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菜品搭配不当，特别是羹汤比重过大，吃了只能灌个水饱。虽说是“满州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见袁枚《随园食单》），但此菜单的羹汤未免过多。像第一分的十二样菜中，居然有七种羹汤：燕窝鸡丝汤、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第三分菜中，也起码有七种羹汤粥。一下子上这么多的汤汤水水，应该说违反了一般设宴的常识。虽说现今洛阳还有水席，道道菜都有汤水，但这只是聊具一格的东西，绝非正经宴席上菜的规矩。可为佐证的是，清人所著《调鼎集》卷八所开列的汉席、满席菜品中，就没有这么多的汤汤水水。
三是饮食用语混乱。像菜单中有一“鸽臛”，臛这是早年间羹汤之一类，《楚辞·招魂》中便曾提到过。当时人们把羹与臛区分得很清楚：“有菜为羹，无菜曰臛”（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即加有蔬菜的羹，无论有肉无肉均称为“羹”，只用鱼、肉等荤物烹煮的羹，则为“臛”。这种区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仍大体如此，《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羹”与“臛”，大致与此说相符。然而，到了后代，羹臛已经合流，很少再有人再用“臛”字。与李斗同时代袁枚，在其《随园食单》中记载了“羊羹”和“羊肚羹”的制作工艺。羊羹的做法是：“取熟羊肉斩小块，如骰子大，鸡汤煨，加笋丁，香蕈丁、山药丁同煨。”羊肚羹的做法则是：“将羊肚洗净煮烂，切丝，用本汤煨之，加胡椒、醋俱可。北人妙法，南人不能如其脆。”
如按古时标准，这“羊肚羹”应该为“羊肚臛”才是。袁枚是进士出身，又是大吃主儿，不会羹臛不分，他没有把纯用羊肚制成的“羹”称为“臛”，可证明当时“臛”已非常用之词。而在《扬州画舫录》中却出现了这个古语。再有此“满汉席”中还有一道“奶房签”或“兔脯奶房签”，也让人有些疑问。“签”的历史也颇长，南宋《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什么羊舌签、鸭签、肚丝签等。但是后代很少见到此词，以致于现在人们都弄不太清楚“签”到底是一种什么食品了。有的人说“签”是一种羹，有的菜谱中则认为“签”是一种网油等外皮包裹馅料，炸制而成的食品。个中差异实在是大而又大。而李斗在“满汉席”中居然把这样的古董也都搬出来了。因此，这份菜单的真实性实在是令人生疑。
退一步说，即便《扬州画舫录》所记录的满汉席的菜品都确有其物，也和宫廷没有什么干系，只是扬州地区的食客厨师以本地菜肴为基础创制出来的，其中有些菜如文思豆腐羹、糟蒸鲥鱼更是只有当地才有的土著。
满汉席可以查到的祖宗就是这个样子。至于以后各地流行的“满汉全席”，更是五花八门，彼此毫无联系。朱伟所著《考吃》一书，载有清末四川、广州的“满汉全席”的膳单和民初内地以及近代香港的“满汉全席”膳单；吴正格所著《清宫及满足菜点集粹》，记有东北的“满汉全席”菜单；李维冰等人所著《扬州食话》中，则有扬州版“满汉全席”的内容。因文字较多，不具引。各地膳单所列菜品并无一定之规，异多于同，且均以本地风味为主。正是因为“满汉全席”本来就没有宫廷御膳的统一版本，因此大家便都可以由着自己的喜好来，都可以称为“正宗”。不过，即便是天马行空，好歹也需要讲点规矩，不能全然乱来。有的“满汉全席”在客人入座之后，竟然先奉上一道“高汤甩果”，这有些匪夷所思了。“高汤甩果”就是水泼蛋，乃老北京饭馆中的“敬菜”。过去客人来到饭馆，如果点菜较多，老板便会白送两样菜略表心意，这就是“敬菜”。“敬菜”当然不会是燕窝、鱼翅之类的贵重东西，一般是溜黄菜、炒掐菜（豆芽掐去头尾）、高汤甩果之类的便宜货色。拿这样的“敬菜”充当“满汉全席的”头道羹汤，未免过于扯淡。
尽管“满汉全席”纯粹是一些人炒作出来的玩意儿，但有人请吃，本人也不会拒绝。不管什么版本的“满汉全席”，毕竟都汇集了当地的饮食精华，值得一尝。不过，如果有人请吃正宗清宫御膳，我想还是免了吧。木樨肉、羊肉炖冬瓜、酥海带之类的玩意儿，自己在家做做吃就行了。
乱啃皇帝
中国的不少吃喝都有说道，后面往往跟着一大串名人，其最高者自然是皇帝。
江苏沛县的鼋汁狗肉，据说刘邦在家乡当混混时，常吃不厌，而且还是由樊哙亲炙。扬州的狮子头，据说是隋炀帝游览当地名胜葵花冈后，命令御厨照此创制出来的，因此也叫葵花献肉。苏州的松鼠鳜鱼，据说乾隆爷下江南时曾御口亲尝，大加赞赏。杭州的吴山酥油饼，据说原是北宋宫中点心，本名“大救驾”。当年赵匡胤在后周当大将时，一次进攻南唐颇费气力，搞得老赵心力交瘁，不思饮食，还是厨师做了这酥油点心呈上，才使他食欲大振。老赵登基之后，遂将酥油饼御封为“大救驾”。一道点心，居然和千军万马一样具有救驾功能，也算是风光到家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据说而已，正史不载。《史记》倒是记述过刘邦未曾发迹时的表现，还有过政审意见：“好酒及色”；也证实过樊哙的职业：“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但所述不过如此。只凭这两句话，居然能演绎出一段故事，让刘邦、樊哙和狗肉三位一体，也算是功夫。
中国人对于历代君主，一向分为两类，桀纣与尧舜，两者泾渭分明。但是每逢论及吃喝，这泾渭便合流了。只要是皇上吃过的东西一概受到尊崇，再不管什么昏君明主，甚至昏君还更为吃香。谁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亡国之君，可是扬州狮子头还是要跟他扯在一起，以壮门面。杭州有一道“宋嫂鱼羹”，已有800多年历史。据宋人《武林旧事》载，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十五，太上皇游西湖时曾经品尝过宋五嫂烹制的这道菜，赞赏有加，并赐以金银绢匹。“宋嫂鱼羹”由此名闻天下，流传至今。这个太上皇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伙同秦桧杀害岳飞的南宋高宗赵构。可今人在推介“宋嫂鱼羹”时，却还要用这个赵构来贴金，真不知是何道理。
细细琢磨，其实不难找到答案。昏君的一个标志便是骄奢淫逸，把老百姓的肚子问题放在一边，自己却想方设法搜寻天下美味，满足口腹之欲。如果将他们吃过的东西一概排斥，那中国饮食精华就得少去大半，未免可惜。再说，昏君之昏在为政，而对于美食，由于时时讲究，处处留心，反能高于常人也高于明君，让他们出任肴馔评委，更具权威性。
相比较之下，政绩较好的君主，吃喝上则往往难有太多的说道。北宋仁宗赵祯夜晚在宫中加班，肚子饿了，想吃的东西不过“烧羊”，实在不够档次。一次仁宗要在宫中宴客，有一道菜是螃蟹。他一看28只螃蟹每只要价一千文，便斥去不用。这样的人，候选节俭典型还马马虎虎，出任美食专家则差着火候，远不如赵构之类。这个赵构，虽然治下只剩下半壁江山，但在吃喝上却一点也不半壁。他在位时，曾经因厨子煮馄饨不熟而将其送往大理寺问罪；逊位后，有一次，钦定接班人宋孝宗为他祝寿，他竟然因为寿宴不够丰盛而大发其火。这种人，倒还真有资格给佳肴名点当当招牌。
中国的吃喝愿意和各类皇帝挂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满足人们“向上看齐”的心理需求。中国过去在饮食上等级规定相当森严，最高执政者的吃喝，总要刻意高人一等。周代就明文规定，诸侯可以吃牛肉；大夫等而下之，可以吃羊肉；士只有狗肉猪肉可吃，而平头百姓平时只好吃素。在这种制度下，皇上享用的东西，臣民如有幸跟着沾沾光，身价就能涨出一截，十分荣耀。欧阳修做官二十多年，得到御用的一饼小龙团贡茶，不仅小心珍藏，还要撰文纪念，广为传播，便是例证。文人尚且如此，何况凡夫俗子。可惜一般人获得御赐的机会少之又少，无奈之下只好在市面上挖掘代用品，是真是假且由它去，只要能借此和皇上们套套近乎，风光风光，目的就达到了，心里就舒坦了。
这种“向上看齐”的民众心理，并非中国特色，外国更邪乎。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是个饕餮之徒。由于暴饮暴食，消化不良，终于寡人有疾，得了地地道道的肛瘘。虽医治多时而未见效果，最后还是一刀割下去了事。消息传开，肛瘘顿时成为朝野议论的热门话题，外科医生的家里挤满了人，都说有肛瘘，都要动手术。当医生告知病情不重无须开刀时，这些人竟然大发雷霆，因为失去了和国王同挨一刀的机会，就少了一份对外炫耀的资本。
法国的国王没有了，争着要效仿国王在屁股上来一刀的故事已成为笑料；中国的皇帝也没有了，许多吃喝则还在拿皇帝正经说事儿。有点意思。
?
歪批孤寡
中国古代的君主实在是很有意思。自己明明凌驾万民之上，独掌生杀大权，却偏偏要显得很谦恭，自称孤、寡、不榖。“榖”者善也，“不榖”即为不善之辈，这类谦词还有理论阐述。《战国策》的解释是：“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君王称孤寡不榖。”《吕氏春秋》说得更明白：“君民孤寡，而不可以障壅。”原来，发明这样的称谓是为了让君王们时刻想着天下百姓，不能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可谓用心良苦。
以孤寡不离口来锻造明君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甚至是扯淡，正如自称“公仆”者之行径往往超出公仆范围一样。这一点，无论孤寡们还是非孤寡们都很明白。于是待到秦国一统天下，始皇帝登基伊始，便索性废除了这些把戏，将过去大家都能用的“朕”作为皇帝的专用称谓，倒也直截干脆，比起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要强。
不过，秦之后的帝王们虽然不再自称孤寡，但生活中其实仍然很是孤寡，比如日常饮食。以清朝为例，皇帝们吃饭必须形单影只，一年中除了几次重大节日外，后妃子女一概不得陪食，王公大臣更是与之无缘。用北京土话说，吃饭得“闷得儿密”。这种进食方式实在是很不科学。一人吃独食，食欲往往不振，这是一般常识。到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就是喂猪也要在让几只猪在一个槽中抢食，如此猪们才能吃得多，吃得香，长肉快。吃饭时孤孤单单，口中必然寡淡无味，纵然满桌美味珍馐也难有好胃口消受。从流传下来的清代帝王像看，大都比较清瘦，有的甚至尖嘴猴腮，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这些皇帝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日常饮馔不但可保无虞，而且相当丰富，每餐都有几十道菜，究其消瘦原因，应该是吃饭时孤寡所致。今人吃饭方式不同，所以胖。
帝王吃饭必须“闷得儿密”，其实并非中国特色。法国王室也有明确规定，君主应该独自一人进餐，这一规定延续了数百年，直到1830年7月法国君主制终结。不过，也有的国王嫌一人吃饭实在无趣，于是打破陈规，进行一番改革，找一些陪客共同进餐。像亨利四世，就几乎天天违反礼仪，邀请各种人甚至是不相干的人一同吃饭。一次，一个名叫格鲁拉尔的卢昂人到巴黎最高法院公干，没想到却稀里糊涂地成了亨利四世的座上宾，品尝了一顿御膳。法国国王吃饭也有讲究，先要由神甫念过餐前祝福经，随即国王宣布：“传膳！”御膳总管跟着发布指令，一干人等便端着饭菜从御膳房走出来，弓箭手与持戟武士从旁护送，在场的侍从们还要毕恭毕敬地向着美馔佳肴敬礼。如此这般之后，进餐才能正式开始。
比较起来，中国皇帝们在吃喝上的规矩则要严格得多，不要说请不相干的人吃饭根本不可能，就是与朝廷重臣同桌共食也极罕有，遇到这种事情臣子必须诚惶诚恐，叩头谢恩。不过，清朝皇帝吃饭时虽然多为孤寡，却还常常想着别人，将自己吃不了的饭菜赏赐亲贵朝臣，以示天恩。像乾隆出巡山东时，一次进食之后便向26位官员赏赐饭菜，其中有山东巡抚、学政、布政使、总兵等。这些饭菜政治意义固然重大，但饮食价值却已大大打了折扣。当时就已经有人私下抱怨：“天厨余馔，经宿辄不可下咽。”还有人赋诗：“宁甘家食供藜藿，不向天厨啜糜饘。”有点儿不识好歹。
中国皇帝们吃饭时宁肯孤寡一人，很少与家人臣子同桌共食，其原因有很多。政治考虑当然是第一位。如果皇上整天和臣子或后妃一道吃饭，岂不是将自己混同于一般人等，权威由何树立？再者，安全问题也需要认真对待。当年君主们还在称孤道寡时，就曾因为请客吃饭闹出过大事。一次，郑灵公用楚人进献的大鼋宴请诸大夫，因为开玩笑没有邀请公子宋，公子宋认为受到怠慢，于是在开宴之前在朝堂上抢先用指头在煮鼋的大鼎中蘸肉汤而尝之，表示自己已经吃到了“异味”（这就是“染指”一词的由来）。如此失礼之举惹得郑灵公大怒，打算将公子宋杀掉，没想到公子宋先下手为强，反将“老大”砍了头。区区一顿饭便可造成弑君政变，前车之覆不可不察。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皇上一家人口太多。像康熙的后妃共有39个，乾隆是27个，加上子女则更可观。如果挤在一桌吃饭，你甜我咸你辣我酸的，实在是照应不过来。如果再遇到争风吃醋的，哭天抹泪的，一顿饭还不把人烦死？由此看来，当皇帝在风光之余，其实也有许多不好受的时候，例如吃饭之孤寡。
御膳未必佳
世上许多事情往往与身份地位不成正比，比如说皇上的饭食就未见得是天下第一。
要说皇上的吃喝不如寻常百姓，自然没人相信，起码场面之壮观就非一般人可比。《周礼·天官·膳夫》记载，周天子的伙食标准是：“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六谷即黍、稷、稻、粱、麦、菰（薏米）；六牲即豕、牛、羊、鸡、鱼、雁（鹅）；六清即稻、黍、梁三种粮食酿的清酒及连糟之酒；八物即“八珍”。看来，周天子吃一顿饭，手下人且得忙活一阵，光这120瓮酱，搬来倒去的，也得费把子力气。周代宫廷之中，管酱的有64人，估计其中不少是专门负责倒腾酱缸的。周代之酱与今天不同，是将鱼、肉、蔬菜、水果甚至蚂蚁卵等之类的东西，剁吧剁吧腌制而成的。其味道究竟如何？无从考证。因为以后再无人肯吃。
到了清朝，皇上吃饭场面依然壮观。据《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清初御膳，定例有120品。至嘉庆道光年间，御膳减为64品，以示节俭。至咸丰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御膳又减至32品。至同治初年，又复减去其八，据说这是慈安太后的懿旨。即便如此，几十样饭菜也得摆上好几张桌子。待到慈安过世，慈禧大权独揽，吃喝上便又大发起来。
不过，尽管御膳样数不少，质量却未必有多高。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福隆安等官员曾经三次向皇上呈报伙食账。其中正月初一至初十的十天中，内外膳房用：“五十斤猪五十五口、猪肉三千九百三十五斤八两、文蹄二百七斤、肚子四十个、心肺三十二个、猪油四十九斤八两、大肠四十根半、小肠五十五根半、腰子二十二个、管子一百五十根、肥鸡三十五只半、肥鸭五十八只、菜鸡一百十七只半、菜鸭一百三十五只、当年鸡七只。以上十五项，共用银五百三十四两二钱二分六厘零。”内外膳房是专供帝后嫔妃吃喝的，本应由宫廷事物管理局即内务府负责，福隆安是兵部尚书兼管工部事务，与此根本不搭界。想必因为他是乾隆的女婿，老丈人想查查有没有人揩自己的油，只有找自家人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