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裁兵法。整顿北宋原有的禁军和厢军，规定士兵年满50岁强制退役，并且开展军队考核制度，考核不合格者降级，直至退出军队变成百姓。
第八，将兵法。把地方驻军分成若干单位，按单位设置将领，负责训练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
第九，保马法。将军马改为民养，后因瘟疫流行，马死亡过多而废止。
第十，军器监法。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研究武器制造和改良技术。
第十一，三舍法。改革太学，在太学中分班，用班级日常考试取代一锤定音的科举考试。
第十二，贡举法。改革考试内容，用时务策、律令、断案等更具现实性的内容来代替诗、赋、论等传统考试内容。
王安石变法推行了十余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北宋的财政收入增加，人民负担减轻，军队战斗力提高，对外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变法对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太大，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强大的顽固势力令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也产生了动摇。宋神宗先是罢免王安石，另用韩绛、吕惠卿等人推行新法，后再用王安石。等到宋神宗死后，保守势力重新上台，新法尽废。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应该说有深刻的原因，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是一方面，而新法本身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王安石本人的一些做法也有可检讨之处：
首先，变法重视制度的改革，却忽视了宣传工作。王安石一心推行新法，自己心中早已胸有成竹，上来就雷厉风行，却没有先行制造舆论，为自己造势。这使得变法完全仰仗于王安石一人，没有其他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变法的队伍中来。而在其反对派的阵营之中人才济济，不少都是当时的名士，其实如果王安石能够对其新法进行足够的宣传，是可以说服一批人加入他这一方的。
其次，新法各项政策初衷很好，但由于没有优秀人才去推行，导致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青苗法：青苗法意图向农户提供贷款以助其渡过难关，本来用意甚好，但在执行过程中把自愿贷款搞成了强制贷款，地方官把贷款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强行组织农民五家互保，要求必须贷款，叫做“散青苗”。而为了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地方官把散青苗的目标瞄准了农民中的中上等人家，却不给贫下户贷款，这导致原本不需要贷款的人家被强制贷款，需要贷款的却得不到，所谓惠民成了一句空话。而且青苗法规定的贷款利息过高，不切实际，农民根本无力偿还，这也是由于不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而造成的。
最后，王安石个人的性格也有缺陷，给变法带来了负面影响。王安石这个人性格过于刚强自负，即使是神宗皇帝和他讨论国事，如果观点相左，他也寸步不让，有时甚至敢当面就和皇帝争吵，非要逼得皇帝改弦易辙，听取他的意见他才肯罢休。这样的性格对于贯彻执行新法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过于刚愎自用，使得王安石失去了许多原本可以获得的支持。王安石与司马光本是好友，司马光并不十分支持变法，但起初对王安石的友情仍在，因此在变法之初，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信，让他不要过于自信，强行推行新法。谁知王安石寸步不让，随即回信抗议，坚持自己的看法。一来二去，两人关系弄僵，再加上司马光本就不支持变法，于是一气之下与王安石画地绝交，从此成为新法的死对头。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用司马光执政，司马光随即尽废王安石新法。又例如，苏轼是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他对新法有很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如果王安石能采纳苏轼的意见，新法引起的社会矛盾应当能减少很多，但王安石固执己见，始终没有采纳苏轼的意见。
总而言之，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改革精神，值得后世有志于推动社会改革的人学习和效仿。然而，由于个人性格、运气、顽固势力反对和用人不当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新法没有成功，反而加剧了北宋的党争。
5.梁山好汉的人物原型
《水浒传》的故事家喻户晓，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乃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下凡。他们原本散落民间，各有各的生活轨迹，然而官逼民反，命运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杀贪官污吏，惩治土豪恶霸，替天行道，大快人心。后来接受招安，先后北伐辽国，击败田虎、王庆等起义军，战无不胜。然而在平定方腊起义的过程中，梁山好汉损兵折将，虽然最终获胜，也已伤亡过半，剩下的好汉们大多也被阴险的朝廷以毒酒赐死，令人扼腕。
小说《水浒传》是有其历史原型的，那么真实的梁山好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又做出了哪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呢？
真实的梁山泊起义，是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开始的。当时，宋徽宗“括公田”的政策激起了很大的民愤。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北宋朝廷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宋徽宗赵佶为增加财政收入，任用《水浒传》小说中曾提到的奸臣杨戬，实行“括公田”。苛政一出，汴京以东直至山东地界的百姓都苦不堪言，税收负担骤然加重，无力缴纳的，田产就被充公，拒不执行者被官府施加酷刑，成千上万的百姓因此家破人亡。梁山泊在当时是山东境内的一个大湖泊，滋养了沿岸诸多百姓，但是在苛政之下，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竟然整个变成了朝廷的产业。杨戬下令在沿岸渔民之中实行保甲法，进行严格控制，给渔户们的渔船都做了记号，只有有记号的船才可以进梁山泊，其他船只一概禁止进入。通过做记号的船，控制渔民打鱼、采摘莲藕等生产活动，凡进梁山泊进行生产作业，一律按船只大小交税。光这些还不够，杨戬继续下令，巧立名目，让梁山泊附近各州县向百姓收取所谓“租钱”，每年10余万贯。按照北宋法令，如果有天灾发生，一般赋税都可以减免，但杨戬设置的这个租钱不在此例。在杨戬的拼命搜刮之下，百姓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啸聚山林，奋起反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河北、山东一带大闹水灾，雪上加霜，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愈发尖锐。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江起义爆发了。领袖宋江率36人率先起义，以这36人为骨干，迅速聚集起一支起义军。宋江起义军主要在山东境内纵横驰骋，青州（今山东临淄）、齐州（今山东济南）、单州（今山东单县）、璞州（今山东鄄城北）一带都是他们活动的区域，由于距离北宋京城开封很近，宋江起义军甚至时常来到开封附近活动，《水浒传》中“大闹东京”那一段故事，想必就是来源于此。起义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机动性特别强，专杀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追剿的官军虽然是正规军，但过于笨重，连起义军的影子都抓不住，数次追剿都无功而返。宋江起义军在这种形势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北宋朝廷的心腹大患，朝廷称之为“剧贼”。
北宋朝廷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也有两手准备，在宋江起义之初，朝廷就曾经派人下旨招抚。但宋江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周边百姓都非常拥护，没有理睬朝廷的招抚。
宋江起义发展越来越快，朝廷对此也越来越重视，调兵遣将，要把起义军扑灭。宣和二年十一月，歙州知州曾孝蕴奉旨赴青州上任，其首要任务就是设法镇压宋江起义军。然而此时形势忽变，江南方腊起义爆发，发展势头更加迅猛，曾孝蕴中途改任，赴江南镇压方腊起义去了。
江南方腊的起义牵制了北宋朝廷的大量兵力，为宋江起义军赢得了发展壮大的良机，宋江起义军趁机继续在河北、山东一带发展，声势更加浩大。史称当时宋江起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北宋朝廷此时面对南北起义形势，首尾不能相顾，而南方镇压方腊起义的军事作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无法抽兵北上，于是只好对宋江起义军采取诱降、招安之策。中书郎侯蒙上书徽宗皇帝，称宋江既然能做下如此大的事业，必定有过人的才能，如果能收归朝廷所用，使宋江去平定江南方腊，倒是一条一箭双雕之计。《水浒传》中以此为原型，描写了梁山好汉受招安之后去江南平定方腊起义的悲壮故事。侯蒙的建议得到了徽宗皇帝的首肯，于是侯蒙就被朝廷派往东平府（今山东省东平县）担任知府，命他相机与宋江谈判并招安之。然而侯蒙体弱多病，还没来得及赴任就病故了。
北宋朝廷抚、剿两手并用，试图降服宋江起义军，但是适得其反，宋江起义军愈发壮大起来，“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而起初遭受杨戬压迫最巨的梁山泊地区，就是宋江起义军的大本营。然而，宋江起义军在大好形势之下犯了错误，一次起义军向南转战，途经沂州（今山东临沂），其时宋江起义军兵强马壮，已经无须害怕官兵，反而是官兵害怕他们。因此他们堂堂正正，向沂州知府蒋圆提出要借道而过。蒋圆此人阴沉多智，并没有与起义军发生正面冲突，也没有就此屈服，乖乖借道，而是对宋江起义军施以缓兵之计，同时调动临近官军前来一起围剿。宋江起义军之前的斗争形势太好，放松了警惕，轻信了蒋圆，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结果给了蒋圆充分的时间调动官军。蒋圆聚集了官军后发动突然袭击，宋江起义军猝不及防，遭受了重大损失，向南进军的计划被迫中止，只好暂退回梁山泊，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再次实施南下计划，这一次他们势如破竹，连克沂州、淮阳（今江苏邳县东）。北宋朝廷生怕南北两路起义军连成一气，急忙调动大军围剿宋江。宋江则坚决贯彻之前的战略部署，指挥起义军一路南下，一直打到淮南路楚州（今江苏淮安）地区。在楚州，宋江起义军杀富济贫，开仓放粮，受到贫苦百姓的热烈欢迎。而当地官吏、地主、土豪恶霸等等则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元气大伤，他们对宋江起义军恨之入骨，将之诬为“淮南贼”，集中全力进行围剿。恶战之后，宋江起义军南下的道路被阻住，无奈之下，宋江起义军夺取海船10艘，驾船出海北上。来到沐阳之后，又遭到官军的伏击，一度失利。
无奈之下，宋江起义军只能再度出海，这一次航行到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府张叔夜早有准备，派出奸细打入起义军内部，起义军没有防备，行踪被奸细侦知，报告张叔夜，张叔夜对宋江的动向了如指掌。在情报到位的基础上，张叔夜集中兵力，在海州城郊设下埋伏，专等宋江起义军，同时派出少量官军去挑战宋江起义军，许败不许胜，务必把宋江起义军引诱到埋伏圈内。而官军奸细则在宋江起义军后方作乱，烧毁宋江起义军的海船，断绝其归路。宋江起义军果然中计，弃船登岸，追杀前来引诱的官军，结果落入了官军的埋伏，无路可走。一场恶战之后，宋江率少部分起义军突围成功，回到了梁山泊根据地，而大部分起义军陷入重围。张叔夜此时下令招安，被围的起义军没有选择，只能投降了朝廷。
宋江起义军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了前几年纵横河北、山东一带的声势了。宣和四年，方腊起义失败，南方的官军班师回朝，随即又前往梁山泊围剿宋江起义军。此时的宋江起义军实力大不如前，凭借梁山泊地势抵抗了一阵之后，形势不利，终于失败了。宋江等36名起义军首领与《水浒传》小说里说的一样，接受了招安，一个个都加官进爵。
这就是真实的宋江起义，以这一真实起义为原型，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写出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水浒传》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很多都有这一原型的影子，但这些故事在正史中却语焉不详，因为正史作者往往站在封建正统王朝的角度上，将起义军污蔑为“贼”，不愿多记载他们的英雄事迹。然而官方不记载，民间却喜闻乐见，所以就以民间传说乃至小说的方式流传开来。
对于历史和小说，我们应当加以区分，小说经过文人加工，添油加醋在所难免。小说中的故事，更多是作者心目中的起义军故事，带有他们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真实的起义，更多的是为了掠夺财富，求一个活路；而在小说中，梁山好汉被安上了“替天行道”的政治理念，成为了下层知识分子倾诉自己的一腔热血、感慨报国无门的途径，代表着一种政治理想。另外，真实的起义往往过程复杂，其中难免有灰色、反复的过程；而在小说之中，则集中体现了起义军的英雄一面，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还有，真实的起义主要是和官军做斗争，虽然难免会和异族侵略者——辽、女真等等——有摩擦，但起义军的实力还是不足以保家卫国的；然而在小说之中，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之后，第一战就是北伐辽国，而且无往而不利，打得辽国闻风丧胆。最后，真实的历史之中，起义军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这才投降朝廷；而小说之中的宋江则是从一开始就存了接受招安的想法，主动投降朝廷。我们把真实历史与小说的种种差别一一厘清，相信就会更加明白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也有助于我们对梁山好汉进行自己的判断了。
6.岳飞的必死之道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首《满江红》，道出了岳飞的满腔热血和一片忠心，这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一生是悲剧性的。千百年来，无数人在岳飞的鼓舞下走上了抗击异族侵略者的道路，更有无数人为岳飞的壮志未酬、惨遭陷害而扼腕叹息，涕泗横流。
尽人皆知，岳飞死于奸臣秦桧之手，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岳飞才饮恨而终。然而，区区一个秦桧，真的能够害死在当时已经名震天下的岳飞吗？岳飞之死，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内在因素？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
关于岳飞之死，最为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秦桧只是具体的执行者，真正想杀岳飞的是宋高宗，也只有皇帝才能杀得了岳飞。确实如此，岳飞当时是抗金名将，在整个南宋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秦桧虽然贵为宰相，但要除掉岳飞这样一个人物，恐怕还不能随心所欲。而且据野史传闻，秦桧原本只想除掉岳飞一人，并没有想斩尽杀绝，岳飞的儿子岳云、女婿张宪本来不在秦桧的清理范围之内。然而秦桧接到宋高宗密旨，必须斩草除根，绝对不能留下后患，秦桧迫于皇命，只好将岳云、张宪一并处死，替宋高宗背了这个黑锅。然而秦桧自己心里也明白，自己当了宋高宗手中的杀人之刀，以后必定要遗臭万年，所以在当时他并不敢公开说什么，只是含糊其词，到了临死之时，他终于在遗嘱中向家人透露了内情，表明了自己这个黑锅背得有多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