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你就说吧。”柴桢在将文件还给园田的时候似乎漫不经心。
“东条英机参谋长派我来，是为了听取你的意见，同时，向你了解一下上海犹太人的情况，包括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目前直接控制的地区的犹太人与租界地内的犹太人。特别是要了解犹太人是否已经知晓我们的计划，对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和计划可能持有的态度，有没有可能通过已经到达上海的中欧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取得美国犹太人的资金支持等，还望前辈不吝赐教。”园田说完这番话，看看侧耳细听的柴桢茶杯中的茶水已经差不多喝干了，也没有呼唤侍者，自己起身为柴桢斟茶。
“不过，我看我们还是先彼此沟通一下对我们的计划与分析报告各自的了解与理解，这样便于我们围绕这份计划与这个报告来谈情况。”
“我知道，我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犹太问题研究厅”，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情报机关增派谍报人员分别到欧洲和“满洲”活动，最后由犬塚惟重大佐、安江仙弘大佐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柴桢开口破题。
“我们为了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先后在哈尔滨召开了三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齐齐哈尔、奉天、天津、上海、神户等地的犹太社区派代表参加了会议。1937年12月，被委任为日本犹太问题联络官的安江仙弘大佐和樋口喜一郎参加了马迭尔旅馆召开的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樋口在会上大声疾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并保持密切的关系。”据说，他的讲话缩短了我们日本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距离，尤其受到哈尔滨犹太人的代表——犹太医生考夫曼与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的欢迎。同时，犹太人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园田补充了他在东北了解的哈尔滨犹太人社区会议的情况。
“我知道，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和军部首脑杉山元海军大将等人也都在打着犹太难民的主意，他们都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力和技术为我们的圣战服务。杉山元提出：最好能通过上海的日本海军舰船，将租界内外的犹太难民都接运到东北，安置在铁岭一带的“治安模范区”，或安置在从大连到沈阳的南满铁路两侧的三个县里，给予“亲善友好”的对待，让他们安居乐业。组织犹太工匠、工程师为皇军修理军车、枪炮等，并利用犹太难民的财力与技术协助日本移民“开拓团”或“垦植团”开垦从当地中国农民手中拿到的土地，扩植高产农作物。而且，犹太人安置区也可成为中国农民与他们仇视的日本移民之间的缓冲区。有田外相则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样可有助于大大改善日军在国际上的“凶恶霸道”的形象，对于不重视犹太难民问题的英国和有反犹太人倾向的苏联领袖也是一种反击。至于德国方面，有田认为只要做好协调工作，讲明日本只是在利用犹太人，当会取得理解的……总之，这既是打经济牌，也是在打政治牌。”
园田觉得随着与眼前的这位前辈越来越深入地交谈，彼此之间的想法更加接近了，自己将能够从这位情报界的元老级的人物和资深专家身上了解更多的货真价实的材料，而不是仅仅靠文件和白纸黑字的材料所形成的多少已经抽象化了或者加以粉饰遮掩的情报。他接着兴奋地说道：“正是在上下一致的努力下，一贯支持这一计划的从关东军升任了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大将，提议召开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五相会议”，那是在世界舆论称之为“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时，日本内阁召开由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认为在欧洲排犹运动甚嚣尘上之际，如果能把欧洲犹太人吸引到“满洲国”来，那么不仅能够开发“满洲国”，而且还可以让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有兴趣来“满洲国”投资，也会在幕后操纵美国政府的犹太人停止对日本圣战的攻击。届时在利用犹太人财产和劳动力的同时，还可与其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最后，“五相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提出在中国的上海或“满洲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的建议。因此，我认为，五相会议是推动河豚计划的一个里程碑！”
看到园田如此兴奋，喋喋不休，柴桢仍然不动声色，内心里却在想：到底是帝国培养的年轻英武的少壮派军人，豪气万丈，冲劲十足！他在脑子里迅速回忆起了刚才看过的那些文件中关于“五相会议”相关情况的记载：
“五相”对原来日本向“满洲”移民的情况进行了检讨，对犹太人移民“满洲”的计划进行了分析。
原来，在实施“河豚计划”之前，日本最初的想法是向中国输入日本国内的民众。
1932年至1936年，日本连续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开始着手制定大量输送“满洲”农业移民的计划，想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迁入500万日本人。同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把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确立为七大国策之一。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同时，已经移民到东北的“开拓团”的日本移民因垦殖土地，抢占中国当地农民的房屋财产等问题，不断发生冲突，致使“日本移民计划”进展很不顺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扩大了对中国战争，向关内步步紧逼，引起了英美法苏等国不满，与日本之间矛盾加剧。日本曾试图大力开发东北，建立东北工业基地和对华作战的日军后勤物资补给基地，以便支持其占领全中国的目标，以便尽快实现“田中奏折”中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战略。但是，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对“满洲国”进行投资，致使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国东北，却没有资金开发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地。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中了自清朝末年就定居东北且以经商而闻名的犹太人。“河豚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即希望通过扶植、亲善犹太人来巩固他们在“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试图启动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但是，眼毒并眼独的柴桢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看出了“争吵”，会议并没有最终决定到底是在“满洲”还是在上海建立犹太人移民社区，甚至也没有区分是将目前已经在上海的两三万犹太人迁往“满洲”呢，还是让以后再涌入中国的欧洲犹太人直接到“满洲”去落脚呢？对最迟到本世纪初就落地上海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与最迟在俄国的“孟什维克”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流落到上海的俄国阿什肯那兹犹太人是否也采取统一政策？都没有“议决”。尤其要命的是军部的态度到底如何？出身军界现在又做了情报头目的柴桢，也许比谁都更加清楚，战时，军部比政府、比内阁更具有权利和权威。“五相会议”，如果没有军部整齐划一的一致意见，就是八相、十相开的会也没用。具有为日本天皇而战的忠诚与建立世界一流强国并最终征服整个世界的理想的日本军界，已经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发挥到极致，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文件就只能是文件。尤其是军界的那些少壮派，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譬如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一年发生在日本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争权的“二二六事件”。而且，在日本权阀与官场，通行的是“一致同意”，要做某件事，参与讨论的军政部门只要有人持有不同意见，便不是“一致通过”，就要一直讨论下去，直到全部统一意见为止。
柴桢还知道一个秘密情况，南次郎大将却对这个计划不甚热心，认为具体实施将很困难，极有可能是日本一厢情愿的事。南次郎是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军部为此特电召南次郎大将回东京商议此事，他推说等几个月后再作考虑。回到沈阳后，他就将此事搁置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