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龙族聚居的独龙江河谷，由于高山激流的阻隔，对外交通至今非常困难，但独龙族一直与邻近的兄弟民族进行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
第一节 独龙族和藏、怒、傈僳族的交往
解放以前，独龙江上江中、北部地区受西藏察瓦龙土司的统治，察瓦龙地区也有一些独龙族居住，独龙族上江居民多与察瓦龙地区的独龙族和藏族联系和交往。过去，独龙族地区的食盐都是从藏区来的，土司到独龙江来收取赋税的同时，也做茶盐交易。独龙族人在农闲时节，也经常到藏区去，有的是为土司当背夫，有的是走亲访友，用自己编织的麻毯、竹器和麝香、熊胆、贝母、黄连等药材以及各种兽皮与察瓦龙的藏民做各种交易，独龙族的许多生活用具，如土罐、土锅以及铁三脚架、铁锅等多是从藏区交换来的。
上江地区的独龙族居民，受藏族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大，过去很多人都会讲流利的藏语，有的人甚至精通藏族各种民间故事和歌谣，独龙族的歌谣“普”就深受藏族“锅庄舞”的影响。在语言方面，很多借词如宗教、商业方面的名词多是借于藏族。打酥油茶，独龙族是从藏族学来的，但独龙族地区不产酥油，过去酥油也比较昂贵，独龙族就改变了打茶的内容，使用漆油和鸡蛋，混合芝麻、核桃碎末等来打。独龙江上江地区水磨的使用和制造方法也是从藏族学来的。
高黎贡山以东的怒江流域，邻近的是怒族和傈僳族。贡山的怒族与独龙族语言相通，有很多家族是通婚的亲戚，交往就更密切了。独龙族从怒族、傈僳族地区引进的主要是铁制生产工具如锄头、小锄、砍刀等，也有各种粮食作物以及牛、羊、鸡等牲畜。例如，土豆（马铃薯）一词，独龙语称“禾比”，是傈僳语借词，原意为“汉（族人的）豆子”，从词汇的来源就可以看出，土豆首先是傈僳族从汉族地区引进的，独龙族又从傈僳族引进了土豆。
基督教是20世纪40年代传入独龙江下游地区的，独龙族信教群众使用的《圣经》是傈僳文版的，一开始到独龙族地区传道的是傈僳族教牧人员，独龙族的牧师也是到傈僳族地区培训的，教牧人员的交流和来往带动了民间的交往，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独龙江下游一带的独龙族信教群众大多都会傈僳文，能听懂傈僳语，有些中老年人还精通傈僳族传统民间故事、诗歌、典故和谚语，用傈僳语对起歌来，连傈僳族歌手也往往自叹不如。
第二节 独龙族和汉、白、纳西族的交往
民国以前，汉、白和纳西等民族到达并定居贡山的人很稀少，独龙族几乎没有机会与这些民族交往。清末，贡山“白哈罗教案”发生后，夏瑚巡视了怒江和独龙江一带，夏瑚带领大队随从、背夫翻山越岭到达独龙族地区，一路发放布匹、盐巴、针线等物品慰问独龙族群众，并委任各村寨头人为伙头或甲头，下令停止一切对土司的赋税。这是“汉官”第一次到独龙族地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后独龙族百姓每有委屈之处，都愿意到怒江边的县城“汉官”处告状，尽管民国时期的“汉官”鲜有勤政廉洁、“为民做主”的清官。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云南地方政府派出“怒俅殖边队”进驻怒江，进入贡山，建立了“殖边公署”。随着殖边队在贡山开道路、办学校、兴商旅，内地的汉、白、纳西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也相继到了贡山。
独龙族素来没有经商的传统，与外人交往是通过交朋友的方式，进行物物交易，不会讨价还价。新中国成立以前，独龙族主要用土特产，如皮货，麝香、黄连、贝母等各种药材从内地商人那里换取茶叶、盐巴、针线、布匹以及砍刀、斧头、铁锅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但那时的交易往往是极其不等价的，独龙族人备受盘剥。1935年深入独龙江考察的民族学家陶云逵在《俅江记程》里叙述：“……此各药材在汉地，价钱甚昂。汉商之所以不避险阻而来俅地者，图厚利也。每以少许之针、线、盐、米，易其大量之药材。一个铁锅，以贝母二三十斤，致使其人全家终年去挖贝母而不敷……”
奸商还往往与官府勾结，“……汉商（这里“汉商”实际上也包括其他民族）利用其弱点，尽力放‘款’，即是放给俅子所需物品，约期偿还，及期不还则利上加利……如是一年不能偿清必至数年，一世不能偿还，则连及后代。于是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汉商复以政治武力等威吓之……”
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交往，不都是负面的。1937年，中国着名的植物学家俞德浚先生到独龙江考察植物，找到在县城省立茨开小学上学的独龙族学生孔志清，聘请他做向导和翻译。在独龙江为期6个月的考察中，俞德浚先生十分同情地处边远、贫困、落后的独龙族群众，考察结束后途经大理，专程拜访了国立大理政治学校的汪懋祖校长，为孔志清办理入学手续，并资助路费和学费，使得孔志清在内地学习了5年，终生受益。孔志清在读期间，俞德浚先生像对待子女一样关心他，经常写信勉励他好好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1964年孔志清作为独龙族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俞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不期而遇，师徒、老友相逢，分外亲切。此后，孔志清每次到北京开政协会，都要带上一些家乡土特产看望俞德浚先生，俞德浚先生则回赠北京高级点心……他们交往了半个世纪，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型民族关系
1950年8月，独龙江得到解放，从此，独龙族和其他民族开始了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
1950年10月，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不远万里来到了西南边疆各地，中央访问团的一部分到了怒江的碧江县，贡山各族人民也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了慰问大会。慰问期间，中央访问团的同志向各族代表赠送了各种慰问礼品，与各族代表召开座谈会，嘘寒问暖，了解边疆各族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使各族人民深刻感受到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温暖和光明。代表们怀着从未有过的喜悦心情，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珍贵礼品带回家乡，独龙族人民激动地说：“过去国民党和土司只会抢我们的东西，如今党和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给我们送东西了。”
解放初期，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消除历史上反动政府统治造成的民族隔阂，党和政府派出了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民族工作队，深入各村寨，广泛开展“交朋友、做好事”活动，从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入手，耐心讲解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各民族要团结，发展生产和共同进步。民族工作队给各族群众发放茶叶、盐巴、衣物、子种、农具等各种救济物资，吃住和各族群众一起，一同下地劳动生产，虚心学习民族语言，很快用实际行动取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毛主席和共产党派来的人”，是“亲兄弟”“亲姐妹”，社会主义国家新型的民族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建立人民政权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党和政府从内地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汉、白、纳西等族干部、教师和技术人员到贡山、独龙江支援边疆建设。这些外来干部与当地各族干部和群众一道，从建学校办教育，炸悬崖修驿道，开水田修水利，改造山区做起，几十年如一日，汗水洒遍了怒江、独龙江的山山水水。有的人为边疆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有的人献出生命长眠于贡山烈士林园；有的人一辈子在贡山住下来；有的人退休后离开贡山回到故乡，但留下了子女们，而子女们把养育自己的贡山当做家乡。
今天，贡山各族儿女不论到省城、首都北京，还是到外省，不论是打工、求学还是工作，不论是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还是汉族、白族、纳西族，都是不分民族的，只要相逢，都以“老乡”相称，尽管各民族兄弟姐妹之间，很多时候语言不太通，甚至宗教、信仰背景、风俗习惯也会有所差异，但共同的贡山汉语土话一下子拉近了各族人民的距离，使得彼此亲近感倍增。这是新一代贡山各族儿女对今天贡山解放几十年来新型民族关系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