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臃肿的人流挤出北京南站，一阵铺天盖地的招徕生意声淹没了我们“先生住店吗？”“先生，我们的旅店特便宜！”不时有人举着标有房价的小木牌拦住我们。兰子不住地摇头，用还有家乡味儿的普通话回答，“谢谢，不住。”我和军好奇地瞅着亮如白昼的各个小摊点。那些平时只听说过的风味小吃用合适得让人心动的身价向旅客展开攻势，那悦目的色泽与扑鼻的香气像被所罗门关了一百万年的魔鬼，不顾一切地向我们扑来。兰子拉着我们穿过人流，招手拦了辆出租车，滑向北京的深处。来过北京的军悄悄跟我说：“北京的夜晚最好看。”我瞪大眼睛向外面努力望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像修炼了一千年的妖狐，向我搔首弄姿展示她们的魅力。车上的“的哥”和兰子正热情地介绍着什么，我只听到“这几天去北海游泳的人真多！”
那年，我正在内地一所师专读一年级，军在一所技校还没有毕业，我们一起向往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便在暑假跟着初中的同学兰子来了北京，她比我们还小一岁，可是在北京已经有了三年的“工龄”，正好暑假回来有点事儿。
出租车在一条如我们县城的大街上停住了。兰子说：“下车吧！”她付了车钱。我和军提着手里的大包小包跟在后面。街道和我们县城的一样宽，灯却不知比那儿亮了多少倍，行人却不太多。
进了一家小饭店，小姐的脸像向日葵一样转向我们，绽开一个首先可以迷倒自己的微笑，但我们只点了三碗面后，她的笑容就昙花一现了。
吃完饭沿着大街往里走，灯暗了不少，行人更少了。兰子说：“今晚赶不回去了，咱们就住”空后“的招待所吧，我那挺熟。”
到了一幢有高楼的大院前，兰子和门口的警卫叽叽喳喳了半天，又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门卫便手一挥，对我们放行了。进了招待所的大厅，果然有人热情地和兰子打招呼。我们开了两个房间，室内除了电视最显眼的就是那部电话了，可以免费打市话。我正迷梁晓声，尤其是看了《从复旦到北影》及《表弟》后，对其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便拔“114”查号台，查连5个数字也没有记下，便急着催“请您再说一遍”，惹得兰子和军大笑。查出童影的电话，我又查梁晓声的，这些都是我从他书里看到的，他好像为了房子，从北影去了童影。
电话通了，我却没有话说，对方问，“请问您找谁？”我说：“梁老师”。“您是谁？”“我？我……”忙把电话挂了。心里却后悔没有跟梁老师多说几句话，再打一次吧，可又不敢。
于是，那天晚上我带着遗憾进入梦乡。第二天一早起来，还对一个来找兰子的老乡兴冲冲地说，“我昨天晚上给梁晓声打电话了。”可对方却问，“梁晓声是咱们老乡吧？”一下问的我索然无味，心里直骂这女孩俗气，那时，我以为这世界上人都像我一样崇拜梁晓声。
北京的早晨醒来的特别早，天还没有怎样大亮，周围的声音就多起来了。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开始洗脸、漱口，准备今天出门的衣服。
然后，在早点摊上吃了点油条，兰子便领着我们去了月坛公园，她说，“今天这儿有大型人才交流会，看看你们俩行不行。”
七月中旬的北京，真热。我们那年去的那几天，开始就没有见过太阳，空气潮得像能拧出水来，无论是乘车还是步行，一动就是一身汗。人头攒动的月坛公园某室内，人像滚了锅的饺子，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一家单位的摊位，要了份表格，却发觉工作根本不适合我们做。于是又用劲挤了出去，像弹簧这样一压一缩，身上已湿透了。
去门口透透风，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人分头找，半小时后在门口碰头。我们像在岸边戏耍了一会儿的鱼儿，又返回了人群的海洋。我挤进一家应聘者较少的单位，对方招营销员，我一向自认为巧舌如簧，便问应聘单位有什么要求，对方却说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吃苦耐劳就行。我认为自己还行，便填了表，对方说明天上午9时到公司培训。
我拿着写有公司地址的表格又去别的摊位挤过去，发觉只有营销员要求较低，剩下不是要求相关工作经验就是要求北京市户口，而我的专业——中文，和文秘最接近，只招聘女孩，我感觉自己已找下了一份营销工作，室内又热得透不过气来，便早早去了门口。
半小时后，兰子和军都过来了。见我早早等在门口，他们都有点意外。兰子问：“你找下了？”我得意地把手中的表格递过去。兰子看了一眼，便轻轻地说：“这有什么用？”“怎么没用？”我急了。“营销没有包底工资，还要交培训费、押金，再加上你对北京根本不熟悉，没人领路也不行。”我一下泄气了。“你们呢？”军摇了摇头，“我看只有一家公司要几名去车站装运货物的计件工，还可以试试。”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兰子说：“我不着急，但没有你们适合的工作，咱们先回吧！”
我们买了公园门票，又买了招聘会入场券，却连公园也没有逛，就一无所获得回去了。
退房时，小姐说要150元，吓了我们一跳。小姐就一五一十的给我们交待。“一人一天25元，你们超了十二点退房，算两天。”“我们连24小时还没有住够呢？怎么会两天？”“这是我们的规定。”小姐很有礼貌的回答我。
兰子去找她熟人通融，结果人家说可以照顾一下，半价优惠。我们睡了一晚75元就没有了。那次，我和军各带了300元，而兰也没有多少钱。连上路费，三分之一的钱已花完了。
我们去了静安庄，那儿有兰子和另一女孩一块租的房。我才知道北京还有很深很深的小巷。
晚上，兰子安排我们和住在附近的来北京打工的两个山东小伙子住一块儿。七八平米的小屋，一进门便是用砖头撑起的一块木板床，床与门的缝隙中塞着一台台式风扇，一些做饭的简单炊具。
四个人挤一块儿不能翻身，屋里又热得睡不着，蚊子像一个月没有见过男人的妓女，爱上我们似的用又尖又长的嘴不住地亲吻。不一会儿，身上就湿汗淋淋，还起了大片大片的红肿。夜里如果你想去厕所方便，至少得走200米，而且回来的时候就没有地方可睡了，除非把剩下的三人都弄醒。小屋矮得坐在床上，手可摘屋辰，穿衣服时一不小心就碰了头。
每天晚上不敢多喝水，可是一到凌晨四点钟，就条件反射似的小腹涨起来，于是穿上衣服便急急忙忙跑厕所，跑了厕所不愿再回去睡觉了，就睡眼朦胧地坐在屋后不远的一条河边看“风景”。
据美学功底深厚的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入画，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就努力睁大眼睛发现美景。从小屋到河边，是一条不太平也不太宽的路，恶臭四溢、塑料袋乱飞的一个垃圾堆占了半边路，过的时候不小心会踩上香蕉皮，如果滑一跤的话你可千万别用手托地，那儿有更脏的东西。河则绿波不兴，那时北京的夏天几乎没有风，而那种绿却很彻底，仿佛由调色师将世界上所有的颜料都倾倒进水里，又加了某种催化剂，于是绿得怕人，绿得让人难以想象。而好像孤和独总在一起，这么绿的水里，居然也有不怕绿的白色泡沫塑料悠闲自在地“出浓绿而不染”地荡漾在水上。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却像五彩斑斓的蜻蜒，飘飘然、飘飘然落在水面上，飘逸者好象轻功绝世的高手，可以几小时一直飘在水面上，而有些信子急的却先注入一点水，再注入一点水，像一个在沼泽地里挣扎的旅人，不一会儿便被黑暗的绿色吞没了，连一个泡影也没有。
与河边的静相对的是厕所的热闹。每天起床时间，无数的人群从各个角落里冲出来向厕所发起冲刺，到了厕所前却又不得不慢下来，因为厕所已经忍无可忍，把容不下的废物放任自流了。于是厕所外边也便有了那种发黄的暖昧颜色的液体，有勤快者每隔一步远扔一块砖头，冲到厕所边的人便像练功似的手提裤子健步如飞冲进厕所，而冲到厕所外的人却一脸欣喜地站在砖头上好象自己是快富起来的那一部分。过一会儿，便有人从厕所出来，更为惊险的场面就出现了，出来的和进去的像演特技的车手，在一块砖头上“错车”，那种亲热状真让人怀疑他们在搞同性恋，而用美国的观点来看，可能已经触犯了对方的距离警戒线。进去的人进去了，出来的人却一次次表演“错车”，排队的人又向砖头上移了一位，有人长吁了一口气，但后面的人都像抓彩票没有中奖一样，苦着一张脸。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来北京五天了，口袋里已没有多少钱，但总算领略了一下书上经常描写的美国贫民窟的那种可以入画的美景。再有一天远在徐州上学的小龙也要来了，我们准备去浏览一下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和举国敬仰的天安门。
接来小龙的那天晚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主席的“人定胜天”。四个人都不能翻身的小床，居然五个人就睡了下来，我们一个个前胸贴着对方的后背，像儿时玩老鹰抓小鸡时扮木鸡的人，抱成一串儿，这时乡下田野里蚂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第二天早上，却谁都没有醒来。兰子在窗户外边呼我们，已是五点钟，去了天安门恐怕国旗早已高高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上。大家都说，怎么睡了一下就晚了。兰子却说，她四点起来叫我们，在路上碰到了巡逻的防暴队，查了她的暂住证和身份证，盘问了半天又让她领着去睡觉的地方。去了那儿，同屋的女孩还没起来，防暴队的就冲进去了，要查那女孩的暂住证、身份证，女孩只好缩在被窝里，指点兰子找出要查的东西，那些家伙们看了以后，却又看见放在屋角的自行车要查自行车证，查来查去，时间就不早了。我不禁想起，“长安米贵，白居不易。”
我们再次约好明天去。先看了天安门的升旗，然后乘火车去八达岭长城。
明天到了，大家都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准时出发。住的地方却没有去天安门的车，只好“打的”。
但是，不知北京的“的哥”爱美女，还是首都的治安让人担忧，招了半天手，就是没有车停下来。“还是我来吧！”兰子同屋的女孩往那儿婷婷一站，手中的凉帽一挥，一辆出租车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孩停住了。如此看来，五大三粗的交警都换成婷婷玉立的秀女，肯定没有人闯红灯了。
去了天安门，天空漓漓下着细雨，看升旗的人像下雨天水中的鱼儿，一个个伸长脖子张大嘴翘首以待。广东人以他那特有的“怎么的啦？”这是我的啦，啦啦的啦啦旁若无人地交谈。一群不知哪儿的小学生戴着遮凉帽在老师的指挥下，安静如一群羊羔。而各种花伞像雨后树林里的蘑菇，各自鲜艳地生长着。“八达岭长城——十三陵一日游，包车包吃包向导”旅游公司用喇叭在呼喊。
细细的雨丝深邃的天空像将军布阵一样直直地落在一片辉煌的华灯下闪亮闪亮，又无声无息落在游客身上。
一队士兵迈着正步过来，四周一片镁光灯的闪耀，身后却“咯咯”有人笑起来，一个男孩正在挠一个女孩的胳肘窝，众人投来一片厌恶的目光。国歌奏起来了，“起来，起来”，国旗徐徐上升，镁光灯像天空的电一样把落在下面的雨丝一缕缕逼真地照出来。“起来，起来，”黑压压的人群肃穆地盯着上升的国旗，我的眼角不由湿润了，“前进，前进，前进进！”人群响起一片掌声，巨大的显著屏上显出鲜亮的“5：10”。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天安门，散去了拥挤的人群，一下子显得空旷了起来。人民英雄纪念碑，民族文化宫，毛主席纪念馆，高大的让人有些不敢仰视。时间还早，长安街上的灯无声地把光华毫不吝惜地洒向马路。刚清洁过的马路一尘不染，不时有一辆豪华小轿车“唰”一下驰过。工作了一晚的霓红灯在阴沉的天底下，还在妩媚地散发着光彩。
我们乘上小巴去了北京北站，去八达岭长城的人还真不少，一个个硕大的旅行包塞满了行李架，车厢的小桌上放满了碑酒与各种小零食，我们一路无语。
车到站后，随着人流挤到了“八达岭熊乐园”，一个个游人憨态可鞠地做着幼儿都会的敬礼、鞠躬、转圈等动作，并把花钱买来的食品送给狗熊，聪明的狗熊就站起来模仿人的动作，引来一阵阵掌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不停地“OK”。不禁想起朋友讲过的一个笑话：有人在熊乐园做着各种动作，狗熊一直在模仿，不时获得一把零食。这人就得意了起来，拿起一块砖头用劲拍向头部，当然砖头接触头部时是轻轻的。狗熊却不再模仿而是用掌指着眼睛裂开嘴笑，这人就去问饲养员狗熊这动作是什么意思？饲养员说，狗熊在骂“傻×”。
看着一个个游人和一群群狗熊兴高采烈的样子，真不知是人逗熊，还是熊逗人。
上八达岭长城用学生证可以买半票，我和小龙带有学生证，他买了两回，我买了三回，我们就都持半票进了城门。
长城上的游人比古时的士兵多了几十倍，登上长城真不知是长城雄伟，还是汹涌澎湃的人潮壮观。我们避开人群，选了一段几乎没有游人的城墙。
残缺的砖壁，龟裂的地面，塌了一堵墙的城楼，无不诉说着一段古老的历史。灰色的砖面与苍茫的天空构成了一种雄浑的美，再加上城墙下碧绿的山坡，如果有一阵大雾，会给人一种踏上天空的感觉。但看到对面城墙上蚂蚁般的人群，你不禁会想，即使上了天堂，有这么多人也成了地狱。
因为这段没有人工设置的景致，所以你无论走多远，也基本上都是那种雄浑苍茫。看着屹立千年的历史大手笔，你不得不佩服古代人民的智慧，也不得不佩服古代统治者的严谨、认真。换成今天修长城，恐怕早成了豆腐渣工程。
人随景行，前边一块“前面危险，禁止攀登”的标志挡住了我们。
于是，报纸一铺，从超市再三斟酌挑选出来的价位较低的面包、方便面及饮料、啤酒满满放了一报纸。五人席地而坐，把酒长啸，女孩们大口大口喝着饮料，亘古如斯的天底下与屹立千年的长城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五个没名气的男孩与女孩畅谈着人生、理想。多日不见的风，现在拂到了脸上，把我们的高谈阔论温柔地送向远方。
长城，你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今天我们的见证，在这苍茫的天底下，我们要闯开自己的天空。
坐着列车又回到了北站，居然有一角阳光斜斜射下来，乘客并不多，有几个小贩在叫卖着什么。小龙去了厕所，一会儿气愤的出来，“这儿的厕所真不像话，上厕所收五角钱，洗手另加两角钱。”“那你给了七角钱？”“才不呢！”小龙一脸得意，“我说我没有上厕所，只是洗了一下手，只给了他二角钱。”我们不由都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商定降低标准尽力找一份工作，看看能不能被这个城市接纳。
首先选定的目标是各个大小饭店。因为，北京饮食业特别发达，需要的人多，流动量也大，不需要多大技术。但是找了半天，才发觉在厨房当个杂工的工作也特别难找。有些人一看我们的学生证就摇头，还有些人则问：“以前干过吗？”我们只好摇摇头。更有的饭店用大红纸贴出“招聘若干人员（四川籍）”，使我们大为丧气。兰子就安慰我们说：“当杂工月底才开工资，而你们再有十几天就开学了，至多能干半个月，到时连工资也领不上，还是试一下钟点工吧？”
我们便按图素骥，从各个站牌下，电信杆上收集广告，给需要钟点工的地方打电话。可是，对方一听我们的口音，就说：“我们只需要北京市户口的。”我最对口的家教，对方也要北京市的，或者要女的。
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军、小龙和我便议定明天起程。兰子说：“一下找工作确实难，而且只干十几天，明年暑假来试一下吧。”
躺在“不能翻身”的小屋床板上，记起前天找工作路过“豆花庄”时，兰子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女主人公陈燕妮在北京吃的最后一顿饭就在这儿。”我心里便有了一种冲动，记住了来时的路线。
晚上，我溜出来，又到了“豆花庄”外面，辉煌的饭店外面好象庄稼人的院落圈起来，灯光十分明亮却不刺眼，整个环境十分优雅。在乡下人通常摆放一些粮食的台阶上，是一张大几，后面三个十分娴静的女孩，一个弹着钢琴，一个吹着笛子，一个舞着萨克斯，轻柔的音乐像在轻轻倾诉着的秘密，流淌在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夜中。有很多人（以老外居多）但不拥挤，静静地坐在那儿呷酒，整个场景好象油画中的故事。
普通话课上，同学一个个在念好麻马骂，声调一会儿就搅到一起了。老师又在纠正前后鼻音，可是舌头又不知道该不该卷起来。在北京，却见无论是大人，小孩都把普通话说得轻松自如，抑扬顿挫，而我们学校里却是一片“莺歌燕语”。
还有几千年前的古人被我们分析得死去活来，死了还不能安生。而“文学概论”课上明明讲，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现代文学”考试时，学生们又在一个个死背教材上的作品分析。学以不致用，不知为何要学？
在学校里，我傲视群雄，自认超人一等，不知所以然。可是，现在，我连一份最最低下的工作也找不到，我不知道受这种教育有多大用处？
我现在呆在首都，回去后在一个小城市求学，毕业后去乡下教书。一想到“乡村教师”我就悲哀。早听师哥们讲过笑话：乡下两个孩子吵架，一个小孩骂另一个小孩，“你妈是个卖×的！”另一个小孩却不慌不忙回答：“还比不上你妈是个教书的。”电视、报纸上还时不时报道“某处教师工资拖欠一年未发”。更不用说生活在乡下的我知道：“村里最破的是什么？是学校？学校个个是破庙，老师不当和尚作老道。”教师责任大，择偶难，办事没路子，社会没地位，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毕业后将要面对的。而且，师范类院校招生分数线低，还有大批远远未达分数线的委培生、自费生、预科生，使为人师者素质每况愈下。近年来，还冒出“互培”，连高中也考不上的初中毕业生，花钱找路子互培，读三年拿师范文凭，读四年拿专科文凭，读五年直接拿本科文凭，一个台阶一大笔钱。虽然未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变革者气魄，可也不愿“我在丛中笑”，更做不到“出污泥而不染”，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于是，我决定明天不回去，开个病假证明，休学一年，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然后再去上学，这样就知道自己该学些啥。
第二天一早，我宣布我不走了，军、小龙、兰子不由都大吃一惊。劝了我半天，我自岿然不动，他们只好作罢。于是，剩了回程车票的钱，把剩下的统统塞给我，然后军拍着胸脯保证，“病假证明我给弄，我妈是医生。”
把军和小龙送走后，茫茫的人海中，若大的城市中只剩下一个熟人——兰子。但既然已经“破釜”，“沉舟”也势在必然，我挥挥衣袖，在兰子鱼网一样挽留的目光中，消失在城市的海洋中。
二
对无可依靠的人来说，天总是黑的特别快。袋里的钱已不容我住旅店，我就首选了车站。
北京查盲流非常严。我买了一张去良乡的车票混进了候车厅，这儿永远都像过节似的热闹，好不容易盯住一个位子，那人屁股刚离开，我便“嗖”一下坐下。在人声鼎沸中，我“心远地自偏”地香香甜甜睡着了。到了半夜，忽然被一阵凶恶的声音吵醒了。“起来，起来，快起来！”一群穿那种哪个单位都想穿的绿衣服人手持大棒闯了进来，把人们像鸭子似的驱赶出来。有几位广东女孩带着好几大包东西不动，手持大棒的人就冲了过来。“快走，快走！”“我们有车票呢？还不让在候车厅呆！”对方大棒一挥，狠狠砸在大包上，“还不走。”“畜牲！”女孩低声嘟哝着吃力地背着大包出去了。
车站，亮如白昼，漆黑的天空上没有一颗星星。好多好多人身下铺着报纸，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我想，自己也只好这样了。早有一人挟着一沓报纸大叫“旧报纸，旧报纸。”“多少钱？”“五角，不贵”，卖报纸的人看了看我，给挑了几张版面较大的《参考消息》，我铺在地上，躺下来。
还不算太难受，可是一会儿肚子就凉的不行，我把装有几件短裤、内衣的可怜包裹放在肚子上挡风，可是又怕睡着了被人偷走，想了想，还是枕在头下，侧过身子蜷了起来。但没有过三分钟，髋骨硌得疼的不行，又翻过身子朝天睡下。只好把手捂在肚上，用自己的手温暖自己的肚子。真是“大地作床，天作被。”
刚迷糊了，有人唱起来，“好个小日本，一九四二年，攻进南京城，杀了中国人……”，接着又大喊“狼来了，狼来了！”
睁开眼睛坐起来，一个头发蓬乱，飘着一大把白胡子的老头在手舞足蹈地喊叫，“好个小日本，一九四二年，攻进南京城，杀了中国人。狼来了……”两个穿绿衣服的人冲过来，把老头儿的胳膊掰在身后押走了。
车站广场又恢复了喧嚣的宁静。中国的老百姓！你只要去医院和车站看看，就会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趁着口袋里还有不多的几个钱，我又花了五元钱去了一次工人体育馆的人才招聘会，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展台，我挨个儿去试。填了几张表格，接下来的等待却遥遥无期。
我没有传呼，没有联系电话，只能主动向对方联系。可是一次次的询问总是得到“主管不在”或“还没有订下来”的答复。
我踯躅在地铁站口，深入地下的建筑物在不知疲倦地吸纳和吞吐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我不知道，下一站在何方。但我想看看，报纸上说的来北京漂泊的流浪歌手，我觉得我们的精神是相通的。
那天，却一个也没有。我的囊中之物不容我去各个地铁站寻觅，只好又到地面上接受阳光的“爱抚”。八月的阳光，总和外乡人过不去，你没有水喝，没有钱买饮料，它却不停地让你出汗。
就在这时，我看到大街上有一个促销纯净水的。便装着大款模样过去接了一杯纯净水。一杯冰凉冰凉的纯净水，先呷了一大口，发粘的喉咙只湿润了一下，便无踪影了，剩下的不敢在这样暴殄天物了，便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品味，不含任何杂质的纯净水让我觉得无比甘醇，末了，我把杯子倒立起来，又有两三个小水珠幸福地掉进我的口里，倾刻间尸骨无存了。
“大哥，您还来一杯吗？”
“我，不了！”我抓紧了自己的背包带子，仿佛对方看出了我的窘迫。
“不要紧的，再来一杯吧，天这么热。”一个大眼睛男孩又给我接了一杯水。
“看您还像个读书人，来北京旅游的，看我……”他搓了搓自己的双手。
“读书人？我想——我可以做您这份工作吗？”说完这句话，我松了一口气。
“你？”他看出我不像开玩笑。“我们还要在通县那边设一个分公司，正要招聘一批人，你？你受得了这苦吗？”
“我？我在学校参加过散打训练，你不信？”我掀起了自己的衬衫，印有“××武馆”的背心呈现在他眼前。
“好，我回去和我们老板说一下。我怎样和你联系？”
“要不，明天我再来这儿吧？你还来吗？”
他点了点头。
我满怀感激地离开了这个男孩。
接下来，买了两个馒头，又花三角钱进了陶然亭公园，开始瞎逛起来。
公园里虽然有树有草，但一点儿也不凉快，树木草木好像一个气功师，吸收了太阳的热量。自己也在发功，到处是袭人的热浪。可我还是找了块儿无人的草坪，靠着一棵树“呼呼”睡着了。
醒来已是半下午，我开始漫无目的地逛公园。逛了一气，发觉身后不远不近总跟着个人，想起治安，自己虽没有什么值得打劫的地方，还是溜之大吉。
于是，熙熙攘攘的车站上，又多了一个等待明天的我。
三
为着面试的成功，我溜进卫生间，换上短衣裤，把身上的长裤、长衫洗了一遍，自己也顺便冲了个澡，顿感凉快许多。
可是，衣服洗了却没有地方晾，我便想起“自然烘干机”，便把湿衣服穿在身上。身体一下子就透心凉，幸亏是夏天，人便一个劲儿朝有灯的、有火的、人多的地方挤。
第二天的面试却很成功，那老板模样的人只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便点头了，大概是大眼睛男孩做了不少工作。
我就随着另一个叫高飞的男孩来到与通县毗邻的三河市燕效镇，参与这儿的分公司筹备工作。
先租下一幢240平米的两层楼房子，便开始等待总公司的安排。房间没有经过装潢，没有任何设备。我们弄了两张凉席铺在地上，所幸是夏天，一点儿都不冷。比起前两天提心吊胆地露宿街头，感觉好多了。可是，这儿的蚊子密集度较高，不褪长裤、长衫有点热，一脱，蚊子便发了疯似的进攻，一拍一巴掌血，刚开始觉得痒得难受，可看来“虱子多了不拍咬，”也便它咬它的，我睡我的，各行其是。
可是，这地方实在偏僻，一天也见不到几个人，而且用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公司便在一位水户的建议下，搬到了一座本地很有名的小区。先是运来几台饮水机，和一车水，便算是开业了。但接下来的工作却很难搞，我和高飞都没有搞过销售，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公司派来的一个女孩算是我们的主管，不住地劝我们出去上街推销，可她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勇气与经验。
我们三人却像过景阳冈一样结伴而行。一人可怜巴巴地敲门，另一人像说相声似的鼓起勇气问“您家里需要饮水机吗？”碰上较为热心的人便把我们让进门，第三人就拿出电解仪等器械测试水质，但这样收效却太小，且大多时候吃闭门羹。当那女孩知道我还是大学生时，便说：“你这是胡闹，还是回去上你的学吧！”她的声音轻飘飘的，完全是看不起人。我感觉自己被侮辱了，便发誓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她看。但我确确实实不知道该从何做起，不由恨自己没有学过市场营销。
转机是从给一位用户送水开始的。这位用户在当地很有势力，开着好几家大公司，我们一直想把饮水机打到他公司，却一直没有机会。
这天，他打电话要三桶水。我便和高飞踏着三轮车去送，主管的女孩想趁势进攻一番，也一块儿去了。
可是，我们把装有纯水的水桶装上，换下空桶后，却没有话说。在那豪华气派的室内，我们像三只来自外星球的蚂蚁。但是，他那博古架上的珍贵瓷器却救了我们。我看到一件大花瓶是康熙年的，我便嚅嚅地问：“您的那个花瓶是康熙年的吧？”我的声音很低，他的眼睛却亮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它的光泽很柔和很厚实，没有一丝贼光。是古代的。画片上的图案正是康熙年流入中国，釉子匀称，且色泽很好，形体大方整齐，一定还是官窖。”
“您，坐！你们都坐下！”
这位用户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他收藏的瓷器，及他的发家史，以及他对自己公司未来的规划，足足有一个小时。
末了，我们告辞时，他还恋恋不舍地说：“以后，有事儿来找我。”又过了几天，他打电话过来，说是换水时饮水机上端的盖子掀了下来，装不上去，让我去维修。我去了试了几次，果然装不上去。
他便问：“你能不能装上去呢？”
我忙回答：“我们给您换一台新款的，这台我们留下自己用。”
没有等他回答，我便抱着坏了的饮水机下楼，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换了一台新的。
我把机器装好后，他问：“你们不是亏本了？”我回答：“我们自己也要用一台呢？”他便说：“你们的服务真好。我们公司准备用一批饮水机，就使用你们的吧！”我忙认真地说：“价格上我们给予最优惠的！”
他这时笑着指着我的脚说：“你刚才把我的拖鞋也穿走了。”
我的脸上一红换上鞋，一鞠躬跑了。
我们开始有了盈利，准备购进一批办公设备。高飞和那个女孩去了，我便一个人拿着一本《诗品》在门前的草坪上读起来。
一个人便走了过来，“我住在你们隔壁，听说你们卖纯水，可以进去瞧瞧吗？”
“欢迎！欢迎！”我合上了手中的书。
“哟，您看《诗品》！不简单！他发现了书。”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正读大一呢？”
他进去转了一圈，“想不到现在的大学生这样艰苦，我买两台饮水机，家里一台，办公室一台。价格优惠点，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也来买。”
于是，奇迹般地一下子卖掉了两台饮水机，而且，由于他姐夫是小区物业部经理，我们的饮水机打入了物业部。
接下来，我们把室内布置得有了办公的模样。公司因为我们业绩显著，便又从公司派下一位业务尖子，协助我们开发燕效市场。
我们开始在街上搞促销，这儿的投资环境很好。我们一开始没有办下营业证，但没有一个人乱收费，只在一处集贸市场交了五角钱的卫生费。
我跟上业务尖子，向每一位经过我们摊位的顾客都不厌其烦地介绍我们的产品，以至于不干饮水业很久的现在，还可以流畅地背出产品性能、质量等介绍性文字。我们的业务量在逐日上升，但我越来越发觉自己不适合干这份工作，我的理想是当一位作家。可现在，每天连读书的时间也没有，可打算换份工作，可是公司的人对我都很好，我不知怎样开口？
我们到海洋局门口搞促销，这儿和河北的一所高校挨的很近。每天下午太阳落山后，热气渐渐消散，三五成群的学生便出来遛街。看他们那份潇洒，那份快乐，跟本不知道世界上艰难为何物。尤其是一对对情侣，手拉着手口咬着冰淇淋在树荫下散步，从正面走过、还是远去的背影，都是一幅很美丽的风景。
我的心潮便开始澎湃，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了。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卖出第一百台饮水机，就辞职。
我的声音更响亮婉转了，我的微笑更真诚迷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要水，我都抢着去，公司的人都对我大为赞赏。他们却不知道，我越努力，分别的日子越近。
第100台饮水机打进了铁十局职工宿舍。这个宿舍区住着近千人，且生活水平较高，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可是，我却向公司提出了正式辞职。一块儿的人都大为吃惊，认为我的业绩不错，干下去很有前途。开始劝我回去上学的女孩现在又劝我，“你干销售很有水平，呆下去可能会升任部门经理，再加上咱们的提成不少，你可以为你将来干其他事业积累一部分资金。”
我婉言谢绝了。我知道销售工作不适合我，业绩好是因为运气不错，而且我是在走投无路的前提下憋着一肚子气干的。我不想一直这样干下去，我不想让别人同情，也不想一直去求人。我喜欢一种自由的生活，且和文学有关。我觉得自己就是诗人兰波笔下的总是“生活在别处”的那种人，我的肉体需要漂泊，我的精神需要流浪，我认为“长有翅膀的人总是渴望飞翔的。”
分别是在一个很有诗意的黄昏，我们买来炒田螺、芝麻香干、京酱肉丝、北京烤鸭，在门前的草坪上对着夕阳慢慢啜着香槟，纯净水冲的茶叶香味袅袅上升，大家互相说些鼓励的话，在外漂泊的人，面对离别并没有太多的伤感。茶淡了，夜的凉意侵袭过来，我背起行囊，乘坐930班车，在夜色中向不眠的北京市区行进。
第六感觉告诉我，今晚会在地铁站口见到流浪歌手。
四
夜北京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女，风情万种地展示着自己的风采。一辆辆豪华小轿车载着玲珑的高跟鞋消失在灯火灿烂处。霓虹灯向每一个路人抛着媚眼。我匆匆去了最近的地铁站。
人群还是熙熙攘攘，并不因为夜的到来进行安息。整个地铁车站像一座不眠的城，因此见不到阳光，白天与黑夜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就这样，我看到了一位瞎子，斜靠着坐在通道一边。满脸的胡子，一脸的沧桑，让我不能准确判断出他的实际年龄。
他昂首面对着行人，神色淡然，两只白眼球一动也不动，面前的铁皮盒子里躺着几个零星的硬币。每有行人的脚步声传来，就敲着铁皮盒子吟唱“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郎格哩格郎……”
我的心里马上有了一种感觉，觉得这就是自己寻找的流浪。
一个看不见东西的瞎子，在永世不见阳光的地铁站里吟唱“太阳照耀我的破衣裳，”外面还正是黑漆漆的夜晚。
我站在他面前，淡淡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到他脸上，他还是那种淡然，敲击铁盒子的声音不紧不慢，没有喜悦，没有悲哀，没有凝重，没有颓败。我不由想起佛家云，“不是风动，不是帆动，是心动。”也想起陶渊明先生，“何能心静而，心远地自偏。”刚有一站乘客下车，汹涌的人流涌出车站，我却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块儿礁石，人流绕我而去，而这位瞎子，则像一股回旋的水流，汪在那儿一动不动。
“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郎格哩格郎。”
如果说喜欢豆花庄大堂外那优雅的琴声，却无法一饱耳福，那这地铁站里流流浪歌手的吟唱之声却像阳光、空气、珍贵而又容易拥有，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福气。
我一直不愿把这瞎子当作乞丐，我认为他是阿炳一类的人物，或者直接可以说是大师。歌是用来听的，但歌声却不是最重要的，像这位瞎子的所为，我不知它是一暗喻，一幕话剧，还是那种时髦的行为艺术，但他的韵味儿却可使人“三十年不知肉味。”
明天，明天太阳会照耀我的破衣裳吗？我这样想着坐在地铁里转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并没有急着去找工作，而是去体育用品商店买了条泳裤，直奔北海公园。
暑热已经下去，公园里已没有几个游泳的人。我把衣服、包裹寄存了，换上短裤深水区一个猛子潜下去，浑身打了一个激棱，但十分痛快。久久浮出水面，开始轻松地戏耍。
一直认为，生活就是游泳，这段时间社交场合不见某人了，他可能正在潜泳，当你再次见他时，已超出你一大截。而在水面戏耍的，可能只是原地转圈。
接下来，给兰子打了一个传呼，她回电话时十分惊喜，我们相约去一间酒吧见面。
昏暗的酒吧里，只有吧台上发出淡淡的光。我们有需多话说，却相对无语，桌上燃起一盏苹果灯，飘浮在盛水的精致容器里。俩人谁都不会唱歌，慢慢地吸着饮料，盯着大型投影仪屏幕上变换的人影。灯光打出《送别》，作词李叔同，伴随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优美歌声，出来一群露胳膊露腿的泳装美女，不觉让人索然无味。
兰子给我一张名片，赫然已是某港商驻京办事处部门经理。
“和我一块干吧？”兰子的声音柔柔的，普通话已十分地道。
我摇了摇头，渴望飞翔的人总是要寻找翅膀的！但这翅膀是阅历、能力、知识，而不仅仅是朋友的帮助。
我们又一次挥挥手，各自消失在城市的海洋。
秋色已暮，北方的天空是那样明净高远。我去了北大，欣赏《火与冰》，也就欣赏余杰。吃了鸡蛋，就想看看哪只鸡下的，这就是我。就好像食品再卫生，不看其加工厂所，也是让人难以放心。一直相信，文如其人。
但北大大的让我茫然无绪，我查到中文办公室电话，进行查询。接电话的人声音很干脆“找学生去学生楼找去，我们不管。”我相信接电话的一定不是北大的老师，而是乡下所谓的“打杂的。”北大的老师在我心中是一座山，一座巍巍挺立的山。
但余杰终究没有找到，湖光塔影也不像书中描写的那样漂亮，塔不巍峨，湖不浩淼，一位挥汗如雨绕湖长跑的外籍女学生，老师？倒叫我佩服不已，别人都在休闲，她却在费力。此外，三三两两的中国学生用英语交谈，也让我很羡慕。一直想学好英语，至今没有了却心愿。
蔡元培先生的像我却瞻仰了。正有一群小学生在他旁边拍照，先生已逝去，铜像成了后人的一座庙堂。
三角地带正在招募志愿者：利用假期去甘肃天水和山西静乐进行扶贫。北大女子队山队也正招幕队员，攀登青藏高原的一座大山，一块白纸上已写了几个不同系的女孩。后来电视报道登山队遇难，死了一名队员。
我去的北大虽然未曾“风景旧曾谙”，但其气魄，精神却让人一心向往之。
五
离开北大，我的心情黯然了几分。前面的路虽然很长，但没有一条分岔处可以通向这个神圣的殿堂。我才知道，自己漂泊的灵魂需要一处寄宿地，但它却高高在上，我只好一路漂泊。
已没有心情辨别回程的班车，在这个城市也没有我的归宿。车行尽处便是站，站头尽处是我家。我又阿Q式的飘飘然起来，有了一种“家天下”的感觉。便顺脚登一辆正好驶过来的班车，返回了北京的心脏。
面对生存，我又开始奔波，开始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然而总是神情恍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是老板辞了我，就是我炒了老板的鱿鱼。于是，我又开始寄宿火车站、公园深处。在庞大的北京城，我好像一只失去了吸血功能的跳蚤，不能吸血，失去了自身的活力；不去撕咬别人，却被栖惶地赶来赶去。
我要生存，我要站起来，我不是作为一名失败者来到这个世界的！
“阳光照耀我的破衣裳！”
“朗格哩格愣！”
瞎了眼的流浪歌手在不见阳光的地铁站吟唱这首美丽的歌谣。
我买了一张军博的人才招聘会门票深入进去。大厅里最醒目的展台正面对着门，有几十平米大，一面横幅的打着“北京电视台广告部”，四面簇拥了鲜花，一位肥胖如刘欢头发长如刘欢让人疑为刘欢的人像钓鱼的姜太公等待“上钓”的招聘者，旁边一台超大屏幕彩电正放着他口若悬河的讲演。我不是周文王，吞不下这么大的饵，便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这个豪华耀眼的展台。
一处招聘采编的广告吸引了我，我怀着试试的心情过去。人围的不多，添了表就走了。
“先生，我可以试试吗？”
“好，您请坐。”
“您应聘什么工作？”
“采编。”
“那您发表过作品吗？”
“发表过，但我没有带（我在心里责怪自己没有把那一大摞获奖证书、作品带来），我有新写的一篇还没有投稿。”
“拿来看看。”
我从包里找出那份抄写的整整齐齐准备投给《北京文学》的稿子。递给询问我的一位胖先生。
他接过去又递给旁边的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方老师，您看看。”
我紧张地盯着方老师。
方老师看完后点了点头，“写个通讯报道没问题！”
“好，那你不用添表了，怎样和你联系。”
“我——没法儿联系。”
“那——你后天，也就是星期一，直接到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市场信息中心去面试。”
我的心里一阵惊喜，“好，谢谢，我一定准时到。”我觉得应聘上采编，可以发挥特长、大展身手了。
这次我住了一家旅馆，把衣服用那儿的洗衣机好好洗了一遍，然后躺在床上美美睡了一觉，等待星期一的到来。
星期一那天，我早早做好准备，一大早出发。可是到了离人民日报社最近的站台，却怎样也找不到，连续问了几个人，对方也不知道，我感觉好像梦幻似的不真实。这些人怎么可能连人民日报社在那儿都不知道呢？看看表，时间已不早，这时，一辆出租车滑到了我的身边停了下来，“先生，去哪儿，乘车吧！”“不，人民日报社。”听过太多乘客挨宰的事儿，我害怕落到自己头上。“您把方向走反了，我送您，十元钱。”
我犹豫了一下，看看时间，坐了上去。司机开始掉头。加油，然后向我走过的一条岔路拐了进去，没多长时间，稳稳停了下来，对着一个大门说，“到了，您要不先不去问问，看看是不是您找的地方！”我下了车。门牌赫然写着“人民日报社”，付了钱，冲那位司机说了声谢谢，我走了进去。以后的生活还碰到过类似的故事，让我觉得，生活的巧合就是上帝写的在大书里安排好的故事情节。
一块参加面试的还有十几个女孩。招聘老师告诉我们主要是要做好《今日中国》专版的组稿工作。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人民日报社市场信息中心将在《人民日报，市场报》开辟宣传专版《今日中国》。老师要求我们根据这条消息，对一个假想中的公司或老总做一个采访，要求每人写一篇采访提纲。
这对于我是小菜一碟，通讯、报道、小说、诗歌写的多了，这算什么。十几分钟我就交了卷。
老师看了一遍，说我的写得不错，给大家念念听听。就这样，工作就定了下来，第二天上班。
出人民日报社时，看着荷枪实弹的门卫，我觉得自己的腰杆壮了许多。
工作很简单，主要是打电话，约对方老总进行采访，如果得到对方同意的答复，就约好时间、地点、由报社的老师领着一块儿去进行采访。
工资主要是提成，占报纸一版十万元，联系的人可以提成一万，也就是十分之一。
可是一通电话打下来，却发觉几乎没有哪公司（个人）愿意接受采访，一些正规的单位不屑做这样有偿新闻。我悄悄问一位青岛来的法律系毕业的男孩。他已经干了半个月，还没有联系到一份单。
负责招聘的一个女孩却给我们打气，列举了些业绩好的采编，这些人现在我们一个也看不到，她说拿了丰厚的提成去度假了。
暂时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我便报着买彩票一样的心情打电话，反正电话不花钱。可是每天的饭费、车费、住宿费也是一笔大开销，口袋里的银子日渐枯涩。
正准备“撤”或者等待“芝麻开门”的时候，我联系上了用友软件集团。这个公司的主管接的电话，说老总没有时间接受采访，把一切资料特快专递送来。
果然，下午门房就打来电话，说有一特快专递，要我去签字。我飞也似的签字后，抱着叠沉甸甸的资料，以为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报社方老师说，“对这样的大客户需要认真对待，不能马上答复，你要列一份详细的写作提纲，我过目后，再给对方打电话。”
我开始浏览对方的资料，一看吃一惊，原来用友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财务软件集团。我不禁捧着这沉甸甸的资料，展开了美丽的暇想。
我想赚到提成以后，可以拥有一台电脑，可以去北大作一名旁听生，还可以好好把北京市游览一番，可是，后来的故事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小女孩，握着一大把火柴，感觉着温暖、感觉世上没有拥有的一切美好东西，可太阳升起来的第二天，迎接自己的却是死亡。
那是我把所有的资料细细过了几遍，列出采访提纲，让老师过目后，给用友的主管打电话，一谈到报社经费紧张，需对方进行赞助时，人家甩下一句“我们不搞有偿新闻，”叭一下电话挂断了。一切的一切统统消失了，我心里发酸地想起那句保护大熊猫的歌“咪咪呀咪咪请你告诉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然后发生了办公室的秘书把杯子藏起来，不让我们喝这儿的纯净水，使大家都感到受了侮辱，有善于打听的人就悄悄说：“这是一家广告公司包了《人民日报，市场报》的几个版面，租了人发日报社的一个办公室，来干这事儿的。我们来这儿上班，没有合同、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只有一些口头上的承诺，出了事儿谁管我们？”
我又想起前几天打电话跟一位老总联系时，有位同事介绍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立即招来一位老师的喝斥，“不要说是报社的，你是报社的吗？说是来报社实习的！”
难道，我们进了一家皮包公司。
高额的利润与美丽的谎言仍在诱惑着大家，谁都抱着再试试看的态度。
于是，我又撒出了渔夫的第四次网，没想到联系到了李宁公司，而且对方同意去进行采访。我仔细分析这不是梦境后，小心翼翼地告诉了一位老师。
那天，天气很好，同一个和阳光一样灿烂和我同样年轻的女孩去了崇文区新世界中心。去时，我被嘱咐称同行的女孩为老师，一位老师又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一切都像戏一样开演了。
我们在约好的时间去了新世界中心社办12层，接待站的女孩打电话找来约好的那位策化部的先生，也是一个年轻的男孩。
我们在美丽如电视剧场景的大厅里开始了采访。男孩羡慕地问我们：“你们这么年轻就到了人民日报社，前途无量啊！”同行的女孩就说；“这系统有我的一位亲戚当领导，所以我毕了业就来这儿上班。”我说：“我是一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来这儿实习。您在李宁公司也很好呀！”男孩忧心忡忡地说：“我只签了四年合同。”
接下来我们提了些简单的问题，男孩开始滔滔不绝介绍李宁公司，同行的女孩用采访机录音，我用笔记录。
男孩说的很精彩，我认为他的工作也很称职，但当时一心关心的是采访完后的经费问题，所以他的话记在我心里的很少，但有两句至今记忆清晰。
一句是：“我的愿望通过大家来满足，大家的愿望通过我来实现。”另一句是：历史是中国的左脸，名牌是中国的右脸。谈到经费时，男孩面有难色，“李宁公司的财务审核十分严密，这事只好上报以后，等待批复。”
到现在为此，除了应聘时写过几句话外，一直没有动笔，这工作离我想象中的越来越远，我又想起了学校，想起那藏书不算太多但精品不少的图书馆，想起了淳淳善诱对我还算不错的老师，想起了宿舍的几位狐朋狗友，想起了经常向我借本书，请教个问题了的不算漂亮也不难看的女孩，我失眠了。
潮湿的地下室里没有阳光，也没有月光，只有室内的脚臭味儿与混浊的鼾声，床板像几千年前没有追到淑女那位君子的，不停地吱吱的响，与一只勤劳的老鼠抱住一只床腿在磨牙的声音组成一组协奏曲，北京的夜，打工者！
北京的早晨总是以声音开始的。我睡眼朦胧地去了那熟悉的站台，正是上早班的高峰期，各种车辆游行似的把马路塞得满满的，我的车却像和男朋友约会的矜持少女，姗姗来迟是心情好的时候，今天和我没有吃早餐的肚子一样——不高兴，一大群人便在漫长的等待。
然后，像约会迟到的少女还要撒点娇生生假气，到了的班车门却又一下打不开。首都的人民素质好。还是习惯这样的“撒娇”？没有人骂娘，有的只是写满一脸的焦急。
上了车它却像一位未婚先孕的姑娘，走走停停不舒服，今天又迟到了。我便索性不去理这车，像打定和难缠的女友分手似的，一切都无了所为谓，心情反而好了许多，便欣赏起车窗外的风景。车上人太多，而且没有漂亮姑娘，生活的经验告诉我，漂亮的姑娘都被有钱人搞定了。才不坐公交车，剩下些降生时脸先着地的天使来败坏市容，假如有和我一样挤公车的外国小伙子一定会认为：中国无美女。所以我认为申办奥运要想成功，必须使中国的漂亮姑娘走出小轿车、出租车、坐进公交车，不是说，“女人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吗？风景没了，再整顿市容也是白搭。
到了人民日报社，迟到了自然不会有好脸色，我便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艰苦状来吃这条鸡肋。
没有想到第一个电话就联系到华联超市，采访时间定在明天九点钟。生活啊，总是在你完全绝望的时候给你一丝希望。太阳，永远会去照耀一些破衣裳。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两小时出发。华联超市在达观营，离我住处很远，我又没有去过。
幸好车换来换去换上了一位也去达观营的老太太，我便以为可以一路顺风了。
没想到老太太临时便急，在距达观营还有一站的时候下车去上厕所，我也跟着下了车。下了车发觉站牌不对时，车已像中国长跑女运动员跑得无影无踪了。
时间不早，老太太告诉我只一站路了，前面立交桥拐过去即是。我可以等她上完厕所一块走，也可等下一辆车来再坐一站路。
可是，过了立交桥走了半天，也没有打听到叫达观营的这个地方，一看表，已经9：50了，我不由着了急。正好有一个小巴过来，伸手拦过，“去达观营。”售票员一脸坏笑。我感觉不对，忙说：“要是乘错车的话放我下去，我有急事儿！”“保证你能去达观营。”售票员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人民日报社的，10：00要去达观营采访。”“保证你误不了。”售票员还是那样子。
说话间，车一停，终点站到了。乘客都下了车，司机倒车、掉头，从一个小巷子里穿过去。边开车司机边说：“是去华联超市采访吗？”“嗯”！“你们这些报社记者，为什么只采访那些高官大款呢？不来关心关心劳动人民，你采访采访我！”
我心里只有苦笑。车子冲上立交桥，又往下走了一段，“到了”。我才明白刚才本该从立交桥上去，我却从下面钻了过去。
“那不是达观营？对面就是华联超市！”
我忙谢了对方，下车一看表，刚好十点整。
可是我却找不到报社的另一位老师，忙给报社打回电话，人家告诉我“约好的老师早去了，还打回电话找你呢！”
在人群中我开始了搜索，马路上有人呼喊我，抬头一看，正是那位老师。
我绕过马路气喘吁吁和他一块儿去了华联超市，找到秘书小姐要求她去通报老总时，她嫣然一笑，“老总有急事儿，十点刚走。”办公室豪华的落地钟上，指针正指着十点十分。
生活，什么是生活？
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一些人发生错误的关系。
离开北京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又去了附近一个地铁站，没有见到流浪歌手，一个衣服还算整洁的中年人拿着一张见惯了的“妻离子散千里寻”的广告向行人乞讨。
步出车站，一片阳光拥抱了我，又想起那位流浪歌手吟唱的“太阳照耀我的破衣裳，郎格哩格愣。”
北京的阳光和纽约的一样，每一个涌进城市的打工者都在上演着“北京人在纽约”的悲喜剧。
（17981字）《山西文学》2001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