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奔这几天的心情比较压抑，按理说，他接到郎玉昆关于已经物色到优秀的女大学生入校的消息后，应该高兴，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刚放下郎玉昆的电话，就接到了罗遥打来的长途，说发现温芃并竭力劝说她参加特工学校是他这个教务长的功劳，可没料到郎校长贪功谎报，叫他这个局座明察。两人先后打来的电话都证实了一件事，新招入学的温芃非常优秀，是千里挑一的人才。但他俩的电话又同时证实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学校的两位主管矛盾日益加深，而且还时有磨擦，一到关键时候，两人的不合就公开化，这让阎奔很不满意，也最不放心。
他知道成立长沙特工学校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这个领袖不但抓枪杆子，也特别重视特工间谍的作用。抓枪杆子，委员长亲自办了黄埔军官学校；重视特工，他是直接抓中统、军统，把自己最得力的亲信戴笠安到军统局长的位置上，戴笠推荐阎奔当副局长，蒋介石也是一口应允。戴笠把特校的事全权交给阎奔处理，而他自己却很少过问，阎奔为报戴笠的知遇之恩，除了自己制定了办校方针和教学原则外，又起用了郎玉昆和罗遥这一文一武来主持学校日常工作。他本以为郎、罗二人就是仅冲他副局长的面子，也会精诚团结共事，共同把特校办好，为党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优秀特工人才，让戴老板和蒋委员长高兴。应该说郎玉昆是按他的要求去做的，无论是在学校筹备期还是到校任职以后，郎玉昆都能以全局为重，尊重罗遥，注意和他配合共事。可让阎奔始料不及的是，罗遥处处以老牌特工自居，根本不把叛变后加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郎玉昆放在眼里，自郎玉昆任校长后，他更是多处刁难，根本不愿也不想和郎玉昆好好合作，面对罗遥咄咄逼人的架势，好在郎玉昆没有像他那样行事，所以两人在学校才没有公开摊牌，为了打掉罗遥的傲慢，阎奔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及私底下交谈中，严厉批评罗遥的不足及无知，叫他务必学习郎玉昆的长处，从校长丰富的学识中找自己的短处。面对阎奔的严厉批评和好言规劝，罗遥也曾表示过服从大局，和郎玉昆搞好团结，努力办好这座特工学校。让阎奔气恼的是，罗遥的傲气收敛不到几天，必定会旧态复发，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郎玉昆，这就让阎奔大伤脑筋，要不是看在罗遥是他的心腹，跟着他死心塌地干特工，他早就把罗遥撤换了。
对于郎玉昆，阎奔感情复杂，从个人私交来说，自郎玉昆叛变共产党后，十几年来，他一直在阎奔手下工作，对于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人，阎奔也是向来瞧不起的，但对郎玉昆，他的看法却起了变化，阎奔从郎玉昆叛变共产党投身国民党后对特工事业的尽心尽力中让他看到了此人是真心为蒋家效劳，而非假情假意的权宜之计。这十几年来，由郎玉昆出面破获的共党组织，抓获的共党要犯，更证明了他非同一般的作用，故得到戴笠的器重，破格地一次次提拔他，至今已是上校军官，最让戴笠赏识的是郎玉昆渊博的学识。所以，在历届的特训班中，他都让郎玉昆当教官，为学员讲社会发展史和三民主义学说，这次是国民党第一次大规模地办特工学校，戴笠和阎奔同时想到要郎玉昆当学校的一把手，可不识时务的罗遥却不察上情，我行我素，让郎玉昆不能在学校放开手脚大干。这是阎奔绝然不能允许的。
当然阎奔也清楚，罗遥为什么始终看郎玉昆不顺眼的原因，罗遥常说连师傅都可以出卖的人就不是东西，连畜生都不如，要谈起郎玉昆出卖师傅叛???，而后又枪杀师傅的事，阎奔可是一清二楚，因为这件事是阎奔一手策划的，事情是郎玉昆干的，可幕后主使却是阎奔……
郎玉昆出身于湖北天门县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里，家里是一贫如洗，九岁那年，他父母带他乞讨到上海，他十八岁时，他父母相继病逝，他只得到工厂里做短工，以维持生计。正在这时，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改善工人待遇，举行罢工，并上街游行，纱厂警卫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血腥
的暴行激怒了上海工人、学生，于是于五月三十日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收回租界，租界巡警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四十多名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第二天，出于义愤的郎玉昆参加了上海人民举行的总罢工，为此，他被工厂开除。
打不成短工，郎玉昆就断了生路，没办法，他只得到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工人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个小兄弟。在这里，他认识了老工人肖秉南，由这位老师傅介绍，郎玉昆终于有了一份事做，白天他去工厂上班，晚上读夜校。一年之后，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均读完了高中课程，他开始自修大学功课，还开始学习英语，这期间，肖秉南像父亲般地照顾他，帮助他，在工人们眼里，他俩情同父子。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逼近上海，上海工人准备起义。肖秉南和郎玉昆积极投身于准备起义的工作之中，由于叛徒出卖，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十月二日之夜，码头工人的血染红了上海滩。
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也接着失败了，肖秉南和郎玉昆逃出了敌人的合围，幸免遇难。
1927年3月中旬，中共军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战斗于21日打响，很快占领了闸北火车站，解放了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当天晚上，肖秉南和另一个工人，在棚户区一间仓库里，介绍郎玉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底，北伐军占领下的上海，局势变得格外紧张，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和社会上的各种黑社会势力，借故和工人总工会闹摩擦，到4月初，不少基层工会被流氓、黑社会势力捣毁，冲突愈演愈烈，4月11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流氓头子杜月笙杀害，上海各界为之大哗，工人纠察队员们义愤填庸，发誓要为汪委员长报仇，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直在注视事态发展的蒋介石，这时鼓动部分流氓，又用重金收买了一些打手，冒充工人纠察队，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于是双方交火，全力厮杀。蒋介石抓住时机，以工人纠察队“内讧”为借口，派出大批军队进驻工人纠察队总部及各分部，只用了一天时间，便收缴了上海工人手中的全部武器，并逮捕了工人纠察队队长肖秉南和郎玉昆等众人。
在以后的三天里，蒋介石的军队大开杀戒，三百多工人被枪决，五千多工人失踪，黄浦江面上漂浮着无数死尸，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当时任蒋介石北伐军特别行动队组长的阎奔，奉命审讯肖秉南和郎玉昆，他为了收买这两个人，先是好言劝降，高官厚禄许诺，竟不见他俩动心，于是施以重刑，让他俩招供，以获取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情报。严刑拷打之后，肖秉南视死如归，遍体鳞伤的他不吐一句真言，面对皮鞭、老虎凳、辣椒水，郎玉昆还是坚持了一阵，但烧红的烙铁一靠近他的胸脯，他便再也挺不下去了，最后投降了国民党。为了让他彻底与共产党决裂，阎奔要他亲手枪毙肖秉南。看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师傅，郎玉昆吓得手发抖，肖秉南做梦也没想到郎玉昆不但叛变革命还把枪对准自己，不由得破口大骂，在骂声中，郎玉昆向自己的恩师、入党介绍人开了枪，望着死不瞑目的师傅怒视苍天，郎玉昆当即吓昏过去。
1931年4月1日，复兴社成立了特务处，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处处长，阎奔成了他手下的一名科长，郎玉昆也随阎奔到了特务处当了科员，这时的罗遥是戴笠的随身保镖，其气势和权利不在阎奔之下。
为了取悦戴笠，阎奔忠于职守，郎玉昆也很为他争气，科员的工作也干得十分出色，为了表明他和共产党早已一刀两断，他不断把侦收到的红军电报抄送给阎奔，阎奔又转呈戴笠，他俩果然受到戴笠重用。一年半之后，阎奔已提拔为特务处副处长，郎玉昆成为少校行动组组长，而罗遥却因为酗酒失职，被戴笠降为一般科员。为了重新被重用，他只有讨好顶头上司阎奔，他的殷勤和讨好似乎让阎奔对他改变了印象，对他的态度也由原来的近而远之变成了交往较多的朋友。
1933年6月18日早晨，在戴笠指挥下，有阎奔、郎玉昆、罗遥参加的复兴社特别行动组，在上海枪杀了上海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先生，从此，戴笠格外器重他手下的这“三只虎”。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将军、李宗仁将军联合反蒋，7月，戴笠带领他的“三只虎”，从南京飞香港，暗地里策反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让他的全部飞机投降南京，致使轰轰烈烈的陈、李倒蒋运动彻底失败。在策反陈卓林的谈判中，郎玉昆作为策反主策划，唇枪舌剑，颇善攻心，再加以戴笠许以重金，终使陈卓林倒戈，郎玉昆的胆识、机灵以及应变的能
力，让戴笠得以见识，他除了夸奖郎玉昆本人，还赞许阎奔识人，“说降了中共里面这样一位优秀的可塑之才”，因此，阎奔对郎玉昆的看法更好。罗遥在这次策反中，几乎没出一点力，受到戴笠冷落，他迁恨于郎玉昆这个“中共叛徒”，决心日后也让他尝尝受冷遇的滋味。
1938年春，张国焘叛变投靠了军统，担任时事问题研究室主任，专门搜索共产党的情报，策反解放区的干部，戴笠为了控制张国焘，派郎玉昆担任他与张国焘的联络员，其实是派郎玉昆暗中监视这个大叛徒。郎玉昆忠实执行戴笠的命令，除暗控张国焘外，还为戴笠出谋划策，扩大策反战果。这一手又得戴笠垂青。所以，当蒋介石要办特工学校时，戴笠阎奔不约而同想到了郎玉昆，决定让他当校长，罗遥当副教务长，直属阎奔领导。他满以为这样安排，文武结合是最理想的搭配，没料到罗遥对郎玉昆早就是心存芥蒂，处处作对，时时犯难，完全辜负了戴老板的厚望，就连发现了一个女优秀特工苗子，他也抢功，抢功时还不忘对郎玉昆诽谤，这确实让阎奔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准备亲赴洞庭湖区特务学校，既是为了实地考察那位“特别优秀的洋学生”，也是为了亲自出面再做一次努力，调解郎、罗二人间的矛盾。
就在阎奔即将离开办公室时，他接到了戴笠的电话，叫他速去局长办公室，说有要事相商，他不敢怠慢，慌忙拿起公文包，急匆匆地拉门而出，等到气喘吁吁地走进局长办公室时，戴笠早已在里面等他了。
没等缓一口气，阎奔便急急地问：“局座，有急事？”
戴笠指着身旁的沙发让他坐下：“没有急事，不敢惊动阎头大驾呀！”
“局座又取笑小弟了！”尽管戴笠比阎奔还年轻几岁，可他还是卑躬地以小弟自称，平时，戴笠也爱和他开玩笑，在别人眼里俨如凶神的戴笠，却对阎奔的态度比较平易，这也可以看出他俩私交非同一般。
“告诉你，汪精卫彻底投降日本人啦！”戴笠口气凶狠，还带杀气，“他和蒋委员长分庭抗礼，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
“干掉他！”阎奔不假思索地说。
“那是迟早的事！这其实也是好事。”
“好事？”阎奔没听明白。
“让他去背卖国、投降的罪名，岂不更好！他的背叛更证明咱们的委
员长是全国抗日的中流砥柱，是真正的抗日领袖！”
“局座说得极是。”
“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很有利，汪逆降敌，我们便可轻装上阵，委座对我说，抗日是一定要抗的，否则会失去民心。他又说，但抗日不能放松对共党的警觉，不然日本人被我们抗走了，我们自己也被人吃掉了，委座说，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还是我那个‘老朋友’啊！”
“委座英明！一语破的！”阎奔出自内心的赞服。
“党的五中全会以后，各地对‘党务整理’工作的意义已有充分的认识，很多地方已经行动起来，‘防共委员会’的作用进一步显现，昨天，委座召见我，亲自过问咱们的特工学校办得如何！你认为委座为何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