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所
重庆市渝中区胜利路132号，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
这是一幢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
灰蒙蒙的外墙，上面爬满了各种蔓藤样的绿色植物，门前幽静的小道从半山腰的大院里一直绕到几里外的马路上，山下就是奔腾的长江和嘉陵江。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在两江之滨的这座大楼里，有一家简称远望资讯的公司，它拥有国内第一的电脑硬件媒体《微型计算机》和数码媒体《新潮电子》，还有《计算机应用文摘》、远望图书、《玩电脑》、《数字家庭》等系列媒体，在国内IT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人戏言，从这里到《电脑报》所在的科协大厦，不到两公里的范围内，谁要是跺跺脚，全中国的IT业都会为之一颤。
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作为科技部的一个公益类科研机构，主要业务范围是数据库、中文期刊数据加工等科技信息情报业务。1992年，它更名为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2005年，又改制为西南信息有限公司，但熟悉它的人都还是习惯性地叫它“情报所”。
办科技期刊，为专业工作人员提供信息检索和国外资料的翻译服务，是情报所的工作之一。它的第三研究室就是专业的电子类期刊编辑室，旗下有三本杂志：《微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文摘》和《计算机科学》。
1995年年初的一天，原情报所副所长饶生忠与当时任所长助理的曾晓东一起商量，打算在第三研究室做一个试点，办一本市场化的计算机期刊。曾晓东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室做编辑，后来担任了室主任。期间曾到德国做过4年的访问学者，在出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期刊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大量行业期刊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而很多行业，特别是IT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反过来又要求有相应的媒体为行业服务。
国内的计算机普及也在这时达到了一个高潮。
计算机普及教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谭浩强曾将中国计算机普及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次计算机普及高潮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末，普及的对象主要是高校、科技管理人员和部分中学生，普及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的一般知识和高级语言。第二次计算机普及高潮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普及的对象由学校和科技人员扩展到各个领域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面向所有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普及的内容侧重于计算机的应用知识，和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在这一次高潮中有几千万人学习了计算机知识。第三次普及高潮出现在２１世纪初，普及的对象是一切有文化的人群，它声势更大、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无论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前两次，在这次高潮中学习计算机知识的人数以亿计。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计算机普及的第二个高潮，大批的人开始接触电脑、学习电脑，对电脑类媒体的需求如饥似渴。电脑普及类媒体《电脑报》、《中国电脑教育报》、《电脑爱好者》创刊不久，就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时候，情报所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情报所是一个事业单位，有国家拨款，没有生存压力，但现在，事业经费开始逐年削减。如果要迅速壮大，就不能不开拓新业务，不能不考虑将现有的产品进行市场化的转变。
既然决定办一本全新的杂志，这个“新”，就是要和现在所里的期刊不一样，包括内容、定位和管理体制。最好是单独成立一个公司进行经营。
谢东，被选中来担纲主持这个工作。谢东当时在《计算机应用文摘》编辑部工作，另外负责一个和德国的合作项目，属于所里新提拔的一批副处级年轻干部。当时，所里也在考虑对他进行另一个新的任命——去业务处工作，那是一个负责业务规划和管理的行政部门。
在两条路面前，谢东谦虚地说，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最终选择了创业。
在筹备的时候，经过一个同事的推荐，张仪平来了。他之前在《中国市容报》搞专题广告和画册。《中国市容报》的画册实际上是一种广告手法，80年代初在重庆新闻界非常有名，给《中国市容报》赚了不少钱。但张仪平觉得，这种模式基本上走到了末路，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他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平台。
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很多问题上看法都比较一致，张仪平具有出版工作的经历让曾晓东和谢东非常满意。1995年8月1日，谢东和张仪平，再加上老同志陈育真——他曾任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社长兼总编，在情报所九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始正式上班了。
那个时候，情报所的员工经常会看到谢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电脑报刊——他在向其他媒体学习办刊思路。其他同事也做了很多调研，大家还研究了国外的期刊历史和现状，觉得娱乐这一块是未来走向市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想办一本这样的杂志。
那个时候审批期刊刊号还不像现在这样难，加上有科技部的支持，情报所提出申请新刊后不久，刊号就批下来了。但最先提出的名称《电子娱乐》没有通过，通过的是候选刊名中的最后一个——《新潮电子》。
谢东为新公司起了个名字叫“远望”，据说这个名字源于国内有名的“远望”号远洋测量船。这个名字，也昭示了几位创业者对公司的深切期望。
远望公司早期的人员，除了谢东以外，其他全部采用招聘的方式。后来由于工作需要，陆陆续续有一些情报所的在编员工调入，比如杨苏、王莲等。公司全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营，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都和所里的事业体制完全不同。
远望和其他下属公司的成功，也推动了情报所的变化。2005年5月，原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正式改制，更名为重庆西南信息有限公司，并划归重庆市管理。
这是我国首家由公益性国营事业单位改制为产权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单位。
与《电脑报》合作
刊号有了，但这时候大家对办一本市场化的杂志毫无经验。所里投入的资金也有限，于是大家决定寻找一个合作伙伴，让资本资源和智力资源的融入来推动这项工作。
开始的时候走访了很多有意向的合作伙伴，也包括一些资金比较雄厚的非出版行业单位，但是结果都不太理想。
曾晓东很早就认识了《电脑报》常务副总编陈宗周，这时候他提出和《电脑报》合作来办这份杂志，得到了后来出任情报所所长的陈源曙的大力支持。两个单位隔得不远——重庆是一座山城，情报所在半山腰上，而《电脑报》所在的科普活动中心在山下，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即使通过弯弯绕绕的小路，也只需要步行十多分钟。
这之前两个单位也有一些交往。情报所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电脑报》的发展，陈源曙还请陈宗周为员工们讲过课。
合作谈得很快。《电脑报》当时也有扩展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刊号资源。
囿于国内新闻出版管理规定，真正要使资金方和刊号拥有方走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双方本着成就一番事业的想法，特别是《电脑报》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最终合作达成一致。
从1995年6月开始，双方一直在商量杂志的定位、宣传方式。这种策划花了约半年时间，1996年1月，《新潮电子》创刊号问世了。
最初杂志以电子与电脑为主，但那时候大家理解都不深，凡是“家里面插电可以用的产品”都被纳入报道之列：电视机、录像机、音响、游戏机？杂志内容看起来很丰富，很热闹。
在研究到底印刷多少份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概念。
《电脑报》也没有办过杂志。陈宗周问他的发行部主任赵晓岚：“你觉得印多少合适？”赵犹豫了一会儿，说她也没有把握。
“那至少要印一万吧。”陈宗周大手一挥，确定了数量。
但第一期实际销售量不到2000册，很多书店接到货以后，包都没拆，几个月账期一到就直接退了回来。
半年内杂志销量一直没有起色，最少的时候印数减到了6000册。
这时候大家发现，杂志不能这样办，一定要有一个精准的读者定位和市场定位。于是决定将报道范围收缩。
《电脑报》提出将它办成一本软件杂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精确地定位在普通用户的应用层面上。《电脑报》在发展过程中，体会到读者对电脑应用的需求很大，周报很难深入地去满足读者需求，报社又没有多余的出版资源。副总编谢宁倡和编辑部主任黎和生一直想做这么一本专门讲软件应用的期刊。
1996年第7期，《新潮电子》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大改版。买到这期杂志的读者，都发现在它的封面上多了一排小字：“面向大众的软件杂志”。
从这期开始，发行渠道也作了调整。黎和生信心很足，在他的主张下，大胆印了18000册，市场反响很好。之后，发行量开始一路攀升。
《新潮电子》第一年，谢东说，远望公司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杂志定位的问题。第二是人员问题，一本杂志或是一份报纸，初创业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来一起干。第三就是发行渠道，当时还没有开发二渠道，这种情况一直到1996年下半年才开始得到解决。虽然杂志还是亏损，但已经看得出一点成功的眉目了。每个人都觉得，一丝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
解决渠道问题
新杂志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发行。在杨苏到来之前，《新潮电子》杂志一直是通过《电脑报》发行部发到全国部分城市的新华书店和几家二级批发商。
杨苏是《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的编辑。1996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谢东找到他，说远望公司缺一名做发行的人员，问他愿不愿意来做这个工作。
杨苏有些顾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这个新公司和它的运作模式。
而且，自己从没搞过发行工作，在情报所原来的杂志里，也没有市场化发行的概念，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做好。他说，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不然就觉得对不起这个工作。
谢东告诉他，大家都是边干边学，不要有什么担心。
谢东一共找了三个人，其他两位考虑过后都放弃了，最后只有杨苏决定来试一试。
杨苏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眼镜，显得精明强干。他是公司年龄最大的部门负责人，到远望的时候，已经40出头了。但他说，整天和年轻人打交道，自己的心态也变得年轻了。
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公司第一次搞拓展训练的时候，很多员工惊讶地看到，这个“老”同志和他们一样跑啊，跳啊，一个项目取胜的时候，他也会兴致勃勃地做出“V”字形手势和大家一起合影。
杨苏来了以后，开始为公司拓展“二渠道”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