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还大力推荐杨度的《黄河》歌词，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曾称道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晳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这是一九〇四年杨度为中等学校所作的歌词，由曾志忞谱曲，收入曾所编的《教育歌唱集》。
《黄河》歌词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饶吹，观我凯旋。
）第三节 杨度与梁启超推动晚清立宪的政治活动
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聚焦到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这几年，就会发现这乃是晚清最具历史意义，转变最急剧，最具戏剧性的时期。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博弈中，清政府从顽固保守向妥协改革转变；革命党人则加紧组织串联，准备起义推翻满清王朝；而立宪派即改良派则加紧宣传政治革命，反对暴力革命，试图通过召开国会，通过立宪走上民主共和之路。这三种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互动，演绎了一段值得反复回味的历史大戏。这里重点介绍其中两件大事。
杨度与梁启超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报告做枪手
自从扼杀了戊戌变法，又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招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与光绪逃亡西安，几乎造成国家危亡之祸。慈禧的朝廷上下都明白了：再不变法只能是死路一条。革新派重臣张之洞向她说：“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新军机大臣鹿传霖（张之洞的郎舅）、当权的荣禄也为了表示开明而赞成变法。在这种条件下，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慈禧下谕旨：命内外大臣督抚条陈改革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等。一九〇一年一月又以光绪名义，正式颁布“变法诏”，宣称：“康（有为）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那么什么才是“本源”呢？要争求各方面的意见。一九〇二年三月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国律例，责成袁世凯、张之洞保荐专家，以备开馆编译。
一九〇四年六月清政府为了缓和社会上认为清朝政府“内满外汉”的矛盾激化，以慈禧七十寿辰为名，宣布“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一九〇五年六月袁世凯、张之洞及江西总督周馥三大臣奏请一九一二年内立宪。七月湖南巡抚端方、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建议实行立宪，出使各国的大臣孙宝琦、杨枢、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促进立宪。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诏下达：派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为首，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五人分两组赴日、英、法和美、德、意等国考察宪政。九月二十四日出发之时，桐城革命青年吴樾在火车站引爆炸弹，但没有成功，只戴泽、绍英受了轻伤，遂改期出发。但这反过来似乎证明：立宪不利于革命，有利于清朝，反而促使慈禧进一步表示支持立宪，十一月决定成立“考察政治馆”。十二月绍英（吓破胆不愿再出行）、徐世昌（已升任巡警部尚书）换成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端方、戴鸿慈从新出发。五大臣带了一批参赞、随员，其中有位关键人物就是熊希龄。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年间中过进士，戊戌变法之前与维新派过从甚密，曾与谭嗣同、黄遵宪等共同促成长沙时务学堂的成立，聘请梁启超为主讲席。他担任时务学堂总办，受到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戊戌政变之后，他以“康梁余党”得到“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湖南地方官把他发往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当体育教习，这实际是照顾性质的安排。他在常德却因此为常德知府朱其懿所赏识，把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不久新任巡抚赵尔巽以“兴学有功”替他平了反，并提拔他晋升为候补道。一九〇五年，端方接任湖南巡抚，选派他为五大臣出洋考察随行参赞。他提出一个条陈：考察时间急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政情资料。即使收集了资料，各国国情也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不如先物色一位平时对宪政有研究的专家，请他先打个底稿，供我们回国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五大臣认为此议可行。
熊希龄心目中“对宪政有研究的专家”有两人：一个是他的湖南老乡杨度，另一位就是时务学堂的老朋友梁启超。因为梁启超当时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熊希龄只能先找到杨度，动员他借此机会一展才华，将自己一贯倡导的“君主立宪”理想，汇入“考察报告”中去，争取变成社会变革的现实。杨度当然明白这次机会的难得和重要，便一口答应。但是，谈到“考察各国宪政之所长”，两人均认为非梁启超莫属，因为梁久居日本，海外信息丰富，而且已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游历澳洲，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四年应美洲保皇会邀请，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所以，杨度自己着重写《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而由梁启超写《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
一九〇六年七月，五大臣奉命提前回国，但此时两位代笔的大作尚没有完成。于是又是熊希龄出点子，要五大臣以“考察东南数省民意并征集名流意见”名义多逗留上海一些日子，等待他从日本将文章取回来。载泽、尚其亨先回到上海，端方、戴鸿慈七月二十一日才回到上海，到七月二十五日熊希龄才从日本拿到杨度和梁启超的大作赶回上海，此时载泽、尚其亨已先北上。端方、戴鸿慈根据杨、梁的材料拟定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准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等五项奏折，于八月启程北上。八月是京城立宪呼声迭起的热闹时光，载泽等五大臣说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大减，内乱消匿，宪法可以仿照日本君主共和制。袁世凯等首请实行。九月一日，预备立宪诏下达，上谕命先议定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普设巡警，整顿武备，以为立宪的基础，待数年后再查看情形以定实行期限。
这个《预备立宪诏》只想缓解矛盾，完全没有解决燃眉之急，错过了真正实行立宪的最好机会。更有甚者，之所以将“议定官制”放在诸事之首，是因载泽等满族重臣准备借立宪之名，在改革官制时防止汉人在政治上占优势，特别要解决地方汉族军政重臣持权自重的问题，要排挤汉人巡抚，集权中央。这里袁世凯首当其冲，于是在研究改革官制会议上，袁世凯与军机大臣铁良、载泽等发生冲突。后来虽然提出一些妥协方案，但终因阻力太大而实施不下去。本来对《预备立宪诏》满怀期望的民众十分失望，进而更加同情革命派。
此时，革命派也在抓紧准备行动，同盟会的刘道一等在湖南发动长沙学生，动员江西萍乡，湖南醴陵、浏阳的会员、矿工，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四日起事，一度发展到数万人，打出“中华民国军”的旗号，目标是建立“共和民国”。东京同盟会的会员争先回国从军，虽名号与过去有别，但排满色彩没有变，奋战数月，最后失败，刘道一等在长沙遇害。一九〇七年二月以后，江苏、浙江、安徽民变迭起，形势对于革命党越发有利。七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满人巡抚恩铭，被捕而死。秋瑾也因事泄被杀，成为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女子。这一事件震动全国，进一步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两江总督端方恐惧地说：“自是而后，我辈将永无安枕日矣。”
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织政党的合与分
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借五大臣出国考察报告之机，终于促成了《预备立宪诏》颁布。这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立宪”成了全国各阶层政治生活的热门话题。本来打算“自上而下”实现改革的当权派和主张“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一派均被推向“自下而上”的立宪大潮。梁启超前一年才发表专论《开明专制论》，阐述今日之中国既不能共和立宪制，也尚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只“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但面临立宪活动的合法化，不管你原来如何主张，只能选择参与进去。一九〇六年十月康梁立即将原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自己又想将各路立宪派的知名人士网络起来，成立“政闻社”。对于杨度所主张的专以召开国会为号召，以对抗革命党、“排满革命”为号召的策略，梁启超表示赞同。“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接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所以，当一九〇六年底，熊希龄又来到日本神户与杨度、梁启超商谈组织《宪政会》的具体方案时，大家均觉得下一步组织政党进入真正实施立宪的时机成熟了。他们商谈了三天三夜，确定纲领为：“尊崇王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在组织方面，拟定以康有为为会长，而以杨度为干事长，实际主持党务，总部设在上海，以便邀请国内立宪派名流，如张謇、郑孝胥等参加。梁启超这样考虑是想用康之名、杨之才，同时将原来保皇会和日本留学生中改革派资源整合起来。他在给康有为的汇报信中讲得很清楚：
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又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命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
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晳子必无他人，拟以彼任之……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即谭嗣同）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命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这三人《宪政会》方案如果成功，将是晚清大变局中立宪派从思想启蒙走向政治组织实施的重大步骤，满清王朝也许不会那么快灭亡。但当时《预备立宪诏》发布之时，並没有给立宪派留下组织准备时间。梁启超想以原来的保皇会为主，“降服”收编以杨度为代表的留学生们，再加上国内立宪派名流，组成立宪基本队伍。
但这种想法只是书生气的一厢情愿，首先杨度为了贯彻自己一贯主张的“各国之立宪也，皆由人民与政府争权之结果”，也为了增加自己在《宪政会》中的分量。
一九〇七年一月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加入对《民报》的论战。二月又与方表、陆鸿逵等成立“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这样一来，就与康梁原来的期望大相径庭，颇令康梁失望。而杨度则认为梁启超是天真热情的学者大师，并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重的徐佛苏、蒋观云之辈皆非干大事的国士，听信这类人物来组党，一定会误大事。
到后来康梁已不再想联合杨度，而打算与徐佛苏、蒋观云等另起炉灶，成立“政闻社”了。梁启超在给康有为写信汇报时称：
杨晳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划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
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事，经过半年的筹备，到一九〇七年中分道扬镳。七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会长为熊范舆，但幕后实际主持是杨度。而梁启超与徐佛苏、蒋观云等十一月成立了“政闻社”。从此宪政讲习会与政闻社变成竞争关系，杨与梁两人联合组党共推宪政，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使二人在日本结下的友谊受到深深伤害。
一九〇七年九月杨度的伯父杨瑞生逝世，因杨度生父早逝，全靠伯父杨瑞生抚爱成长，所以他放下一切事物，立即回国奔丧。在他回国期间，一方面熊范舆等在日本发起上书请愿，要求清政府开设民选议院（这是清政府时期第一次请愿召开国会）；一方面杨度在国内联络湘绅谭延闿、罗杰等人，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长沙支部，并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义，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宪政讲习会在杨度领导下，国内外相互呼应，加上日本宪政讲习会的会员（曾达到五百人）不断回国，参与活动，一时间宪政讲习会声誉大振。这又加深了政闻社、康梁诸君对于杨度的不满。
一九〇八年一月，杨度将宪政讲习会改名为宪政公会。四月，早就想网络人才自上而下地推行新政的张之洞、袁世凯得知杨度归国，立即联名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清廷政府发布上谕，任命杨度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他当然并不满足当一个御用文人，他仍旧热衷于“请开国会”。在他的活动下，宪政公会于六月得到清政府的民政部的正式批准。宪政公会于是成为合法政党组织，修订章程，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杨度出任为常务委员长，并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声势极于一时。杨度又单独向政府提出限期召开国会的说帖，引发一场国会开设期限的高层讨论，也直接促成了八月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和《立宪预备事宜年表》，其中明确规定九年为期立宪。这两个文件虽然也引起许多人士不满（认为九年太长），但毕竟是立宪运动阶段性的成果。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清廷发生巨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相继去世。慈禧在临死前拟定以光绪皇帝名义的“遗诏”，传位给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时年仅三岁。于是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当年醇亲王载沣进入军机处工作时，袁世凯已掌控军机，没有把载沣看在眼里，关系就不好。这时，袁世凯一看大势不好，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于是以足疾请假回原籍河南彰德（安阳）养病，立即得到“诏准”。袁世凯离开北京时，除杨度、严修少数人外，几乎没有人敢来相送。政闻社遭到查禁，宪政公会也日益萧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