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真正喜欢上的是他们的二女儿。但对此他并不敢承认。当时，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比尔斯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岁，而托尔斯泰已经三十出头，看上去就像个老头儿，他也知道没有理由将自己疲惫、污秽的生活强加在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身上，和她这样生活在一起。于是，他隐忍了三年。[在《家庭幸福》中，谢尔白有一段表白，说道：“如果有一位叫A的先生，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还有一个叫B的女人，一个年轻漂亮，从未和男人接触过的人。因为家庭的各种原因，A先生深爱着B小姐，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的非分之想……”
]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托尔斯泰记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比尔斯求爱，以及她是怎样回答他的——他们俩用粉笔在桌子上写出了难以启齿的词语的首个字母。托尔斯泰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强烈想把自己的《日记》交给他的心上人，以便让心爱的人完全明了他过去所有的事；而索菲娅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心中深感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喜结连理。
其实早在三年前，在创作《家庭幸福》时，这桩婚姻就已经在诗人的头脑中铸成了。
而在这三年当中，他提前感受到了那份尚未被察觉时的爱情生活，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其中还有相互吐露神圣甜蜜的情语的时刻，以及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紧接着是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自私热恋和那“连续不断、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就是疲乏，一种说不出的不快，对单调生活的烦闷，原本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分离、疏远，对于少妇来说包含着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嫉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使得爱情告吹，消失了；最后，那颗温柔凄楚的心迎来了秋天，带着丝丝哀愁，再次见到爱情的苍白、衰老的面孔；因为泪痕，因为皱纹，因为头脑中存在的那些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为对彼此造成伤害而懊恼，以及因虚度年华而更加凄婉动人——再后来是夜晚的宁静，由爱情变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变成母爱的庄严……该来的一切，托尔斯泰都事先想象过，体味过。为了能更好地感受这一切，他还在这个心上人身上进行体验。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来小说的第一幕，并由这个女人叙述，这样的创作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托尔斯泰的唯一一次。故事讲述得是那么的细腻！纯洁的心灵上笼罩着一层美丽的面纱……这一次，托尔斯泰在剖析时，不再用他那有点过强的光；也没有以往狂热地要披露出真理，反倒是让人去猜测他内心的秘密。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都渐渐柔和起来了，形式与思想达到了一种和谐。《家庭幸福》具有拉辛式作品的美感。
婚姻，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给他带来温馨的同时，也让他感受到了烦扰，但这的确是他喘息的一个机会。当时慵懒的他身患疾病，并且厌烦自己，而且还厌烦自己的努力。在最初几部作品获得辉煌的成功之后，迎面而来便是批评界的沉默以及群众的淡漠[1857—1861年，批评界几乎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评价。
]。他高傲地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我的名声已经失去人心，这使我郁郁寡欢。但是现在的我，心情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话要说，而且还要大声地说出来。至于公众，随便吧，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出自1857年10月《日记》。
这只是自吹自擂，其实他也无法把握住自己的艺术。毫无疑问，他能够娴熟地使用文学工具，可惜他并不知晓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就像他在《波利库什卡》中提到的：“这是一个熟练掌握自己的笔的人，在遇到一个题目后，就能写出连篇废话。”最终，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1862年，他辞掉了地方仲裁员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搜查，把整个城都翻了一遍，而且还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并不在，他实在是太疲劳了，他担心自己会得痨病。
“对我来说，仲裁纠纷是那么的难堪，学校工作也没有头绪，想要教育他人却总要不懂装懂，那份尴尬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厌恶，所有这些使我心生疑惑，最终把自己弄得病倒了。如果没有生活中那尚未被人知晓的一面——家庭生活——让我重见光明的话，我或许早已陷入十五年后我几乎要陷入的绝望之中了。”[出自《忏悔录》。
最初，他尽情地享受着家庭生活[他在《托尔斯泰生平与作品》中这样写道：“我的整个人都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了。”“我是多么的幸福！无比幸福！我真是太爱她，太喜欢她了！”
]，而且对一切事物都付诸一种激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在艺术方面的影响也是十分宝贵的。她是个很有文学才华的女性[她也曾创作过几部小说。
]，却如此评价自己：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可见，她始终将丈夫的事业挂在心上。平时她会同他一道工作，将丈夫的口述记录下来，并且誊写他的草稿。[据说，她曾将《战争与和平》誊写了近七遍。
]她竭力保护着托尔斯泰，使其不受宗教魔鬼的侵扰，因为这可怕的幽灵正不时地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还竭力让他把通向社会乌托邦的门关闭。[婚后，托尔斯泰马上停止了教育工作，并且关闭了学校，连杂志都停办了。
]她激发着丈夫身上的创作才能。除此之外，她还用女性的心灵为这个天才带来了最新最丰富的源泉。除了在《童年》和《少年》中描写了一些漂亮的女性外，托尔斯泰的初期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女人的地位，即使有，也是次要位置。在索菲娅·比尔斯的爱情影响下所创作的《家庭幸福》中，女性形象显现出来了。在随后的著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少女和女人，故事中还洋溢着一种热情的生活，这是胜过男人的生活。在大家看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好像成为了丈夫的模特，不仅愿作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安娜托娅的原型，而且她也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原型。不仅如此，她还向丈夫倾诉和她的独特视觉，成为他可贵的、谨慎的合作者。《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也许正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在婚姻的恩泽下，托尔斯泰尝到了十至十五年、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有了爱情的呵护，他便可以悠然闲适地幻想，将想象变成现实，即创作出了凌驾于十九世纪小说之首的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博大、宏伟的史诗，它是现代的《伊利亚特》。其中蕴涵着众多的人物和情感。在波涛汹涌的人类汪洋上，翱翔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在平静从容地鼓动和阻遏着一阵阵的暴风雨。每当我看到这部著作，我都会想到荷马和歌德，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精神和时代。之然，我发现，在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作品时，他的思想的确受到荷马和歌德的影响，并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营养。而且，在他1865年的笔记中——归纳了各种不同文学题材——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战争与和平》的前两个部分）都归为了一类。他思想活动十分自然地将他从注重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向描述军队和人民的小说；由描写个人意志转向描写千万生灵意志的巨大群体小说。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的那段悲壮期间，使托尔斯泰懂得了俄国民族之魂及其古老的生命。在他的计划中，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只是一组史诗般的壁画——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这一段俄罗斯史诗中的一幅中心画。
若要真切地感受到这件作品的力量，就必须体会它潜在的整体性。多数法国读者只看得见其中无数的细节，然后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迷失在人生的丛林中。其实，我们必须登高远望，要浏览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广阔的树林和田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这部著作中所包括的荷马式精神、永恒法则的静寂、有节奏的命运气息、所有与细节相联系的情感，以及艺术家的才华，像《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海上。
刚开始是一片静止的海洋。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是一片和平。前一百页都在以一种镇静、客观和卓绝的嘲讽手法，反映出灵魂的虚幻。只有在第一百页左右，那些行尸走肉中最坏的一个——巴西尔公爵发出了一声呐喊：
“我们在犯罪，在骗人，在说谎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我的朋友……一切都要以死告终……死亡，是多么可怕呀！”
在这些暗淡、欺妄、悠闲、堕落的灵魂之中，还是有一些具备纯洁天性的人。例如像别埃尔·比基多夫那样真诚淳朴的人；像玛丽安·塔米莉娅，十分独立、怀有古老的俄罗斯情感的人；像洛斯托夫斯基兄弟那样具有青春朝气的人；另外，还有心地善良、忍让谦虚的像玛丽安公主那样的人；有一些并不善良，为人傲慢，像埃尔特里亲王那样的，被不健全的生活所折磨着的人。
可是，海上泛起波涛。行动即将开始。俄国军队挺进奥地利，一切都是宿命。在这场兽性的战争中，没有任何地方比战争更能体现主宰的力量。真正的将领不是那些一心企图操纵队伍的人，而是像克多查尔夫或巴格拉季昂那般的英雄。他们“让人相信他们的意志完全与当时的战势、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战绩士兵们的意识，以及命运相一致”。这正是听凭命运的摆布！纯粹的行动所获得的幸福，是正常、健全、合情合理的。被扰乱了的精神再次恢复平静。埃尔特里亲王松了一口气，获得重生……而在另一面，在距离生命气息和神圣风暴十分遥远的地方，两颗最优秀的灵魂——别埃尔和玛丽安公主——正在忍受着他们上流社会的威胁，以及被爱情谎言所欺骗。在奥斯特利茨，埃尔特里受了伤，而激烈的战斗却突然中断了，猛然间获得了无限宁静的启迪。他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天空，几朵浅灰色的薄云懒洋洋地飘浮着”。
“如此宁静！如此平和！”托尔斯泰心想，“和我疯狂般地驰骋是多么的不同呀！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这高远的天空呢？终于我看到了，我感到好幸福！的确，一切皆是虚空，一切都是失望，除了它……除它以外，什么也没有……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但是，浪潮退去，生活重新回到原状。那些心灰意冷、焦躁不安的灵魂再次陷入到沮丧绝望之中。在城市混浊的空气中，在黑夜的笼罩下，他们徘徊、游荡。有时，在被世俗毒化了的气氛中，偶尔会融入大自然那股令人醉人、发狂的气息，其中好似夹杂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是它们致使美丽的安娜托娅投入到埃尔特里亲王的怀抱，但没过多久，又将她随便引入到一个勾引她的男人怀中。不知道有多少诗意，多少温情，多少纯洁的心被尘世所糟蹋！然而“凌驾于恶浊尘寰的美丽天空”却依旧如故。可人们竟对它视而不见。甚至连埃尔特里都忘记了奥斯特利茨的光亮。对他而言，高高的天空仅仅是“一个阴暗、沉重的苍穹”，它笼罩着整个虚无的世界。
对于这些即将死去的心灵，需要用战争的飓风重新将它们唤醒。祖国被侵略了。鲍罗金诺[莫斯科与斯莫棱斯之间的小村庄。1812年9月7日，俄军同入侵此地的法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战争，因此揭开了莫斯科战役的序幕。
]村庄严而伟大的日子。人们前嫌尽释，德哈洛夫拥抱了他的仇敌别埃尔。受伤的埃尔特里为他曾经最痛恨的人、现在同他一起躺在救护车中的瓦西里·克拉基的不幸，而伤心怜惜并流下了热泪。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和对神明的律令虔心遵守，使所有心灵结合在一起。
“严肃而认真地接受了在所难免的战争……最大的考验就是将人们的自由、命运交给上帝来抉择。心灵是否淳朴，主要取决于其对神明的安排是否遵守。”
克多查尔夫大将军正是俄国民族意志和决心服从命运安排的最好代表：
“这位老人的身上，具有一种激情的产物，那就是经验。他能够从搜寻到的真实现象中，结论出智慧。而他的这份智慧，已经被对事实真相进行哲理思考所代替。他不创造什么，不从事什么，但他会认真听，思考一切元素，在合适的时机发挥并利用这一切。他不阻挡任何有用、有利的东西，但也不会接受丝毫有害的东西。他能够在战士们的脸上捕捉到那种难以捕捉、被称之为必胜的信念，以及战而胜之的意志。他承认一些人的意志中具有比他的更强有力的东西：那就是在他眼前展现出的事物所不可避免的进程。他观察并跟随着这些事物，并懂得摒除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