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之赐的对象当然还有能臣。稍微明白点事理的皇上毕竟知道，坐江山不能只靠溜须拍马之徒。因此，除了顾可学这样的货色外，明代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崇祯年间的御边统帅袁崇焕等人，也都有过赐服之荣，而且规格颇高，所赐者为蟒服。蟒服因面料绣有似龙之蟒而得名，非皇上亲赐，即便一品高官也不得享用。张居正当过皇上的老师，万历皇帝一度对其言听计从，因此赐件蟒服也不稀罕。不过，皇上一时看重你，并不代表一辈子看好你，等到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一些朝臣的怂恿之下，抄了张师傅的家，还差点把他开棺戮尸。服饰之赐，实在是不牢靠。
也许是看清了这一点，当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让袁崇焕全权负责辽东战事，并赐他蟒服和玉带时，袁崇焕极力谢绝御赐，只求皇上能给点信任，不要听信谗言，说是“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朱由检当场开出保单：“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但到头来他还是听信谗言，以擅主和约等罪名，“磔崇焕于市”，也就是千刀万剐。很惨。
看出了专制制度的毛病，却不得不周旋其中，最终自蹈死地，这是袁崇焕们的更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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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裆变迁
中国虽然素称礼仪之邦，有些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礼仪”。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头有脸者多为“光腚党”，老少不分，乾坤一体。
“光腚党”成员既为有头有脸者，当然不可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其穿着还是颇为讲究的，上要有衣下要有裳。裳的样子和现在的裙子差不多，只不过褶子要打在左右两侧，前后两面则须保持平整，以示庄重。裳之外，还要罩上一块绘有图案的布帛或皮革，以作装饰。与裙子不同，裳是绝对不能“迷你”的，一般都要长拖到地。因为华丽外表的后面已无寸丝在体，可以“一览众山小”了。《周易·系辞》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此处之乾坤，指的是天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即黑色，故上衣像天而其色玄；地为黄色，故下裳像地而其色黄。明白了衣裳的形制，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权者只有“垂”衣裳才能天下治。因为裳内已是一无所有，不垂之，难免春光乍泄，不成体统。领导形象一旦因此受损，说出话的分量便得打折，天下自然也就难于治理。
穿衣系裳的“光腚党”，尽管行为举止须处处小心，但也因此捞得一大好处，这就是“方便”起来比较方便。
但衣裳之制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特别是保暖性太差，遇到数九寒天可就惨了。于是，聪明人想出了各种补救措施。在两腿部位，以窄布缠绕的“邪幅”御寒，其模样和现在的裹腿差不多，只不过缠绕的层次更多些；在核心之处，则发明了“绔”以全力保卫之。由此，“光腚党”便演变成了“开裆族”。绔者，开裆裤是也。由于保留了便于“方便”的功能，开裆裤也被称为“溺绔”。江陵马山楚墓中曾有绣绢锦绔出土，沈从文老先生专门对此进行过考证。
由于是内穿之物，绔的用料通常不太讲究，只有阔少才会以细绢即“纨”来做绔，臭显摆。由此便有了纨绔子弟之说，即“穿着豪华开裆裤的有钱小玩儿闹”。为此，特建议将“酷毙”一词改为“绔毕”，这样才有讲儿。
开裆裤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人们十分熟悉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幕后英雄便有此公。当年老赵家被满门抄斩后，只有赵朔的妻子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得以带着身孕跑到宫中避难。“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躲过此劫，赵家的独苗苗赵武，才能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等人的扶助下，报仇雪恨，重振家声。赵武藏身之“绔”，便是开裆裤，唯此，他才能通过敞开之裤裆顺畅呼吸，不至被憋死。没有这裤裆中的一幕，就不会有后来的魏、赵、韩三家分晋，更不会有战国的七雄争霸。亏得《史记》中的这番记载，才使开裆裤之殊勋未被湮没。
不过，老赵家的后人赵武灵王对开裆裤却不那么领情，甫一当政便要全力革除之，搞什么胡服骑射。这其实也是形势所迫。因为赵国当时经常受到周边胡人骑兵的袭扰，靠传统车战总打不赢，只好以骑射对付骑射。而宽袍大袖的汉族服饰，用于车战还马马虎虎，一改骑射便不灵光了。穿着开裆裤骑马，将士们过不了多久都得变成红屁股猴，哪里还有心思挽弓射箭！因此，要玩儿骑射就必须配套胡服，上面是窄袖的紧身衣，下面取消裳和开裆裤，只穿满裆长裤。
为了把这裤裆补一补，赵武灵王可是遇到了大麻烦，有人抨击他违反礼制，“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不为所动，反驳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很有水平。经过一场辩论，赵武灵王获得了元老派的支持，这才使胡服骑射推行开来，军队因此连战连捷，赵国疆土不断扩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噫吁！世上一切改革都不容易，包括补裤裆。
溺绔虽然在赵国受到胡服的冲击，但在其他地方依然吃香，直到汉代，裤裆的官方地位才正式确立。汉昭帝的上官皇后，是朝廷重臣霍光的外孙女，霍光为了让她独得皇上宠幸，早生贵子，便想出了一个高招，以昭帝身体欠安为由，示意左右吁请皇上节欲，并把后宫佳丽的开裆裤全部改为“穷裤”，即具有前后两裆的内裤。如此一来，皇上即便想和其他宫廷女子“交通”，也不那么容易了。宫廷裤裆体制改革之后，合裆裤才逐渐流行开来，使得人们生活多了一些文明。这也算是歪打正着。
其实，要想固宠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把皇上的裤裆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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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箕踞”
中国古代有头有脸的人物，很有几个举止乖戾者。汉高祖刘邦便是其一，喜欢当众“箕踞”。
所谓“箕踞”，就是两脚前伸，两膝微曲而坐，因为伸出双腿的形状像个簸箕，故有此名。这般模样搁在今天不算什么，早年间却是大大的不妥。《礼记·曲礼》中，对人们行为举止规定了上百条“不准”，吃饭时不准满嘴喷饭，不准满嘴流汤，不准吧唧嘴，不准专吃一样菜，不准拿骨头喂狗；走路时在堂上要用细步，堂下要用正步……其中一条，就是“坐毋箕”。毋箕之坐，就是要两膝着地，两脚脚背朝下，臀部靠在脚后跟上。和跪着差不多。这等坐法，即便下面没有搓板，也难以长时间享受，因此人们私下里踞他两踞，松快松快在所难免。
据《韩诗外传》记载，孟子的夫人曾有一次如此这般了一番，没想到被老公一头撞见。孟子到底是亚圣，立即禀报老娘，说老婆“独踞”，不懂礼数，要休了她。孟母不愧是亚圣他妈，马上引经据典，说儿子进房间不打招呼，让人准备不及，才是真正不懂礼数。闹得孟轲先生老婆没换成，还得检查自己的不是。可见，非公开场合的箕踞还是允许的。但是当众如此，则确乎是傲慢无礼的表示。老刘却偏偏要当众如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耍光棍儿。
据《史记》记载，刘邦之“初踞”，是在沛公任上领兵攻秦的时候。一个叫郦食其的读书人听说刘邦是“大人”即品行高尚之人，遂兴冲冲地撞上门来呈献灭秦之策，没想到被召见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很恼火，教训刘邦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听罢这话，刘邦这才像个“大人”，起身整衣，以表歉意，并将郦食其请入上座。受到礼遇后，郦食其方“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
刘邦之“二踞”，则是从沛公挣蹦成汉王，与项羽争夺天下时。项羽的哥儿们英布，在刘邦的劝诱下起兵攻楚，结果老窝被端，只好投奔刘邦找饭辙。“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英布不是读书人，被“踞”之后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心中憋屈，于是只好“欲自杀”。不过回到招待所后，英布发现“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又死心塌地跟随刘邦，最终把项羽逼得自刎乌江。
至于“三踞”，则是老刘当了皇帝之后的事。汉七年，他到赵国视察工作，赵王张敖家中的“一把手”是刘家大小姐，因此对皇上老丈人自然要小心伺候。张敖不当赵王当跑堂，穿着短布衫，戴着皮套袖，亲自给刘邦端菜上饭，可老刘仍然不满意，“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张敖的手下火了，对他说：“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啮其指出血”，有的解释说，这是张敖以此表示对刘邦的忠心。
箕踞为什么像斗牛士手中的红布，人见之而人怒之？答案其实十分简单，“箕踞则如袒裸”，有可能泄露“最高机密”。
中国古代的男男女女，下身所穿都是裙子即“裳”，里面却没有内裤。为防止公开透明，人们在公众场合只好跪着，用长拖到地的裳将身体紧紧裹住。如果像刘邦那样两腿前伸，坐在席子或矮床上，势必将看家护院的宝贝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等于是当众骂娘。面对这等羞辱，正常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因此，张敖“啮其指出血”，应该是被踞之后也想跟刘邦玩儿命，又知道玩儿不过，只好干忍着，啃自己的手指头消气。至于后面那些颂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漂亮话，久在官场混，谁个不会说？
鲁迅先生说过：“汉的高祖，据历史学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从老刘对箕踞的爱好，也可证明这一点。而高祖之高明，便是把这类无赖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为自己打天下服务，而非一味耍光棍儿。像他对待英布，先是以“踞床洗”挫其傲气，等到英布被折腾得自尊全无，打算自行了断时，再给他一个意外之喜，让他在吃喝上与自己平起平坐。如此，英布想不卖命都不成。下三滥功夫，能够收发自如，也绝对是上乘功夫。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无赖千千万，只有刘邦才能当上一国老大的原因。
司马迁笔下还有另一箕踞者，就是荆轲。他在刺秦王嬴政未果，身被八创之后，明知必死，却还要倚柱而笑，箕踞大骂秦王：“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一笑一踞一骂，顿显荆轲之满身豪气。太史公确实高明。只可惜，诸多影视剧却未曾表现这箕踞的真实。
大概是“不准”太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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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红道紫
中国人说的许多话，往往都有来头。
就拿“后来居上”来说，其原创者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汲黯。汲黯出道较早，苦熬多年才当上个主爵都尉；虽说只是负责授爵之类的杂事，却是“列于九卿”，享受正部级待遇。其时，同在官场上的公孙弘和张汤都还是“小吏”即办事员。然而，等到此二人一个官至宰相，一个当上了御史大夫，进入“三公”序列时，汲黯还在原地踏步。于是汲黯找到汉武帝刘彻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此话着实不像臣子该说的话。好在刘彻有些肚量，听过之后，“上默然”，没答理他。
汲黯不能进步，问题就出在他那张破嘴，专门拣最高领导不爱听的话说。一次，武帝找来一帮文人商讨如何为自己歌功颂德，他老先生偏要插上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尧之治乎？”弄得刘彻很是恼火，“变色而罢朝”。似这等乌鸦嘴，没有被撤职砍头，已算万幸，想要升官，根本没门儿。须知，要想后来居上，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让老大高兴顺心。
中国还有许多话，则闹不清打哪儿来的。比如，与“后来居上”同具官运亨通之意，兼备权势显赫之色彩的“红得发紫”，就不知出自何人之口，故而《辞源》《辞海》均未收录，因为没有说道。窃以为，能够说出这等话的，应为官场中人，且对中国服色制度颇为了解。
中国过去服色，也有三六九等。按早期的官方标准，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属高贵者，可用来制作官场礼服；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骝黄，则为间色，因其驳杂，故而卑贱，只能用于官员的家居便服、背心裤衩，以及妇女、平民的衣着。不过，也有个别当权者喜标新立异，以间色为朝服。春秋时的齐桓公便是一个。《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好衣紫，国人皆好服之，致五素不得一紫。”尽管齐桓公为当时的霸主，但其做法仍为正人君子所不屑。孔夫子就曾明确表示：“恶紫之夺朱也。”因为如此这般，便会打乱上尊下卑的等级制度，造成社会混乱。圣人到底是圣人，看问题具有战略眼光。
不过，中国的圣人所不知道的是，齐桓公之喜好，其实正与国际接轨。古罗马时期，皇帝、执政官、将军等有头有脸者，所穿袍服无不以紫为贵。当时的紫色染料，取自地中海深处的一种贝类的内脏，每个只能提取一两滴染料，从200只贝中获得的染料，干燥之后不过0.007克，因此价比黄金。这等珍稀之物，自然只有高高在上者才配享用，“恶紫之夺朱”论在此毫无市场。
如果就色论色，比起黑白之类的“正色”来，紫色更为典雅华丽。故而，独尊儒术的汉代之官服虽然仍为黑色，但一些零部件已经以紫为贵。其时官员上班出行都要随身佩带印绶，以别等级。绶是丝织的宽带子，长可丈余，平时垂于腹前，一端用以系印。后来居上的公孙弘丞相和张汤御史大夫，按级别均可佩金印紫绶，而汲黯之流，则只有银印绿绶。难怪他老先生要耿耿于怀。
隋唐时，紫色已正式进入官服序列，而且地位甚高。唐高宗之后，各级官员的服色标准为：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则为浅青。绯即是红色。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位高权重，职数有限，能够由红而紫，殊为不易。白居易有诗云“有何功德纡金紫，若比同年是幸人”，其得意之情不难体味。白诗人在官场混了几十年，退休前终于当上了正三品的刑部尚书，自然要吟唱一番。
要想红得发紫，还有速成秘诀。这就是千方百计讨得皇上欢心，由其发布敕令赐紫，先享受一下三品高官的着装待遇，待时机成熟再转为实职。这在官场上是常有的事。不过，这样做要选准时机，掌握火候，绝不可胡来，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唐代宗时有个宦官鱼朝恩，本来是个红得发紫的典型。代宗不但让他掌管军队，参与朝政，而且居然要他负责教育系统，主管国子监。不过，这个鱼朝恩得志便猖狂，朝廷大员商议要事，他只要未参加便要大骂：“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皇上听了自然很不高兴，因为自己的位置让人占了。还有一次，鱼朝恩给养子弄了个穿绿色官服的内给使，结果小鱼上班头一天便和同事干起来了。于是鱼朝恩第二天找到代宗说：“臣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之紫衣。”没等皇上应允，其手下已经拿出紫衣，套在了鱼子身上。代宗无奈，只好干笑曰：“儿服之，大相宜。”但没过多久，老大便把老鱼给“咔嚓”了。
所谓红得发紫者，其实大都还是奴才，一旦惹翻主子，难免由紫而黑。世上偏有不少人乐此不疲。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