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越演越烈，自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自强自救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大问题，特别是所有青年志士全身心投入思考的问题。这时，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同时启动。到十九世纪末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维新派和革命派活动的余地，大部分志士都选择流亡海外。所以不论维新派或革命派均把自己的宣传阵地移到海外，其中人数最多的地方是日本，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留学人员已达几千人。
当时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走改良道路，仿效英国、日本的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则主张反清排满，恢复中华，必须采取革命之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还汉族政权。双方各有自己的宣传阵地。革命派曾有《国民报》及一些留学生办的刊物等，到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开办《民报》作为机关报，成为主要宣传阵地，其中不乏章炳麟、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刘师培等精英人物。除了报纸之外，像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著《革命军》等单行本也发行很广影响巨大。而立宪派则有梁启超一九〇二年于东京再创的《新民丛报》和杨度等留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和后来一九〇七年创刊的《国民新报》等。从阵容来看似乎不如革命派强大，但正如黄遵宪描述的梁启超论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矣。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在二十世纪初一直是舆论界之主导。
应当说，这两派人物并非对垒分明，他们之间个人的私交往往是很不错的，尤其杨度以交游广泛而著称，他也经常参加革命派的活动。而一九〇五年十二月陈天华写绝命书，决心以“死谏”激励国人“共讲爱国”，于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陈天华是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也是《民报》的编辑。这一事件不仅使所有旅居日本的华人极为震惊，也使梁启超在悲痛之中，连写几篇政论《开明专制论》（“本篇因陈烈士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这也是当时双方之间友谊的例证，这场论辩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为时两年，到《新民丛报》停刊。
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被推翻，革命派高唱凯歌，历史上也就都认为这场论战当然是以革命派胜利和立宪派失败而告终。从那以后，孙中山被尊为“国父”，革命派一路以压倒优势，将改革派说得一无是处。开始革命派的旗子由国民党举着，但到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之后就逐步交给了共产党高举。到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左倾”思潮进一步加剧，改革成了不革命的代名词，哪里还有容身之地。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革命的“左倾”思潮发展到了极端，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那时“改革=不革命=反革命”，谁还敢说什么改革呢。“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为什么欧洲一些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引的政党执政结果，使国家社会发展，比原来苏联阵营的以列宁主义指引的国家社会发展得更加生活幸福，社会和谐，更加受老百姓欢迎？”“原来并不是越革命越好，革命派就完全正确吗？在革命派与改革派的论战中，改革派的意见有没有可取之处？而革命派的意见有没有片面之处？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无意全面研究评价这场著名的论战中谁是谁非，或者谁对了几分，谁错了几分。在这里我们只想“痛定思痛”，重新整理一下我们多年被歪曲了的思想（三十年前对打上了“不革命”戳印的梁启超与杨度之流，只能批判，还需要研究吗？），看一看祖辈在这场著名的论战中双方都有哪些有益的思想财富，可以启发我们后代，减少前进中的弯路。
首先，杨度与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以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与“反清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也为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现代爱国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晚清时期的中国在清朝政府统治两百多年后，已“病入膏肓”，内忧外患，矛盾激化。甲午之战败促使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痛感若不抓紧维新自强，中国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但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许多志士已对清朝政府彻底失望，认为不以暴力推翻清朝的统治就无以救中国。以孙中山一八九四年成立的“兴中会”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主要口号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谓“恢复中华”就是说，中国已经被“鞑虏”（即满族）所灭，只有将他们赶出去，恢复了汉族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当时百日变法维新失败逃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创办《清议报》，开始以扶助英明的光绪皇帝继续维新改革为号召。后来接触了孙中山后，了解到世界各国革命振兴之路，从而也一度倾向革命，大谈“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一直到一九〇三年去美洲考察之前，犹言“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可见当时革命思潮的流行。
然而，应当如何看待满族入关，以清代明的统治？是否这就意味中国被满族灭亡了？只有将满族赶回去才能“恢复中华”？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痛斥了“亡国论”，他提出：“考明之时，今东三省皆为明之属地，满族实为中国领土上之人民，不过与汉族为同族异种之民耳。而满人不知如此即是中国之国民也，乃常自命为一国，以其入关篡夺中国君主也，逐谓之为以国灭国。其实，彼自明正统、景泰以来，所世居之兴京，即为明之建州卫地，数传至于太祖，又曾为明之都督，继复为明之龙虎将军，其为中国臣民义无可逃，满族亦自知之。且震慑于中国君臣大义之说，自念以臣篡君，背于大义，急谋所以避之，乃自矫号为一国，谓中国为其国所灭，其用心甚苦，而立论甚拙。”“大明之非国名，犹之大清之非国名。以清国灭明国，犹之以汉国灭秦国，以唐国灭隋国，是为朝姓之迁移，而与国家之存亡毫无关系也。”“乃满人以其一种族为一国家，创作中国灭亡论，以自尊大而傲汉人。而汉人之谀满者亦效之而呼曰：亡国亡国。其耻之者则呼曰：光复光复。其实中国国家未亡，无可光复。”接着杨度更进一步论述国家之要素，他说：“夫国家之元素有三：一曰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亡，否则其国无自而亡。此世界学者所同言。而君主非国家，种族亦非国家。西洋各国常迎外国人为君主而不为亡国，故近日挪威国迎一丹麦人为国王而不为亡国。即令无国之他种族侵入国土乃至为其君，但使于土地、人民、统治权三者未至缺一，亦不为亡国。故日耳曼族人入英为英王，蒙古族之入中国为中国皇帝，不为亡国。若在本国土地上之人民，无论是何种族，彼此代起而为君主，则更不为亡国。”“故君主即国家之说故非，种族即国家之说尤非。故今国家仍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今国家既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则今政府自亦仍为中国政府，而非满洲政府。盖中国不能无政府而有国家，满洲又不能无国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满洲非国，所以中国不亡。”
“故明末清初之变，乃同国异种之人竞争天子之变，而与国家存亡无丝毫之关系。明末之烈士，皆殉朱家，而非殉中国，中国领土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立国之三要素，无一缺乏，则其国无自而亡……中国儒生，不知君主为国家之一机关，而以君主即国家，数千余年习于君臣大义之说，论史则必以君主为正统，以君主为国家，以易姓为亡国，完全以君主为国家之主体。其君主国家说之谬说遗毒恒于数千年。”
杨度在这一问题上与梁启超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杨度在此文中也提到这一点。“予向者即持此说，曾以语新会梁氏，梁氏亦以为然，故作论文于《新民丛报》以说明之。”这里指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专门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不亡论》。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于一九〇二年梁启超所采用，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就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但他当时是指汉族。后来一九〇五年他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杨度则比较系统地考查了以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自状况及国民能力，并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不仅是种族的融合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就和现代国际上的公认观点更加接近，更加全面地奠定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包容性及凝聚性的理论基础。或者更进一步说，为后来发展的现代爱国主义及发展中国软实力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他说：“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杨度论证中国乃是一个既“重土”又“重民”的多民族国家，但并无严禁种族之间通婚，从而使国家成为广纳非种、人口兴旺的大国。他说：“数千年中，广进异种，互相混合，血脉繁杂，其国势逐以日趋盛强，至今日尚有汉、满、蒙、回、藏等族，同处一政府之下，为一国之国民，至使人口之多，数十倍于西洋各国。”然后他进一步分别考察了五大民族的“国民之程度”，即其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与责任心之程度。其结论是：“言乎能力，则可分为三级，汉为首，满次之，蒙、回、藏又次之。”
有人说，如果各民族国民程度不同，不如使其各自分离，成就数国，“不相统一，各任其自然之发达，各谋己国之政治之时，不反圆活而便利乎？”杨度曰：
“是五族分立说，乃亡国之政策，绝不可行者也。何也？今日中国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为其土地，今日中国之人民，乃合五族之人民为其人民，而同集于一统治权之下，以成为一国者也。此国之外，尚有各大强国环伺其旁，对于中国，持一均势政策，而倡领土保全，门户开放之说，以抵制瓜分之说。使中国能于领土保全之中，国民速起而谋自立，视其事之急，等于救人，等于救火，竭数年之力，以整理其内政外交，建设立宪政体，完成军国社会，则中国之国家或可从此自立，不再有覆亡之忧。苟国民放任之而不负责任焉，则十年之后，吾可决其与印度、埃及同列于经济亡国史之一，而永无复兴之望矣。”
杨度大呼：“故此数年中，实中国或存或亡之一生死关头，能自立则存，不能自立则亡。”那时候想要成为像印度、埃及那样为“无形之亡国”而不可得，“唯能如四分五裂之波兰耳。”
为了与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种族主义划清界限，梁启超有感于《民报》编委陈天华跳海自杀“死谏”，专门发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他一开始就表示对陈君天华的敬仰，并表示应当把烈士的思想志向进一步加以阐明。他说：“相识不过一年，语谈不过两次，然当时已敬其为人。非于其今之既死而始借其言以为重也。但君既以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然后，他阐发了应当如何对待“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道理。他引用陈天华自己的遗言“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所以梁启超说：“是其于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两义之中认政治革命为可以达救国目的之手段。君又言曰：‘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于是，梁启超从廓清“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本概念出发，全面地论证两种革命的区别与得失，这对澄清像陈天华那样的有志革命派的思想也极为重要。原因是：当年的孙中山革命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大旗，在这竿大旗下聚集了三教九流，为了组织各地的武装起义，除了前述的知识分子精英外，还有各种会道门的英雄豪杰。例如，为了争取华侨中的会党，孙中山自己就参加了洪门即天地会致公党，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也包括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的会员，不乏强烈种族主义的排满义士。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增加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形成了十六字纲领，但是实际上还是“反满联盟”。因此，那时的革命派思想上也比较混乱，虽然像陈天华这样的精英分子重视政治革命，但也不能理清与种族主义的界限。所以当时革命派面临一个从种族革命提升到政治革命的历史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在双方论战中逐步完成的。梁启超定义了两种革命的概念：“一、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二、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
他以自身思想转变批评排满主义说：“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即自变其说。”“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喑焉。其奈此二者绝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思痛，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罪人也。”
杨度与梁启超不仅著政论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而且从诗词文学方面也做出贡献。杨度的《湖南少年歌》脍炙人口，不仅受到梁启超的推崇，影响了整个一代人，毛泽东、陈毅等革命家也均十分欣赏。梁启超将《湖南少年歌》全文刊载《饮冰室诗话》中，并写有引言称：“湘潭杨晳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阿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我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顷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我们家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听时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父亲杨公庶和母亲乐曼雍谈起，他与陈毅元帅谈起杨度时，陈毅当场就背诵起《湖南少年歌》中的名句：“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