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治国用人方面也颇有独到之处：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这个道理所有帝王都知道，但要真正做好，却大大不易。武帝在这方面很有心得，他曾经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时常打破常规，不以门第出身和声望论英雄。汉武帝时期，人才辈出，牧羊人卜式、商贾桑弘羊、奴仆卫青和异族俘虏金日磾等出身低微的人都成了一代名臣名将。一次，老臣汲黯向汉武帝抱怨，说陛下您用人好像堆积柴火一样，后来居上。这其实正说明了当时人才之多。从用人制度上来说，武帝开辟了察举、征召和博士弟子三条途径，唯才是举，广招贤能。众多人才为了让汉武帝能够青睐自己，甚至不惜用言辞夸张、故作惊人之语，而汉武帝也不以为忤，十分宽容。据说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书自荐，就把自己吹得没了边，说自己13岁读书，3年有成，堪比学者；15岁学剑，19岁学兵法，带兵打仗战无不胜；又说自己一表人才，智勇双全，大公无私等等。这样自吹自擂，如果是在别的年代，恐怕当场就要判个欺君之罪。但汉武帝却十分欣赏东方朔的傲气，给他安排了适当的官职。对人才如此宽容，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罕见的。
除了功绩，汉武帝也有相当多的罪过，主要集中在他统治的晚期。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而国家连年征战，经济几乎面临崩溃，而在中央，皇室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斗争愈演愈烈，更是雪上加霜。全国各地都出现叛乱，杀官造反，攻打城池，形势严峻，而各级官吏欺上瞒下，一味遮掩，使局势更加恶化。这与秦末的情形已经十分相似，汉朝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汉武帝此时另有一个好处，就是善于调整，勇于认错。他主动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改变了过分积极进取的国策，开始与民休息，安定民心。这些刹车措施来得非常及时，避免了汉王朝的崩溃，而且为日后的昭、宣中兴开了个好头，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秦始皇晚年也面临类似的形势，却不能如此清醒明智，更缺乏下罪己诏的大智大勇。秦皇、汉武历来并称，但在这方面，汉武明显更胜一筹。
如果以今日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来作评判的标准，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汉武帝时期的阴暗面：北伐匈奴，连年征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举国上下不堪重负，国库空虚，很多家庭家破人亡；汉武帝本人也和很多其他的帝王一样，生活奢靡浪费，笃信神仙，一心想要长生不老……汉武帝雄才大略，能力超强，但这个能力用于建设则成大功，用于破坏则成大过，无论建设还是破坏，都显得肆无忌惮。现代的某些影视作品总是倾向于把帝王刻画成完美的圣人，成为“高大全”，汉武帝这样一位建立过丰功伟业的帝王自然更是被反复颂扬。其实这些影视作品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传统有很坏的影响，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采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汉武帝这样的历史人物一棍子打死，彻底否定，说他好大喜功、祸国殃民，是不折不扣的暴君，那么如此简单片面的观点也无助于我们真正认识历史人物。历史是由人的种种活动构成的，而人的活动也受到历史总体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一个人能为国家、社会和历史做些什么，除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之外，其实还是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我们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只有一条标准，即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进步。我们如此看待古人，未来的人也会如此看待我们，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看待历史的标准。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其建立的伟业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谁也无法把他们抹去。
5.王莽——可悲的理想主义者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
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然而改革不仅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自此之后，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说他假仁假义，阴谋篡汉，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以至于后世再骂别的奸臣，都以王莽相比。
成王败寇，乃是中国历史的铁律。王莽改制失败，自己身败名裂，于是后人就将脏水都泼到他身上，认为是他败坏了西汉的江山。实际上，王莽并不是一个狼子野心的奸臣，反而是一个有志于匡扶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只是过于迂腐，不懂变通，推行的又都是复古改制，根本不符合社会现实的那一套，这才失败，其实倒和孔子有些相似。只不过孔子一生没怎么得到主政的机会，难以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而王莽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何其幸运，又何其不幸！
王莽出身于西汉皇室的外戚，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成帝之母。王莽幼年丧父，但是他孝敬母亲，生活节俭，结交贤人，熟读诗书，渐渐闻名于世。当时朝廷经常以贤孝之名选举人才，王莽既有这样的好名声，又有姑姑的照顾，很快就入仕朝廷。
在朝为官，王莽更加在意自己的名声。他清廉俭朴，宽厚待人，为官所得的俸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百姓，有时俸禄不够，王莽甚至卖掉自己的马车。为此，王莽深受群众爱戴。有一次，旱蝗两灾肆虐山东半岛，百姓开始流亡。王莽建议姑姑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改穿素衣，减少宫廷排场。同时，王莽自己捐钱一百万、田地三千亩交给朝廷，用于赈灾。自此，每次有天灾王莽都改吃素，各级官员都效仿他。
王莽清名著称于世，官也越做越大。绥和元年（前8年）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然而朝廷风云诡谲，第二年汉成帝驾崩，汉哀帝继位。哀帝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被迫退位隐居。隐居之后，王莽更加谨小慎微，其间他的二儿子杀死家奴，王莽大义灭亲，让他儿子自杀谢罪，更是得到世人敬仰。
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崩。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也借势重新出山任大司马。王莽拥立汉平帝即位，朝野一致拥戴。1年，王莽被封为“安汉公”，他推辞再三才接受，受爵后将俸禄转封给两万多人。之后，王莽青云直上，先是女儿成了皇后，不久又加号宰衡，加九锡。5年，汉平帝崩，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禅让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王莽登基，是中国历史上通过和平演变改朝换代的先河，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甚至后来的赵匡胤黄袍加身等等，走的都是王莽的老路子，只不过细节略有不同而已。
王莽以外戚而登皇位，改朝换代这段历史，最为后人所诟病，骂他的理由无非两条：一是假仁假义，沽名钓誉；二是狼子野心，阴谋篡位。其实，我们仔细分析，这两条都站不住脚。
先看第一条，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这八个字，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具体标准的。政治人物需要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古往今来皆是如此。王莽毕竟是真把自己家的钱和土地拿出来赈灾了，也真的救济了不少穷苦百姓，这如果非要说成是假仁假义，那不知道怎样才是真的仁义。王莽礼贤下士，被人说成是结党营私，但身在高位的人哪个不这么做呢？别人礼贤下士就是礼贤下士，王莽礼贤下士就是假仁假义，这实在太不公平。至于生活简朴的问题，如果说王莽人前吃素，背后大鱼大肉，那谁也没看到，也没有记载，就算真的如此，也是小节，恐怕不能凭这一点就说王莽虚伪。
再看第二条，狼子野心，阴谋篡位，实际上是用最后的结果倒推动机，很有问题。王莽当然最后确实代汉自立了，但究竟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这个念头，很难说，非要说他自从一开始入仕朝廷就有这样的惊天大阴谋，确实说不过去。实际上，王莽能够当皇帝，一方面是因为西汉末年外戚集团实力强大，一方面是王莽自身的聪明才智；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的统治阶层腐化堕落，民间灾荒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室当“更受命”之说早就暗潮汹涌。此时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王莽出来接受汉朝禅让，实际上是顺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寄予了很大期望。
那么，为什么王莽最后却落了一个千古骂名呢？他改制失败自然是主要原因，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新朝之后再度统一天下的是汉室宗亲刘秀，打的旗号还是汉室正统，既然汉室保存了下来，那么中间汉室中断的那一段时间，自然是不符合天命的伪朝，建立这个“伪朝”的王莽自然也就成了乱臣贼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王莽的骂名实际上是一桩冤案。那么，为什么又说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我们应当看看王莽改制的具体措施：
其实，王莽本质上是一个儒者，他是有一定的政治抱负的。他追求权力，目的是要把儒家学说在现实中进行实践，缔造一个儒家的理想国。按照儒家学说，要消除现实中的罪恶，必须复古改制，回到上古之世，这也是孔子的理想。王莽做了皇帝之后，即实施一连串的复古“新”政策：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王莽恢复了已废除了上千年的井田制度，规定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按一对夫妇一百亩的比例由政府分给土地。
三、冻结奴隶制度。禁止继续买卖奴隶婢女，使奴隶数目不再扩大，以此逐步消灭奴隶制度。
四、强迫劳动。人人都要做工，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则由政府强迫劳役，劳役期间政府供给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
五、实行专卖制度，统一货币。酒、盐、铁器均由国家专卖，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另外，山川矿产等各类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
六、建立贷款制度。百姓可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用于祭祀、嫁娶、丧葬等。如为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利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各类生活用品进行卖涨买跌，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消除贫富不均。
八、征收所得税。各行各业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通过分析上述改革措施，我们不难发现，王莽的社会改革极其理想化，简直就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然而他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他之所以失败，原因大概如下：
第一、王莽采用的是儒家复古改制的方法，虽然愿望良好，但措施不切实际。例如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但恢复井田就实在太迂腐了，根本做不到。
第二、当时治理社会的技术能力极其有限，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根本无人能够胜任。其实，即使有这样的人才，在当时腐败的吏治条件下也根本无法实行这些措施，只能把善政变成暴政，更加激起民愤。
第三、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王莽无力对付他们的反击。说到底，王莽自己也是出身于既得利益集团，要他革自己的命，根本做不到，即使他自己能做到，他也无法以他的道德高标准去要求所有人。
第四、王莽迷信儒家学派的“正名”学说，大搞繁文缛节，不惮其烦地改官名、地名，一律复古。这种改革迂腐之极，毫无必要，而且最终酿成大祸：很多原本被汉朝封王的少数民族被王莽改封为侯爵，大为不满，纷纷叛变，边疆为此战事频繁，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最终导致农民起义。
第五、王莽本质上是一位学者、思想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此他不听劝告，不纳忠言。
理想主义者就像圣人一样，拥有崇高的道德光辉、宏伟的理想蓝图，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是寸步难行，碰得头破血流。王莽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以道德、声望和理想为武器，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本来完全有机会大展宏图，名垂青史，谁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道德、声望和理想害了他，使他不顾现实，一意孤行，最终死在了本来已经被他所避免了的农民大起义之中。从王莽身上，我们再一次地验证一条真理：人间永远也建不成天国，任何理想都必须要和现实紧密结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如有人要把天国、天堂、乐土、理想世界在人间不顾一切地、不打折扣地落实，带来的必定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