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换食品
朱由榔出了国，清军攻势暂停，李定国率永历军队残部在滇西煎熬，云南的局势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们再换一次台，将目光转向东南，看看号称“遥奉永历政权”的郑成功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
李定国两次进军广东，郑成功连“打酱油”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导致“三南并举”的中兴局面化为泡影。前面说过，郑成功不出兵，主要是担心破坏与清廷和议的局面，这事还要从清廷策略的转变说起。
随着抗清进入“高潮期”，需要清军频繁调兵、用兵的包括三大战区：西南战区（孙可望）、两广战区（李定国）和东南战区（郑成功、张名振）。以清军的实力，应付三线作战的局面确实有极大的难度。由于战场分散，清军虽然频繁用兵，但往往收效甚微，除了舟山收拾得比较干净以外，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都陷入僵持的局面。
负责作战的兵部虽然疲于奔命，但总的来说还能支撑。军队多跑路算是拉练，多打仗算是演习，养这么一群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负责财政的户部就比较惨了，朝廷运转需要钱、兵部打仗需要钱、刑部办案需要钱、礼部摆谱需要钱、工部建设需要钱、吏部发工资也需要钱，户部又不是孙悟空，缺什么变什么。眼看国库日渐空虚，户部的黑锅越背越大。
清廷上下，从顺治帝到各部官员，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继续这样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话虽如此说，但三大战区的抗清武装又不听清廷的指挥，你让他消停他就能消停，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永历六年（1652年）初，一封密奏送到了顺治帝的案前，让顺治帝眼前一亮，不禁豁然开朗。密奏只讲了一件事：利用郑芝龙，招抚郑成功！
高，实在是高！只要能摁住郑成功，清军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先在两广收拾李定国，再挥师杀到西南清剿孙可望，最终平定天下！
说干就干，清廷马不停蹄地做着准备工作，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册封郑芝龙为同安侯，授予其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并提高生活待遇，大加笼络。
第二，敕谕浙闽总督刘清泰，适度调整政策，为招抚营造友好氛围。
第三，追查郑成功家产遭抢夺一案，将当年率军进攻厦门的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
“过场”演完，正戏正式开场。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浙闽总督刘清泰奉朝廷之命，开始与郑成功接洽招抚事宜。
此次招抚，无论从动机来看，还是就行动而言，清廷无疑是相当有诚意的。招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成功的态度。
虽然郑成功对永历政权一向爱理不理、若即若离，但对待清廷的态度却是相当坚决的。
隆武帝“当尽忠吾家，无相忘”的嘱托，郑成功不会忘记！
曾经苦劝父亲“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于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郑成功不会忘记！
母亲田川氏受清军凌辱而选择自尽，郑成功更不会忘记！
让老子投降？你没睡醒吧？
郑成功是政治家，不是“愣头青”。——“愣头青”只会感情用事，政治家善于深藏不露。
面对清廷抛过来的橄榄枝，长年因粮饷发愁的郑成功决定陪他们玩玩儿，上演一出“和平换食品”的好戏。（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
清廷提出“和议”，郑成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抢先提了一个意见：金砺大军就摆在我家门口，你们准备用嘴巴谈判还是用火炮谈判？
清廷从郑成功的话中感觉到有谱，赶紧在六月调金砺部离开福建，一方面表达“和议”的诚意，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的需要。
搬开堵在家门口的“太师椅”，郑成功趁机派军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征兵买粮，赚得盆满钵满。
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清廷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抵达福州。这让郑成功有点措手不及：闲着没事跟你们玩玩儿，怎么还当真了？
为了防止假戏真做，郑成功立即表明态度：受封可以，剃发免谈！他明白，只要不变发型，这敕印就发不下来。
清廷来使也怒了：你怎么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呢？
郑成功不管这么多，索性打着“海澄公”的旗号，派部队到清军控制的地区大肆征粮。那群地方官搞不清楚状况，打又不敢打，只能乖乖交粮，回头再向朝廷伸手要。（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
一方认认真真，一方逢场作戏，时间一长难免穿帮。北京的一些大臣发现不对劲，还没谈出啥结果，粮食损失不计其数，搞得福建、广东沿海各地苦不堪言。顺治帝也察觉到郑成功是个“大忽悠”，准备结束“和议”，继续付诸武力。
清廷的态度陡然生变，郑芝龙急眼了：郑成功你个小兔崽子，这不是把你亲爹往黄泉路上送吗？！
为了保命，郑芝龙屡次上疏，要求再做一次招抚的努力，并提议让儿子郑世忠前往福建劝降。郑芝龙如此诚恳，前期“和议”也确实忽略了打亲情这张牌，顺治帝决定再试一次。能和平解决，谁愿意干仗啊，就像蒋介石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
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郑世忠跟随清廷“和议”官员抵达福州，开始劝降。郑成功还是老套路：只要不剃发，什么都好谈！踩过清廷红线的态度没有变化，地盘方面的要价却越来越高，郑成功压根就没想谈成，“和议”再次陷入僵局。
郑世忠着了慌，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不看贼面看父面”，总不能置亲生父亲于死地吧？
忽悠了这么久，郑成功总算在自家兄弟面前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没了利用价值，岂止是郑芝龙性命堪忧，郑家老小都会全部玩完！
十一月，清漳州千总刘国轩、守备魏标因对上司不满，主动派人找郑成功接洽投降。眼看清廷逐渐清醒，继续“忽悠”已经没有市场，郑成功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大扩地盘。
十二月初一，郑成功派洪旭、甘辉部夺取漳州，又相继攻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仙游等地，对泉州形成铁桶合围之势。
一方如梦初醒，一方原形毕露，“和议”已绝无可能，顺治帝终于下定最后决心，付诸武力。
十二月，清廷任命济度（济尔哈朗世子）为定远大将军，率满、汉军进剿福建。次年二月，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被囚禁，几年后被清廷处死。
得知济度大军南下，郑成功深感郑军陆战能力薄弱，决定扬长避短，主动放弃先前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并进行坚壁清野，集中兵力固守厦门、金门。同时，郑成功又派出两支水师分别前往浙江、广东袭扰，牵制济度大军对福建的清剿。
由于郑军在厦门、金门防守严密，又有水师助防，再加上浙江、广东相继告急，济度大军在福建并无太大作为。清廷此次用兵的主战场，反而转移到了浙江、广东沿海。
浙江方面，郑军的攻势相当迅猛。
永历九年（1655年）十月，郑成功派出的甘辉、王自奇部会同从崇明岛南下的张名振部发起舟山战役，守岛清军来不及反应便遭全歼，郑军一举收复舟山。
十一月，郑成功为了加强厦门、金门防御，命甘辉返回福建，调陈六御前往舟山统管各部。
此后不久，张名振突然神秘死亡。关于死因，各种史料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病死。这个说法比较合理，也最简单，但时间未免有些巧合。更令人生疑的是，张名振临终前将“浙系”旧部托付给了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陈六御将“浙系”全部收编。
郑成功如此趁火打劫，便产生了第二种说法：张名振是被郑成功暗害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另外，如果暗杀张名振，要承担真相泄露、“浙系”哗变的风险。以郑成功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大可能冒这种风险。
第三种说法出自清江南总督马鸣珮的一封揭贴。揭贴上说，根据一个投降的南明军士兵交待，郑成功要追究张名振进攻崇明失利的责任，准备抓他回厦门处死，张名振就被吓死了。
尽管情节有些离谱，普通士兵掌握的信息很可能来自舟山的“路边社”，但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最高。
首先，张名振是“溶浙、限浙”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郑成功有干掉他的动机。其次，张名振手下都是铁杆“浙系”，郑成功必须考虑“维稳”问题，不会轻易冒险。
因此，郑成功要除掉张名振，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前面说过，张名振三入长江却无果而终，崇明又没能打下来，“浙系”内部的一些将领已经开始对他颇有微辞。郑成功以这个由头找张名振的麻烦，阻力明显要小得多，也不会授人以柄。当然，郑成功大可不必置张名振于死地，士兵的道听途说是不可靠的。
此时，张名振确实是病了，长年征战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更主要的还是心病，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经郑成功这么一搅和，张名振郁郁而终，撒手人寰。
再来看广东方面，郑军的局面却不容乐观。
八月，郑成功派黄廷、万礼部赴潮州征粮，围攻揭阳长达一个多月之后攻陷，九月又相继拿下普宁、澄海，开局还算不错。
不过，李定国此时已经撤回广西，尚可喜、耿继茂、李率泰（时任两广总督）迅速抽调许而显、徐成功部，会同潮州总兵刘伯禄、饶平总兵吴六奇增援潮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各部援军抵达潮州城下，与城内郑军展开对峙。
双方对峙了两个月，黄廷采纳部将苏茂的建议，率部出城与清军决战。郑军在钓鳌桥遭到清军伏击，损失四千多人，接着又在东村渡遭遇惨败，实际上已无力固守，被迫撤回厦门。
抵达厦门后，怒火中烧的郑成功将苏茂处斩，黄梧、杜辉等部将也遭到责罚。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被派往海澄镇守的黄梧、苏明（苏茂的胞弟）发动叛乱，向清军投降。郑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资贮存地海澄，于七月“以牙还牙”，占领福州附近的闽安镇，并以此为前沿，不断对福州实施袭扰。
一直到次年九月，浙闽总督李率泰趁郑成功进攻台州之机，率大军夺回闽安镇，铲掉了这个距离福州不远的“钉子户”。
八月，清军也在浙江采取动作，派宜尔德、田雄进攻舟山，郑军遭遇惨败，陈六御阵亡，张煌言率“浙系”残部辗转于浙江沿海继续斗争。
为了铲除后患，清军将舟山岛居民赶回大陆，房屋全部焚毁，“浙系”昔日的抗清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自舟山战役后，由于清廷正集中精力组织西南战役，东南的局面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直取南京
清廷忙着收拾西南残局，郑成功却没打算消停消停。对峙一段时间后，郑成功开始蠢蠢欲动，着手准备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长江战役！
郑成功为什么选择打江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打江南？
按照郑成功自己的说法，他决心进取南京，光复前明。（提师望复神京，以复社稷。）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郑成功是想通过在长江下游点火，牵制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剿杀。
从郑成功的个人性格和处事方式来看，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基本上为零。
自从高举抗清旗帜以来，郑成功向来只顾及“闽系”的自身利益，带着“闽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南沿海自行其是。无论是对邻近的“浙系”，还是自己声称“遥奉”的永历政权，郑成功均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郑成功的这种想法，在李定国出征广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定国两次联络他合击广东，郑成功表面上拍胸脯，实际上毫无实质行动，甚至都懒得“围观”。
除了担心“忽悠”清廷的策略受到影响以外，郑成功最担忧的是万一与永历政权连为一体，“闽系”将受到朝廷的制约，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就这么一号人，说他是以复国为己任、替永历分忧，你当天下人都是三岁小孩儿？
郑成功向来以“闽系”的利益为核心，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动机，还得立足于“闽系”面临的处境。
由于“和议”破裂，清廷对福建、浙江、广东强化了军事存在，郑成功虽然坐拥几十万大军，但地盘实在小得可怜，除了厦门、金门稍微成片一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东南沿海的小岛。所谓的“闽系”，其实就是“端着银碗没饭吃”的“海上漂”。
自从垄断海外贸易之后，“闽系”的银子显然不是问题，硬要说有问题，无非是没地方放、没地方花。
地盘问题与粮食问题相辅相成，一直是困扰“闽系”发展的两大瓶颈。郑成功原本借助清军漳州兵变夺取了很大一块地盘，但由于动作太大，触动了清廷的神经。“主战派”彻底压垮“主和派”，清军大兵压境，郑成功被迫选择放弃。即使趁着清军回撤重新占领，这些地区也早被郑军撤退时的坚壁清野搞得饿殍遍地，根本无法立足。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要想维系“闽系”大军的生存，就必须开辟“新天地”。反复权衡之后，郑成功将目标锁定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理由主要有六条。
其一，大量前明义士和“潜伏”的抗清武装集中在江南，郑军能有充足的后援。
其二，郑成功在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被永历朝廷册封为延平王，感召力显著增强。
其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粮食充裕、地盘广大。
其四，夺取南京具有“毁三观”的重大政治意义，能够极大地提升郑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其五，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已沉寂多年，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华南残局，在长江下游地区兵力空虚。
其六，清军擅长陆战，水师则刚刚起步，郑军由海入江，可充分发挥水师的优势，扬长避短，取胜更有把握。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趁清军调集大军进攻西南之机，与张煌言的“浙系”一起，着手准备挥师长江，夺取新的抗清根据地。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率部抵达浙、闽边界的沙埕一带，会同张煌言部于六月进攻瑞安。郑成功派兵到温州等地筹集粮饷后，于六月至七月间挥师北上，抵达舟山岛，搭建草蓬驻扎。这座清军留下的废墟，再一次成为抗清的前沿阵地。
八月，郑成功率水师进抵羊山（今大洋山），于初十召集“闽系”、“浙系”主要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军长江的具体部署。
就在万事即将俱备之时，“东风”却提前来了，而且相当给力，一场飓风光临羊山。敌人进攻可以还击，飓风来袭就只有干瞪眼了。郑军损失相当惨重，郑成功打仗又喜欢带着家属，结果六位妃嫔、三个儿子都被刮到海里淹死了。
郑成功大为震惊，只得宣布散会（其实早被吹散了），率部返回舟山。舟山已成一片荒岛，没办法长期立足，郑军又于九月南下福建。
还没动手就挨了当头一棒，郑成功抑郁得想撞墙，一路上直拿沿海的清军出气，相继攻克台州、海门卫、黄岩、乐清等地，最后返回金门休整。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郑成功、张煌言再次准备北上长江。四月底，郑军进抵浙江定海，经两日激战后全歼守军。
郑成功攻占定海，本意是想造成进攻宁波的假象，调出驻防江南地区的清军前往浙东增援。清军果然中计，两江总督郎廷佐调兵驰援浙东，江南地区的防守更加薄弱。
五月初，郑成功、张煌言率十万大军、三千多艘战船从定海北上，于十九日经吴淞口进入长江。
在强大的郑军水师面前，清军在长江的防御体系纯属小孩儿“过家家”。郑成功经过江阴时，嫌地方太小，打都懒得打，大摇大摆就过去了。一直到六月十六日，大军才像模像样地在瓜州打了第一仗。二十二日，郑军在镇江大败蒋国柱、管效忠的援军，两日后占领镇江。二十六日，张煌言率领的前锋部队已进抵南京城下。
得知南京告急，清廷举朝震惊，舆论一片哗然。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当时在北京为清廷效力，根据他的描述，遭遇这场突然的变故，顺治帝瞬间秀逗了，打算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挨了孝庄太后一顿臭骂之后，顺治帝才渐渐平心静气，与廷臣商讨应对之策。
朝堂如此，坊间的混乱更是可想而知。当时的北京人心惶惶，很多人甚至产生了南下投奔郑成功的想法。（东南之客，皆惶怖思归，至有泣下者。）
由于清军主力集中在西南进剿朱由榔、李定国，北京已经无兵可派，只有在六月底急调进攻贵州的部分八旗兵回援南京。
这支援军有两个特点：数量极少、身心疲惫。——兵力有限也就算了，居然还是在贵州被揍得鼻青脸肿，被其他轮战部队换下来休整的，这玩笑开大了吧？
无论这支援军是否能赶到南京，就目前双方的态势来看，郑成功、张煌言拿下南京城已然是十拿九稳。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走过南明十几年的历程，我们应当对一切莫名其妙的意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错，意外再次光临。——郑成功占领镇江后，竟然不走了！
郑成功进长江之后，迅速地往南京赶，还派张煌言率“浙系”打头阵，却决定在镇江原地踏步，着实令人有些费解。
郑成功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其实，郑成功最初的想法是在镇江作短暂停留，通过搞入城式、阅兵式，向江南各地“亮肌肉”，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郑成功采取的策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南京附近的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纷纷派人前来联络，表示愿意归附。
二十八日，郑成功在镇江举行军事会议，讨论进取南京的具体作战部署。
要进攻堪称“江南首府”的南京，这么大的作战行动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次会议上，确切地说，坏在会议的决策上。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一个问题：怎么去南京？
甘辉首先发言，建议大军弃船登岸，走陆路长驱直入，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大军能一鼓作气拿下最好，实在攻不下来，就先困住南京守军，扫清外围，“孤城不攻自下”。
这里涉及一个水路、陆路孰快孰慢的问题，前面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场面。刘文秀进攻常德时，自己率主力走陆路，部将卢明臣则走水路，意图两路合击。结果，“衰神”刘文秀被暴雨拦在半道，卢明臣却顺江跑得飞快，导致两军难以相顾，卢明臣的孤军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水路显然比陆路要稳妥得多。但是，打仗是门艺术活，更是门技术活，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从镇江到南京，不仅是逆流而上，在这个季节还是顶风而行，这对主要依靠风力前进的战船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特别是郑军水师都是在海里晃荡的，战船的吨位一个比一个大，如果风不给力、水不给力，大吨位就成了大麻烦。
因此，走陆路轻装突袭南京，显然要靠谱得多。
但是，大部分将领坚持认为，郑军擅长水战、不习陆战，又值酷暑雨季、河流猛涨，陆路进军有诸多不便。（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
两种意见已经摆到了桌面上，接下来就该轮到郑成功拍板了。
现实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不可能有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所谓决策，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郑成功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走水路！
事实证明，郑成功失策了。
郑成功带着黑压压的“大家伙”从镇江逆长江而上，江面越走越窄，就跟大胖子挤小巷子似的，根本活动不开。再加上顶风逆水而行，战船只能靠两岸的纤夫拉动，速度可想而知。
“爬”了十天，郑成功的大军终于在七月初九进抵南京郊外。
慢是慢了点，但清军的大批援军尚未抵达，攻破南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遗憾的是，郑成功又“抽风”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七月初九，到达，休息。
七月初十，休息。
七月十一日，到钟山观光，熟悉地形。（绕观钟山，采踏地势。）
七月十二日，祭奠太祖。
七月十三日，部署围困南京。
毫不夸张地说，从镇江召开的军事会议开始，郑成功就没走正确过一步棋。
该走陆路的时候，他走水路，结果磨蹭了十来天。
该顺势开火的时候，他要休息观光，真搞不清楚坐船过来的能有多疲惫。（晕船？搞错没有，人家都是大海里混的，走长江会晕船，谁信啊？）
两次磨蹭也就算了，该一鼓作气发起进攻的时候，郑成功竟然选择围而不攻，想让南京不战而降，你以为南京是福建的小县城？
正是因为南京太大，郑军根本围不过来。七月中旬，清军援军陆续抵达，包括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浙闽总督赵国祚、浙江巡抚佟国器，还有南京上下游的清军纷纷向南京靠拢。郑军围得不严实，这些援军全部乘隙进入南京城，力量对比正在悄然生变。
郑成功围而不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郑军士兵刚开始兴致挺高的，但过了没几天，看领导没啥动静，也就放松心情了。闲着也是闲着，大家盔甲、武器甩一边，全跑长江里捕鱼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梁化凤、管效忠分别率兵从仪凤门、钟阜门出城，向郑军发起反攻。负责围困此处的是余新等部，郑军士兵有的在捕鱼，有的在烤鱼，还有的在睡大觉，结果被打得鬼哭狼嚎，主将余新也被清军活捉。
次日，南京城内的清军发起总攻，郑军的包围圈彻底瓦解。混战之中，甘辉、万礼被俘，郑成功只得率残部顺江撤退。
八月十一日，郑成功进攻崇明县城未果，率部逃往福建。
胜券在握的长江战役被郑成功打成这副鸟样，率“浙系”配合作战的张煌言确实没有意料到。让张煌言更郁闷的是，郑成功实在太不地道，竟然把“浙系”甩在南京上游，自己带着“闽系”先跑了，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张煌言跟郑成功在七月初五见过一面，当时郑成功拍着胸脯保证说，“闽系”打南京绰绰有余，“浙系”没必要在南京浪费时间，应当迅速向上游推进。张煌言也觉得有理，赶紧率“浙系”逆江而上，于七月初七抵达芜湖。
“浙系”的兵马不多，阵势没有“闽系”庞大，靠这点人根本没办法攻城略地。不过，张煌言有办法，他打出“延平王”的旗号，发布招抚檄文。
张煌言这招果然奏效，不出一个月，共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阳）、二十四县（当涂、宁国、宣城等）宣布归附。各地派来的使者跟朝拜似的，纷纷云集芜湖。
张煌言还在宁国府接受新安（今安徽歙县，与徽州府县同城）的归降，南京战败的消息便传了过来。张煌言惊出一身冷汗，大喊一声：“不好！郑成功肯定要跑！必须把他拦住，不然我们就成替死鬼了！”
事不宜迟，必须迅速派人前去阻拦郑成功。可是，“浙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派往各地招抚去了。张煌言实在派不出人，只得找一位和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追郑成功。在书信中，张煌言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留在江南，跟自己一起坚持抗清斗争。（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来助，天下事尚可图也。）
但是，郑成功跑得飞快，和尚哪里追得上。即便追上了，以郑成功的为人，应该也不会鸟他。
张煌言成了“弃儿”，只有自己想办法生存。此时，两江总督郎廷佐已经腾出手来，准备围剿张煌言，从荆州赶来支援南京的清军也已经抵达安庆。腹背受敌的张煌言决定逆江而上，迎战缺乏水战经验的荆州清军，进入鄱阳湖区之后再另想办法。
八月初七，张煌言与荆州清军在芜湖附近相遇，双方激战后互有伤亡。由于遭到郑成功的抛弃，“浙系”早已军心浮动。当晚，不知南京已经解围的荆州清军不想再继续纠缠，发炮准备启航。听到炮声，已成惊弓之鸟的“浙系”军队误以为清军来攻，纷纷逃散、溃不成军，张煌言被迫改乘小船进入巢湖。
张煌言采纳了当地抗清义士的建议，弃船登岸，准备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霍山地区。八月十七日，张煌言一行抵达霍山边缘，遭到已归附清军的褚良甫部阻截。走投无路的张煌言“变服夜行”，经安庆、建德、义乌、宁海等地奔向大海，历时半年之久，终于与留在浙江沿海的“浙系”残部会合。
向台湾进发
长江战役以失败告终，郑成功再次回到了原点，继续考虑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往哪里去？
再入长江？——不靠谱，清军已经被“打草惊蛇”，就算能进去，恐怕也出不来。
立足福建扩地盘？——更不靠谱，郑军虽然有点骑兵，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即使趁人不备勉强占几个县城，清廷援军一到，还得坚壁清野往后撤，太麻烦。
天下之大，却无处安身，郑成功的心拔凉拔凉的，打算熬得一天算一天。
就在郑成功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点燃了他心中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郑成功听完这个人的话，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先前还黯淡无光的双眼瞬间炯炯有神。
在长江、福建都不靠谱的情况下，已经初显暮气沉沉的郑成功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台湾！
前来投奔郑成功的人叫何斌，原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当地职员”，而且职位还不低。
何斌是从台湾逃回大陆的，荷兰人盘踞台湾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就曾染指澎湖，后来被明朝军队揍跑了。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不仅重新占据澎湖，还向台湾本岛渗透。两年后，明朝军队收复澎湖，却对尚未设立行政机构的台湾本岛不屑一顾。从此，荷兰人得以在台湾立足，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始了殖民统治。
何斌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其实郑成功早就掌握这些情况。他虽然没去过台湾，但郑氏集团长年垄断海外贸易，从郑芝龙开始就跟台湾有贸易来往，郑军内部熟悉台湾的人不少。
郑成功不是没有想过去台湾发展，但搞不清楚对方实力如何、自己能不能拿下，因此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毕竟郑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级官员，何斌对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向郑成功和盘托出后，何斌又给出了一个相当权威的结论：国姓爷收拾那帮红毛，小菜一碟！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准备，一找向导二筹粮。找向导不难，郑军内部就有不少。只有粮食比较麻烦，还是得靠打秋风，要么找浙江，要么找广东，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永历十四年（1660年）初，郑成功的筹粮队伍还没出发，奉命清剿郑成功的达素大军就南下福建，复台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由于厦门、金门城防坚固，清军又不习水战，达素没有取得预定战果，勉强对阵几个月后北撤。年末，郑成功的筹粮大军终于开拔，前往潮州。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集高级将领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复台。
在这次会议上，郑成功第一次小范围公开了复台的战略计划。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计划刚抛出来，便遭到一片激烈反对。
部将吴豪率先“吐槽”，提出了三大反对的理由：
其一，从大陆攻打台湾“水路险恶”。
其二，荷兰人“炮台利害”。
其三，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去台湾不容易，打台湾更难。即使撞大运打下来，想在那个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难上加难！
吴豪去过台湾，发言比较有权威性。大多数将领本来就不愿意远离故土，听了吴豪的话，也纷纷摇起脑袋，认为此事不妥。
眼看复台的计划就要黄了，部将马信突然站出来，坚定支持郑成功的复台计划。
马信先是替郑成功讲明了复台的重大战略意义：打台湾，是要寻求更广阔的根据地，以利于长期坚持抗清斗争。（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之计。）
接下来，马信从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打仗肯定是有困难的，但任何地形、任何敌人都是有相应的办法去对付的。（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
其次，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侦查一下未为不可，能打就果断打过去，万一不能打，再作商议也不迟。（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马信有理有据、言辞恳切，一边倒的态势得以缓解，特别是郑军元老杨朝栋也表示赞同，使会议的气氛发生了扭转，多数将领纷纷鼎立支持。
最终，厦门会议达成了来之不易的共识。郑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当即拍板定调，准备武装复台。
马信替郑成功讲得很清楚，复台是扩地盘，而不是“搬家”，拿下台湾的同时，大陆沿海的前沿阵地也是不能丢的。
因此，郑成功对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
——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王秀奇等部镇守厦门，并由郑经全权调度沿海各岛。
——郑泰、蔡协吉两部镇守金门，同时支援厦门大本营。
——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等部分别驻守南日、围头、湄州各岛，策应金门守军。
——陈霸部镇守南澳，牵制广东清军趁虚而入。
——郭义、蔡禄两部调防铜山，加强张进部的防守力量，策应南澳守军。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向全军公开了复台计划，收复台湾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辗转抵达浙江沿海的张煌言得到消息，赶紧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不科学！
客观地说，从东南沿海的态势来看，复台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张煌言身在浙江，不太了解郑成功面临的具体困难，反对是情有可原的。
最重要的是，郑成功在长江战役中扔下“浙系”自己跑掉，让张煌言难免心存芥蒂。因此，他对郑军复台的真实目的产生了质疑，认为郑成功这样做，是想远离战祸、偏安一隅。（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
一竿子捅这么远，谁知道你是去干什么？
张煌言有意见，但反对无效，郑成功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自己玩自己的去，管闲事还轮不到你！
二月初三，郑成功率大军出海，次日抵达澎湖，留下陈广、杨祖等部镇守。初八，郑军前锋在台湾本岛的鹿耳门（今台南安平镇附近）强行登陆，并在几千中国人的协助下建立滩头阵地，大批战船随即驶抵赤嵌城（今台湾台南）海湾。
荷兰在台湾有军队一千多人，由长官揆一统一指挥，主要驻防在热兰遮（今台南安平古堡）和赤嵌城附近。郑军水师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湾的荷军水师发起强攻，荷军战船虽然只有三艘，但吨位大、火力强、射速快，刚一交火就给郑军水师造成很大的伤亡。不过，郑军水师有六十多艘战船，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靠挤也能将对方挤兑死，荷军占不了什么便宜。
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荷军战船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负重伤后仓皇逃窜，海战胜利结束。
海面酣战的同时，先期登陆的郑军也向荷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阵。荷军虽然单兵装备优良，但难敌“人海战术”，纷纷退入城内固守。二月初十，郑军攻占赤嵌城，揆一率残部龟缩在热兰遮负隅顽抗。
三月二十九日，郑成功向荷兰军队下达最后通牒，揆一咬牙死扛，继续固守在热兰遮城内，等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
五月，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热兰遮已经唾手可得。
就在郑成功准备最后一战时，驻防铜山的蔡禄、郭义于六月初三发动叛乱。郑经虽然早就怀疑这两人有反意，但一直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得知铜山叛乱后，郑经才匆忙从厦门调集军队进剿。十九日，叛军将铜山抢劫一空后，从容投奔清军，厦门军队扑了空，看到的只是铜山的一片焦土。
铜山叛乱虽然被“平息”，但严重干扰了郑成功的既定部署，转而对热兰遮实施“铁桶战术”，令其不战自降。
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逼近台湾，但看到前方郑军的战船黑压压的一大片，吓得调转航向跑掉了，揆一最后的希望破灭。
十二月十六日，郑成功趁部分荷兰士兵出城投降之机，向热兰遮发起总攻。十八日，已陷入绝境的揆一无条件投降，率残部滚出台湾。
此后，台湾成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与厦门、金门、南澳等地遥相呼应，搅得东南沿海的清军不得安宁。
为了对付郑成功，清廷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沿海迁界”。由于当时的台湾尚未全面开发，郑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到大陆沿海“打秋风”补给，因此处境愈加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朱由榔被俘的消息传到东南，郑成功的内心极其苦闷。永历政权的倾颓，自私自利的“闽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郑成功除了苦闷之外，难免有一些愧疚与悔恨之情。
不过，当张煌言提出拥戴鲁王继统时，早已习惯于自行其是的郑成功根本不屑一顾，依旧以“延平王”的身份，打着永历政权的旗号，继续跟清廷死磕。
屋漏偏逢连夜雨，国事倾颓，家事也不安宁。留守厦门的郑经与四弟奶妈通奸生子，谎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先是欢喜一场，得知真相后急火攻心，加上早已积存于胸的悲愤，竟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郑成功不禁悔恨交加、仰天长叹：“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绝望与悲愤中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八岁。
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又向郑经提出拥戴鲁王的动议。但是，郑经比他爹还要差劲，除了嗤之以鼻外，还停发鲁王的“宗禄”，任其自生自灭。十一月十三日，四十五岁的鲁王朱以海病逝。
郑成功英年早逝，郑氏集团在郑经的领导下愈加混乱，文武官员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之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郑经病死，各派势力加紧了篡权步伐。次月，郑经长子郑克臧被暗杀，冯锡范等人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借以把持“朝政”。
康熙皇帝在实行“沿海迁界”的同时，还大胆启用降将施琅，募练水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陷澎湖，郑克塽在刘国轩的劝说下奉台湾本岛投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下达诏令：“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随后，清廷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灵柩迁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并“建祠祀之”。
漂泊于沧海的落叶，终于归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