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隐隐懂得,重返天堂含有死亡的意味(用德清次珍的话说,通往天堂的五彩路虽然艳丽,但那却是生命迁徙的象征),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安……甚至害怕,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死,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母亲把我父亲从造反派手里救出来没有,另外,我还有好多事都不知道,好多好多事……
天堂之门犹如一把硕大的彩色竖琴,琴弦灿灿的,泻出一段古老曲谱的流韵——接收着我在梦中的专注目光……
我走在灵魂返回的路上,一再回首,生怕忘记了什么。
路途并不遥远,我不会迷路。一会儿工夫,我便走进西藏军区总医院内四科,又见到了我的秀秀姑妈和护士平儿。
医生已经给我姑妈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她眼睛上还缠着绷带,平儿正在细心地给她擦澡。我看着平儿的动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因为这使我想起当年姑妈给我擦澡的情景。
其实,姑妈曾给我洗过上百次澡,但只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她最后一次给我洗澡,而我,当时一丝不挂站立在大木盆里,面对着大穿衣镜里的那个彻底告别少年时代的我,成为我记忆中的一尊令人怜爱的生动雕像。
我记得那一天的黄昏时分,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我们的那个家里,我母亲正在夸张地向我姑妈讲她前往西藏营救我父亲的经过。为了听得清楚一点儿,我和萨萨很乖巧地在隔壁房间坐着,尽量不走动。
母亲的勇敢机智令我十分惊讶。听了她的讲述,我感到一阵淋漓的畅快——母亲把我从那曲姑妈家接到成都,又把我送上去往河南老家的火车,然后去成都军区找到张国华政委。那时候四川的形势很混乱,“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武斗持续不断,张政委每天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大小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当他听我母亲讲了我父亲的处境后,一边安慰一边给成都空军指挥部打电话联系军航飞机。他焦急地来回踱步,对我母亲说,我们大家都管老薛叫“诸葛亮”,这么好的一位政工干部,怎么能让他受那份罪?你要尽快把老薛给我接出来,跟西藏军区的领导讲,就说是我说的,这次出来就不要进去了,以后的事我来安排,我会给他们去电话的。
母亲到了拉萨,顾不上歇口气就直奔军区党委会议室。那里正开党委会,母亲站在门外有些犹豫,不知道张政委给他们打了电话没有,再说张政委早已调到成都军区,他打的电话还管不管用(当时西藏军区跟成都军区是平级单位)。可是救人要紧,既然来了,就得豁出去。母亲理理头发和衣服,把肩上的军用挎包往后一甩,昂然推门走进去。我的老薛呢?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
司令员告诉我母亲,有个团长被林芝地区的造反派给打死了,军区派老薛去处理,由驻地某独立师的副参谋长白泉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尽管放心。我母亲一听更急了,安全?警卫员小李子的腰都被打断了,你们还在这儿跟我提什么安全?团长被打死,这么大的事,你司令员怎么不亲自去处理?再说我们老薛早就不当保卫部长和军事检察长了,为什么还要派他去?
司令员不想过多解释,说要等开完党委会再来处理这件事。我那救夫心切的母亲猛扑过去,把司令员放在桌上的公文包抓起来,紧紧抱在胸前,命令似地要司令员给驻林芝的部队打电话,立即将我父亲护送到拉萨。她还一针见血(她自认为)地指出,我们老薛也是军区党委成员,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开会?难道要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在这儿开黑会?你司令员也不能一手遮天,西藏的天大得很啦……
司令员气得脸色发青,说他从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军人家属。但我母亲仍然抱着公文包坚定地站在那儿不走,因为她从军区政委的眼神中得到了某种暗示(大概是已经接到张国华政委的电话),她甚至从一位党办秘书的窃笑表情中受到了鼓励。没有办法,司令员当即给驻林芝部队的领导打了电话。
傍晚时分,青紫着一只眼睛的老薛回到他在拉萨的那个家,我母亲问他是怎么给弄成这样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是一些要他回答问题的革命群众围成圈,把他圈在中间推来搡去,不小心给碰着的。虽然我母亲很气愤,但不管怎样,夫妻总算平安相聚了,她的眸子里还是充满了喜悦。可是,党办秘书很快带来了坏消息,生产建设兵团的造反派乘坐几辆卡车正朝这里来,军区政委要老薛以最快速度赶往贡嘎机场,明天一早乘军用飞机离开拉萨。
情况紧急,说走就走。可就在这时候,我母亲的犟脾气上来了。她看着一地印着的凌乱履迹,愤然决定自己留下来,等讨回被造反派抄走的东西再走。老薛说算了,党办秘书也说来不及了,这些事可交给他来办。但谁也说不动我母亲,她几近狂怒地叫嚷,老薛一辈子爱书,这上千册书都是我们大老远从内地带来的,有些书还是在延安“抗大”就有的,老薛那些年行军打仗都没舍得扔掉,容易吗?还有,那部半导体收音机,那是老薛去印度执行保卫周总理任务的纪念品;还有,那床进口海绵床垫;还有……
还有什么都来不及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军区政委在电话里焦急催促老薛赶紧走,他已经派出警卫营的战士,但战士们都不能带武器,恐怕很难挡住造反派的冲击。老薛心里很清楚,如果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四万多人编制的生产建设兵团跟军区警卫营发生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尽管他不愿意马上离开西藏,尤其不愿意像这么带点儿狼狈逃窜意味地离开西藏,但在眼下的紧急情况下,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了。
当老薛坐在飞驰的汽车上,望着窗外那样熟悉的一座座山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炫目的茫然和无尽的留恋——那座像是一只雄鹰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指挥平息西藏叛乱时的身影?那座像是一头盘羊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指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时的英姿?那座像是一群骏马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组建西藏地区公、检、法系统时的情形?……太多太多的绮丽山峰,刻下太多太多的西藏往事。然而此刻,老薛的那些隐入骨髓的西藏记忆,却在灼痛中一一碎裂。这是怎么啦?这究竟是怎么啦?作为被战友们尊称为“诸葛亮”的他,根本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更不可能帮别人出谋划策。现在他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紧合双目,将手里即将燃尽的烟头伸到窗外,掷向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疯狂岁月……
疯狂的是人。黑压压一片的人,以群狼狩猎之势将老薛的住宅团团围住,震耳欲聋的“打倒”声此起彼伏。突然间,人们安静下来——有个女人出现在老薛住宅门口的石阶上。那是谁?胳膊上还戴着个“公安造反兵团”的红袖套,傲然亭立。
那是我母亲。当老薛不得不匆忙离开这里时,她坚持要等两天再走。因为,她觉得这可能是她今生最后一次来西藏,必须要在走之前做几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要收拾一些值得带回内地的私人东西,然后去办理军航托运;要讨回被造反派抄走的书籍、半导体收音机、海绵床垫等等物品;要见识一下揪斗老薛的那些人,以便将来有一天跟他们“秋后算账”;要去军区保卫部的那幢藏式小楼跟前转一转,再看一眼几年前为纪念女儿病逝而栽下的那些树……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并且要冒一定的危险,我母亲根据她曾经干了几年谍报工作的经验,事先准备好了很时髦的政治道具——“公安造反兵团”袖套。可是,当她真正面对这些情绪激愤的人,亲眼见到他们将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挥舞成可以刺穿夜幕的红色利剑时,她知道自己原先制订的周密计划已经彻底泡汤了。
不过,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要想拒绝他们进入老薛的住宅,或者要想阻止他们去机场揪斗老薛,唯一的办法就是欺骗他们。在那个被政治雷劈斧砍的伤残岁月,保护一个对党忠诚的政工干部是如此艰难,必须用真理般的谎言来实现——我母亲的手里也握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她在众目睽睽中稳步走下台阶,径直朝着前面的一辆卡车走去,然后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高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造反的战友们,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姓薛的政委早在他组建西藏地区公、检、法系统的时候,就一直执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公安系统的革命造反派,要他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但是我来晚了一步,他刚才已经乘乱跟几个人往林芝方向逃跑啦……
周围一片哗然。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薛政委今天凌晨才逃离林芝,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振振有词地解释:你们都被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给蒙蔽了,那是他的一贯伎俩,他从来都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伙儿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追呀——
人们开始相信了,纷纷叫嚷着、谩骂着,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并按我母亲手中《毛主席语录》指点的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我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她独自站在重归寂静的院子里,把《毛主席语录》紧按在沸腾的胸口上,以此将自己的心身燃成一盏保佑丈夫的神灯。
燃亮的,是一颗受到创伤的流星。它把毕生的光辉缩影于夜空的瞬间,同时在我母亲的腮边悄然洒下闪亮的一滴、一滴、又一滴……于是,我母亲一边拭着泪珠,一边望着夜空,把心中的痛苦和愤怒,以及满腹的伤感和委屈,焚成一串酣畅淋漓的恶毒诅咒——
龟孙子们,把车开快点儿,再开快点儿,让你们去造翻(反),造翻车吧,翻死一个个的龟孙子……
隔壁房间里,我母亲还在跟我姑妈兴奋地交谈着,不过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清楚了。我和萨萨轻轻走到门口去偷听,看见她俩手上织着毛线活儿,喜悦花朵般地织着,边织边谈,边谈边织……猛的一下把房间每个角落都织出了嘻嘻的笑声。
萨萨不小心碰响了房门,我想既然已经惊动了她俩,不如干脆进去听。可是她俩只顾着笑,笑得脸上光彩盈盈,根本不睬我和萨萨。我问她俩笑什么,她俩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萨萨在床头上摸索到一团毛线,她抓起来扔给我姑妈,撒娇说,阿妈,你们别老这么笑好不好?有什么好笑的,说给我们听听嘛,说嘛,快说嘛,不然我不许你们织毛线啦……
我母亲停下手里的毛线活儿,侧过身让我和萨萨看她戴在胳膊上的“公安造反兵团”袖套(这可能就是她俩大笑不止的一个原因),然后摆了一副像舞台上英雄人物的造型姿势,很有些得意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造反派头儿?但我可不像那些人那么幼稚可笑,他们自以为是革命造反派了,了不起了,其实啥也不懂,还跟我斗,我随便使个花枪就把一个个的给挑没了,叫他们开步走就乖乖开步走,叫他们往西走就乖乖往西走……别看他们手里拿着钢钎什么的,那都是吓唬老实人的,像我们这些南征北战,真正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
萨萨打断我母亲忘情的发挥,带点儿畏怯的心理提了一个问题:舅妈,万一……万一他们发现你在撒谎,把你抓住了,给你的手指上钉竹签,还给你坐老虎凳,那怎么办?你会不会出卖我舅舅(她可能想起了我讲过的小说《红岩》中的一个情节)?
绝不会。
母亲拿起一条差不多要织好的围巾,往脖子上一绕,说,江姐就是我们的榜样。
萨萨以沉思者的姿态坐到床沿上,像是自言自语地悄声说道,如果他们给我动刑,我只能出卖我阿爸了。
我对谁出卖谁没有兴趣,只想知道关于老薛的事情。我很想问问老薛,知不知道现在河南老家的情况?我要当面让他给我解释清楚,我爷爷究竟是不是剥削欺压贫苦人的大地主?可惜我从河南老家回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关于河南老家的事,我按三叔的叮嘱,没给我母亲透一个字)。我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笑——他们在为“谁出卖谁”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开心,而我却听见了一阵伤心的哭声,响自遥遥远远的“东薛村”。
母亲一把将萨萨揽在怀里,一指头点在她的鼻尖上,笑着说,就算舅妈我把你舅出卖了,造反派也休想抓住他。
我勉强地跟着他们笑。我不能不笑。我生怕他们看出我的心事,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像他们那样的快乐旋律。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奶奶已死了三个多月了,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给活活气死的。唉,如果有一天我从老薛嘴里证实了我爷爷是凶残的大地主,我奶奶是心狠的地主婆,那么,我该到哪儿去铲积雪?或者我该去哪儿扫厕所?我的时运就像蒙上了一层“劳动改造”的阴云,遮住了我所有的理想和前程。
墙上挂的相框里,是老薛和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是何时所拍,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他们是那样的年轻漂亮,穿着发白的老式军装,幸福地抱着他们刚满一岁的宠儿——那时候的我是因为年幼而处于“迷路”状态,眼下的我却是由于不再年幼而处于危险境地。我凝视着照片,幻想着自己能返回到“迷路状态”,以便在他们的怀抱中再次寻求庇护。
我有些走神了,母亲和姑妈似乎有所察觉。当我被一双雪白的手臂揽住时,我听见一个像从相框里走出来的声音——你爸从拉萨一飞到成都,当天跟张国华政委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赶着去了北京,他要在军事学院高级干部班学习一年呢。
军事学院高级干部班?
这对我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我仍然心存疑团——老薛是在那里接受“改造”还是继续“深造”(母亲给我讲过,我父亲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首批学员)?因为我听一个同学说,一些有“路线问题”的军队高级干部都进了北京的“学习班”。不过,从母亲和姑妈的表情来判断,老薛应该属于继续“深造”的范畴。我的血液一阵涌动,觉得自己有了受到庇护的一线希望。
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老薛现在的情况,这对我非常重要,母亲却要我马上去洗澡,说是明天一早有大好的事情在等着我。我不肯去,一定要她说出来到底是怎样的好事,因为我不愿意整晚上都有个悬念在折磨我。类似的经验,我在“藏八”上学的时候就有过。但那些悬念都是来自老师,而这次却是来自母亲,这就说明可能真的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如果母亲不立刻说出来,那么今夜带着悬念入梦的我,不知会被心中的石沟坎坷绊醒几回哩。
萨萨也在一旁帮着我着急,她抓起那条快要织好的围巾,像舞一条彩色哈达似的,在我母亲的眼前频频晃动,嘴里还尖声尖气地叫道,舅妈,你说,快说,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