并捡大骨送回朝廷交差。云南百姓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幌子，搜集朱由榔的部分小骨葬于太华山。
朱由榔死了，很难说得清楚，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命赴黄泉的。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年份里，郑成功、鲁王朱以海也紧随其后，在无垠沧海的涛声中长眠。
尘埃落定，一个王朝的时代宣告终结！
赘言小人物
南明应该画上句号了，但我还想再说一说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如果一切太平的话，他或许能挤入官场，像父亲一样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平平淡淡了此一生。或许，他还能成为一位诗人，闲暇之余，赞美一下大好山河，感慨一番怀才不遇。
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张煌言也不例外。金戈铁马、浪迹沧海，成了这个柔弱文人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虽说时势造就英雄，但张煌言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小人物。
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是作为监军接应苏松提督吴胜兆的起义，结果出师不利，遭遇飓风，自己险些丧命，最后奇迹般地“得间行归海上”。
他人生的高潮，是与郑成功一起发动长江战役，打着“延平王”的旗号在南京上游感召正义的力量，结果成为“弃子”，历尽千辛万苦，辗转两千多里才回归大海。
大海是他的家，而他不过是沧海一粟。
张煌言想做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却安于自己的卑微，在钱肃乐、张名振、郑成功、朱以海等人的光环下和背影里，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当昔日耀眼夺目的光环黯然失色，当曾经雄伟豪迈的背影随风而去，在张煌言的内心，信念的丰碑也随之坍塌。深感回天无力之时，他解散义师，到一座孤岛上“结茅而处”，要在一片汪洋中了此残生。
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成了阶下囚。面对敌人的招降，张煌言与很多忠贞不屈的义士一样，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响亮回答：“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初七，张煌言在杭州“挺立俟死”、“坐而受刃”，葬于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被后人誉为“西湖三杰”之一。另外两杰，一个是岳飞，一个是于谦。
有人说，凭张煌言的阅历与功绩，恐怕很难与岳飞、于谦相提并论。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盖棺未必就能论定，功过永远有待商榷。唯有信念和才华，能够穿越时空，激荡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铭记张煌言是一位质朴而悲壮的诗人，足矣！
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就借用张煌言临难时所作的一首诗画上句号吧：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统属于阗。
桐江只击严光鼎，震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人臣事，何必千秋青史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