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革的马桶盖分头今天梳得特别亮，好像抹过水或油。挎包里圆鼓鼓的，一定是装着什么东西。他没有跨进门。王良和李山青迎着他站起身来。他问了问收菜的数量，再顺便问了这个月下村实际用粮的账，没说什么话，只随便地对李山青说一句：“好好干，家里那五口靠你嘞。”便叫上王良一同去李明贵家正房了。从厢房窗前经过时，薛永革踮起脚跟往屋里张望，王良不知他想看什么。他问王良李明贵女人在哪里，王良才知道他想看看秋眉嫂在不在家。
王良请薛永革上炕坐。薛永革斜靠着墙，两腿放在炕席上，先为自己卷一支烟抽。王良向薛组长汇报了上午查看下村的过程，并且说，自己个人认为，要想夏季有收成，任务是很艰巨的。眼看端午节了，还有那许多地没种上，现在点在地里的豌豆，恐怕连豆苗也吃不上。薛永革好像不喜欢听这样详细的汇报，也拿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只叫王良“抓紧点，有事就找李明贵，他懂嘞”。看样子薛永革不是为找王良才来的，他今天下午也不想去别处了。他抽完一支烟再卷一支，又到厢房窗下张望过两次，说是想找秋眉嫂要水喝，每次去那窗下，都带上他的挎包，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给秋眉嫂，但是找不到她人。秋眉嫂上山挖菜还没有回来。他便跟王良聊起天来，王良不胜荣幸地倾听着薛组长的谈话。薛永革告诉王良，李树旺女人昨夜守在山坡上没有下来，还不住地哭泣，影响太坏。
他很生气地说：“这狗日女人，再不停哭辩论她！”“不是叫李山梁同志做了工作吗？”王良说。
“李山梁这人呀，听话得很啦，叫做啥做啥嘞，就是不得力，只会耍杠子。其实人家没人怕他嘞。”说到这里，薛永革停了停，又说，“不过这村里的人倒也服他，比对李满坡服得多嘞。说良心话，他能力虽差些，但是私心少，多年来一心扑在队里的工作上，叫干啥干啥嘞。”
“要把李树旺女人喊回来，再待在山上，人怕顶不住。”王良谨慎地建议他。“叫她狗日死去！狗日女人，哭得影响太坏了嘞，非辩论她一回不行啦！”
薛永革对这女人实在恼火了，嘴里又咕哝一句，“这家人不是好东西嘞！”看来他对李树旺家的印象很坏。过一会儿他又说：“我想在上村开个会，发动群众，运用阶级斗争武器，叫大家发言，就说她狗日大哭大叫，破坏治安，破坏生产。你看咋样嘞？”
“李树旺什么成分？”王良谨慎地问。“贫农。世代贫农啦。”
“那--”王良的意思是，怕不好轻易斗争他们。但他不愿直说，怕顶撞了薛永革。
薛永革好像也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为了在王良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信，故意硬着嘴说：“想斗她就斗一顿，有啥了不起的？谁能把我咋的？”不过，停一会儿，他还是说，“找时间开个碰头会，问问李山梁的意见啦。反正，对这种人不必手软嘞。阶级斗争是一抓就灵的嘞。”
薛永革好像很久没有找到个可以谈话的人了，跟王良天上地下地聊起来，又谈苏联的加加林乘人造卫星上天，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发表了许多宏论。他说人造卫星这种东西没用处，苏联搞这个是因为社会主义发了财，钱太多了没处花。“地球上的事情都办不好嘞，还想到天上去！依我看呀，先把个美国消灭了，全球一片红，再说别的啦。”他认为知识这东西也要用毛主席的辩证法来看待，“学得太多了，要走到它的反面去的嘞。你们知识分子不都是知识太多了才会当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你看，哪个工农兵当右派的嘞？”既然直接谈到了右派问题，他也就坦率地对王良说：“右派整得好！整得痛快啦！还应该再整凶些，杀几只鸡给猴子看看嘞，叫那些狂妄的‘知识里手’老实点。毛主席心太善了嘞，现在整得不过瘾啦！”对于薛永革这些立场坚定的见解，王良这个右派分子不敢有半点怠慢，马上直起腰来端正地立着，听他教训。薛永革却是像毛主席一样的与人为善，他只是一般地谈论问题的性质，并没有和王良个人过不去的意思，他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良说：“你听了不要不高兴嘛。我这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嘞，我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嘛。哪一天你听了这种话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心悦诚服地拥护了，你就算改造好了嘞。”
薛永革谈得愈来愈有劲了，从李家沟谈到县城，又谈到他自己，他告诉王良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经历、工厂的情况和他们县里的事。这让王良觉得，薛永革对他这个右派分子缺乏着阶级斗争的观念，这跟他的立场有些不大相合，但又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来提醒他。薛永革告诉王良，他的工厂因为农村闹饥荒，烟叶供不上，原料不足，半停工，工人不安分，工作难做。他便趁机要求下乡来支援春耕，这既光荣，又躲开了厂里的难题。
“给你说实话嘞，我也是嫌家里烦，出来躲躲清闲啦。我那女人呀，是个标准的‘三星（心）’牌：见了恶心，想起伤心，搁家里放心嘞。你不知道她有多霸道！开扇窗子也要听她的，不叫你开你就不能开。她样样有理，你样样没理，动不动龇牙咧嘴嘞。”
稍停一停，他又说，好像不说出来心里憋得慌：“她就会凶，除此之外，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嘞，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货，有她没她一个样的嘞。连个娃也不肯给我生。一只不下蛋的鸡！”这时，他发觉不必在王良面前说自己家里的事，才立刻止住。
话题转回到工厂里，薛永革又忍不住对王良说了许多话，好像他到乡下来支援春耕，不光是为了躲开家里的女人和生产上工作上的难题，还因为他遇到了什么麻烦。他愤愤然地说：“你不知道啦，当个厂长有多难！动不动就有人戳你脊梁，说你这不是，那不是，背后搞你，恨不得我的位子让给他去坐。还偷偷价去调查我嘞。你调查好啦，看看凭我对革命的贡献，凭我的级别军衔，凭我的厂长位子，吃那么点，用那么点，住那么点，有啥子了不起的？不说别的吧，就拿出身说，全厂有几个比我苦大仇深的嘞？我连亲爹都不知是谁嘞。”他好像觉得自己有些说漏了嘴，忽然刹住，不说下去。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很舍不得今天这个说话的机会和听话的对象，实在忍不住，就又发泄似的说了一句：“他奶奶的，连老子的城市贫民出身也怀疑起来啦，也要去调查！”
然而，片刻以后，谈起他如何当上中尉的，薛永革又变得兴致勃勃了。他的这些话好像早就存在心里，需要找个肯听他显摆自己的人说出来。在这个山沟沟里，王良是唯一可以听他说话的人，于是他完全忘了王良头上的右派“帽子”。他告诉王良说，那是入伍的第五年上，他那时是个班长。说来凑巧，那天连长派他去师部送一封信，等回话的时候，他听见里边在争吵。过一会儿，值班军官出来对另一个军官气呼呼地说：“这小子不识抬举，连升四级都不干。”原来师长昨夜骑摩托车去打野鸭子，翻下山受了重伤。手术后急需大量输血，找了几十个小伙子来，挑了个血样最好的，叫他一次输八百西西，答应给他提升中尉。那小子就是不干，还说什么“要在战场上给命都行，为这个不干”！师长老婆气得发抖，叫来的人都散了，这小子又死活不肯，真不知咋办。薛永革立即表示他愿意为首长输血。他是“O”型血，质量一向是好的。抽血一验，确实不比那小子的差。于是，一切顺利。他不久便被“提干”，王良一下子没听懂什么是“提干”，眼睛瞪一下，薛永革马上解释说：“就是提升当干部嘞。”三个月之后，又升他当了中尉。又过一个月，叫他“光荣转业”。回到县里，就当上了那家小烟丝厂的厂长。
“运气来了，山也挡不住啊！”薛永革得意地一笑，又说，“有了这一着，啥事不好办嘞？八百西西血算啥，苦一时、甜一世嘛，这多合算嘞！”薛永革在发出这种得意的笑声时，顺手拾起炕上王良的一根布裤带，在手中凌空兜起圈子来。透过他喜形于色的表情，王良仿佛看见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此时此刻，薛永革这位厂长和前中尉军官的心中，只有一幅他未来升官发财和舒适生活的憧憬图。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位薛组长此时此刻表现出来的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的品性，的确是他此时此刻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接着，薛永革俨然以中尉军官的口气命令王良：“快吃晚饭啦，去叫李山青来！”“不必了，”王良说，“他见你来，会多做一只饼子的。”“不，你立刻喊他来！”薛永革真是在下命令，王良便立即服从。李山青来时，薛永革吩咐他：“给我烙个净面的。快点！”
在等李山青做饼的时间里，薛永革继续对王良说话。随着刚才做饼的话题，他自然地谈到了吃。薛永革同志没有到过北京，连在北京住过的人也很少接触到。他颇有兴趣地问王良吃过烤鸭子、糖醋里脊、大螃蟹没有，去没去过北京饭店，那饭店都卖些啥，卖不卖羊肉泡馍，进门要不要看工作证，要哪一级的证明和介绍信才能住进去。比如说，他们厂里开的介绍信行不行。他又问王良去没去过中南海。王良说去听过一次周总理的报告，他真羡慕得眉眼都在抬动。他再进一步问王良见没见过毛主席，王良告诉他，只在五一、十一游行时远远望见过。他说：“那你已经了不起的啦！”说到这里，薛永革好像觉得在这个右派分子面前，自己身为领导，有点失了身份，便收敛起脸上的笑容，不再问什么。
半小时后，老李送饼子来，好像时间并不迟，哪知薛永革有些等急了。伸手接饼子时，满脸怒气地训斥李山青：“你这个人啦，我叫你做事，总是慢慢腾腾的嘞。不高兴做咋的？看不起我这个领导咋的？”李山青一句话也没敢说。薛永革拿上老李送来的饼子，放在挎包里，便回上村去了。他打开挎包时，王良眼睛瞟见，那里面还有两只白馒头。王良想起他开头说过有东西要给秋眉嫂的话，该不是给她这两只馒头吧？
早已是下工吃晚饭的时候，李明贵夫妇都没回家来。王良正想去领自己晚饭的饼子，安亭家女人提着装满野菜的篮子，慌忙地跑进院里。她找李明贵，却撞见这位新来的王组长，她又想跟王良打招呼，又没胆子，畏缩地往回走。王良喊住她，称她“大嫂子”，问她有什么事，这女人才站住脚告诉王良：
“明贵媳妇从山坡上滚下来，腿肚子上出血，正坐在那边，她想叫明贵子去弄她回来。”
“哎呀！”王良在心中暗自惊呼，立刻问安亭女人：“去食堂找过没有？”“去了，明贵子不在那里，山青说他上东驿车站里找食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