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为刘邦的第三次献计，则是在汉朝建立之后了。当时天下已定，刘邦踌躇满志，诸臣也都忙着夸耀自己的功劳，憧憬着即将到手的功名富贵。然而，群臣心中也有一些疑虑：刘邦和他这帮老伙计们，都是粗人出身，当初一起打天下的时候，难免相互之间有些磕磕碰碰，不少人都得罪过刘邦。而刘邦这人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方面，还颇有些小心眼，有点睚眦必报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群臣心里难免就想：当初大伙都是老哥们，平起平坐，你虽然是个带头的，地位也没比我们高到哪里去。现在你做了皇帝，那可不一样了，万一你记仇，找个借口要收拾我们怎么办？而这时刘邦又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有考虑群臣的感受，一直抻着不封功臣，搞得大家更是不知他心里怎么想。而张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矛盾，于是他想找机会劝诫刘邦。正好，有一天刘邦和张良在宫里，远远看到群臣聚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看刘邦过来了，又都散了。张良抓住机会问刘邦，说陛下你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事吗？刘邦说不知道啊。张良说，他们密谋造反！刘邦大吃一惊，说天下已经平定，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于是张良就把群臣的疑虑都跟刘邦说了，最后说他们怕你报复旧仇，杀他们的头，没办法只好造反。刘邦赶紧问这该怎么办。张良于是献计，说陛下群臣之中哪个和你关系最不好？你最讨厌他？刘邦说雍齿之前得罪我最多，还瞧不起我，我早就想整他，因为他功劳多，没忍心下手。张良说那您就赶紧先把雍齿封侯，大家一看连跟您关系最差的都封了侯，其他人就都安心了。刘邦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上朝就给雍齿封了侯。群臣一看，果然大为放心，都说连雍齿都封了侯，那我们肯定就都没事了。就这样，汉朝建立之初的一场政治波动就被张良化于无形了。
除了这三次，张良还真没怎么为刘邦出过谋划过策，即使有，那也是小打小闹，不是什么大事。总结这三次献计，张良教给刘邦的，实际只有一个字，就是“忍”。鸿门宴时对项羽是忍，楚汉相争关键时刻对韩信是忍，天下平定之后对群臣也是忍。这个忍，其实就是脸皮厚，承认甚至故意展示自己的弱小，接受别人的强势，使别人放松警惕，耐心等待强弱转化的时机。从这个“忍”字上可以看出，张良真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帝师。刘邦是低贱出身，流氓气比较重，流氓的特点是心狠手辣，“心肠黑”这方面用不着别人教。而玩弄阴谋诡计，假装弱势欺骗对手，刘邦这种人就没这么高的智商。所以张良就在这个“忍”字上下功夫，几次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刘邦，成就了刘邦的帝业。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韩国早为秦国所灭，张良家道败落，他年轻时候流落江湖，是一位游侠之士。张良一心要杀秦始皇报家国大仇，还曾效仿荆轲，行刺秦始皇。在秦始皇巡游天下之时，张良在博浪沙设伏，让自己手下的一位大力士死士，用铁椎投掷击打秦始皇的座驾，想要把秦始皇砸死。可惜砸错了车，没能成功。当时的张良，血气方刚，做事冲动，但凭一腔热血，和“忍”字可没有半点关系。那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忍”字上有这么精深的造诣？其实他也不是天生就会，也是后天学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圯上受书”。
张良行刺秦始皇不成，只好隐姓埋名，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静候风声。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看见一个老翁坐在桥头，脚上的鞋子掉到了桥下。那老翁毫不客气，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中生气，心想这老头也太无礼了，本来不打算帮他这个忙，但看他这么大年纪，心一软，于是下桥去把鞋子捡了上来。哪知道那老翁又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气往上冲，刚要发作，看到老翁的白胡子，心又软了，于是又给老翁把鞋穿上。老翁这才满意，说小子不错，明天一早来这里等我，我教你本事。说完就走了。
张良知道这是一位异人，于是晚上回家早早歇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来到了桥头。谁知那老翁早就到了，见到张良，十分生气，说你个年轻人怎么来这么晚？还不如我老头子！今天就这样吧，明天再来！说罢又走了。张良没法子，只好回家。当天晚上，张良半夜起床，来到桥头，谁知那老翁居然还是比他早到。老翁又训斥了他一番，让他明天再来，说完又走了。
第三次，张良学了乖，当天黄昏时分，天还没黑，他就跑桥头等着。结果天刚刚黑，老翁就来了。这次老翁终于满意了，说孺子可教也，我就传你一部书吧。说罢拿出一部书来，传给了张良，便是《太公兵法》。这便是黄石公授张良太公兵法的故事。
其实，分析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太公兵法》这部书本身并没有什么，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本书上一个字都没有，是一部无字天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黄石公要教给张良的东西，在之前就已经全教过了：黄石公让张良捡鞋子，穿鞋子，粗暴无礼；后来和张良约好清晨见面，却故意那么早到，明明是自己没道理，反而训斥张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教张良一个字，正是那个“忍”字。等张良经过了他这些考验，懂得了“忍”的道理，那部《太公兵法》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写没写东西，也就无所谓了。
张良得了这个“忍”字，帮助刘邦成就了帝业，也成就了自己的“帝师”美名。而中国历朝历代自诩为“帝师”的那些迂腐文人，又有谁能及得上张良之万一？
4、汉武帝——功过是非两头说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位伟大的帝王，汉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而汉武帝统治时期则是西汉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因此汉武帝的历史地位堪比千古一帝秦始皇，秦皇汉武，向来并称。西汉初期，社会遭受连年战争祸乱，极其凋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逐步恢复国力。汉武帝即位之后，雄才大略，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颁布推恩令，消除诸侯对中央的威胁，取消和亲政策，主动出击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系列积极进取的政策使得西汉进入黄金时代。然而，汉武帝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大量消耗了西汉初期积攒的国力，汉武帝之后，西汉开始步入衰落。
历朝历代，对汉武帝的评价众说纷纭，然而其中最浪漫的莫过于现代史学家翦伯赞的评价。翦伯赞说汉武帝活泼、天真、重感情，穷兵黩武当然是他的一大缺点，但他生性浪漫，还喜欢游历、音乐、文学和神仙。汉武帝有许多身份，一方面是军队的统帅，另一方面却又是文学家的朋友，同时还是神仙方士的信徒，而对于他先后宠爱过的女人们，至少在他还宠爱她们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最好的丈夫。翦伯赞的评论充分说明，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往往有很多角度值得我们去观察。尤其是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历史人物，更是容易引起后人的不同评价，对汉武帝的评价就是如此。且不要说后世，即使是在汉代“本朝”，对汉武帝的评价已经引起了诸多争论：武帝去世后不久，在讨论国家盐铁政策的会议上，一些来自民间的知名人士直言不讳，指责汉武帝的内外政策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汉宣帝时期的光禄大夫夏侯胜甚至说，汉武帝“竭民财力，奢侈无度”，不应该立庙祭祀他。当然，对汉武帝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只不过是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评价侧重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只有通过了解这样不同角度的评价，才能对一个历史人物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汉武帝创立的功业在历史教材或者著作中经常出现，这包括：政治上，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打击地方豪强，改革之前混乱的币制，统一货币；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在军事上放弃和亲，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略反击；外交方面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以及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等等。这种种的功业，有些在当时有很大意义，后来则逐渐褪色，例如水利工程；有的功业则在当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对后世的影响却很大，例如沟通西域；有的则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意义，例如反击匈奴。可以说，汉武帝的功业之中，后两者居多，因此汉武帝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宏观的角度看，汉武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功绩有两件：一是完成了对匈奴的战略反击，解除了匈奴威胁，二是打通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匈奴与中原的冲突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其本质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斗争，是犬戎与西周，林胡、楼烦与三晋，匈奴与秦冲突的延续。匈奴给汉朝带来了很大威胁：在武帝之前，匈奴曾多次入侵汉境，公元前166年即文帝十四年，匈奴的军队一度打到今陕西淳化、凤翔一带，距长安仅200里，而且匈奴人还呆了一个多月才走。关中地处平原，一马平川，匈奴骑兵来去如风，200里路程转瞬即到。也就是说，在汉朝的心腹之地，匈奴来去自如，甚至直接威胁到汉朝的都城长安。在这种形势下，对汉朝来说，匈奴的威胁已经到了非解除不可的地步了。
不少人认为，武帝即位时汉朝已经休养生息了70多年，国力已经十分雄厚，超出匈奴很多，汉王朝战胜匈奴是必然的。其实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中，经济实力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恰恰相反，越是经济实力弱的游牧民族，其军事实力就越强，越能打败农耕民族。后代晋室、宋室的南渡就是明证。中原王朝要想战胜北方的威胁，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神武的最高统治者。因此，汉朝能够反击匈奴成功，将边患问题彻底解决，汉武帝的英明领导绝对是功不可没，这的确是汉武帝的第一大历史功绩。
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还诞生了一个副产品，就是与西域的沟通联系。张骞本是奉汉武帝之命，去西域寻找夹击匈奴的盟友，谁知盟友没有找到，却打通了与西方交流的一条通道。此事看似偶然，其实也有必然性。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此之前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已经存在，但都比较零散，此次只不过是彻底打通了渠道。从那以后，丝绸之路开通，古代中国人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中西交流进入到一个新境界，这对中国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胡豆（蚕豆或豌豆）、胡瓜（黄瓜）、胡桃（核桃）、葡萄、胡荽（芫荽）、石榴、胡蒜（大蒜）、苜蓿、胡麻（芝麻）等逐渐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胡床”（类似折叠椅子或马扎）的传入则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坐姿由跪坐向垂腿坐转变；最最重要的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后来变成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极其重要，甚至是基础的一部分。
除军事、外交之外，汉武帝的另一大功业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整合、维持社会秩序、引导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秦王朝制度严谨，法令森严，为什么二世而亡？不能不说意识形态的失败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汉统治者极其重视秦灭亡的教训，在意识形态方面多有侧重，汉武帝对此更是有清醒认识。西汉初期，由于国力衰微，急需休养生息，统治者采用黄老学说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黄老学说有助于普通人养生尽年，对于政治家和兵家来说，也是高深谋略的来源，但黄老学说用于治国则显得保守封闭，对汉武帝来说，这与他积极进取的强硬个性反差太大，于是更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是不可避免。然而，要把一种已经执行了70多年的统治思想换掉，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方法和智慧。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能被汉武帝选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一大时代背景的要求，与汉武帝个人关系不大。其实不然，文景之时加强中央集权已经是极其明确的诉求，但却没有导致治国思想的改变。如果汉武帝也因循守旧，意识形态的变更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说，确立儒学的指导地位是汉武帝的原创，其影响极其深远，后世的以经取士、科举制度都是来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