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妻，除了志摩夫妻情爱她没有得到，其他的好处一样也没少：徐家的家产，志摩的儿子，自己的独立。最后还得到诗人如兄妹般的友情。后来还嫁了一位留德的医师。如果没有失，就没有得。虽是遍体鳞伤，但真得到自由的是她。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成长。
志摩要离婚，是“向一个没有自由的人要自由”，但只要人家放手立刻有了。他天生就有翅膀，只少自由。而小曼要离婚，却是在一个敞开的鸟笼门口，要她自己去找翅膀。她有自由，却飞不起来。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选择。
诗人之为诗人，就是他随时可以回头是岸，但他不找岸，他一心向大海流去。他追求灵肉的合一，当自己不能把自己的灵给别人的时候，也不霸占住别人的肉。他从没有喜新厌旧，每次都是诚心诚意地全力以赴。当然他死得其时，是他唯一的福气。因为小曼所走的路，正是他自己的翻版，他在小曼一步步走向自暴自弃的时候同时看到的也就是自己对爱情的幻灭。如果不是身死，就是心死。两者选一，相信诗人也还是选择身先死的。
林徽音，是诗人理想的爱人，我相信是真的。所以，诗人单恋的可信度也比较大。徽音应该是个女强人，外柔内刚才对。一个留洋学建筑的新女性，年轻时或许不会拒绝别人为她写写情诗，但翅膀硬了大概还嫌诗人过于婆婆妈妈呢。因为她有够强的理性，让她走自己要走的路。男人是不是诗并不重要，她要的是安稳的人生。在林徽音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的自主。
人间四月，最美的春天，在诗人的记忆里也只有剑桥的是最真又最不实际的。跟林的爱，其实也像春梦而已，到底是两人的初恋。
全剧安排得最美的就是林与徐的恋情。是不是资料愈少的部分，作者才最有发挥的余地呢？但最美的往往就是最不真实的。可惜，志摩写给林的书信都被林烧毁了，而林写给诗人的，也都托给了凌淑华。在淑华的书中倒是提过志摩死后，她曾写信给胡适问是否要为诗人出本书信集的事，但没有下文。
从书信的保存中，真也看得出陆小曼的爱来。没有她对志摩的彻底的崇拜，再不会有人为诗人的五十生日还费心出本小札的。小曼是个没野心的人，甚至是个没有心的人，可是诗人给她安上了一颗，却叫她尝到心碎的滋味。
她其实是为诗人牺牲得最多的人。得到的却是雪花。她真正想要的不过是糖炒栗子，可惜当年她并不知道，她的前夫：那个高贵的西点军校的高材生，才是能够给她糖炒栗子的人哪。
一个诗人，成就了三个女人：一个代表女人的成长，一个代表女人的自主，还有一个代表女人的选择。我怀疑作者是故意这样剪裁的呢！四月的天空，如果缺少一点美好的剪裁，春天还会为我们留下什么不舍得忘记的故事在人间呢？
电网恢恢
这个年头，电脑的网络，四通八达，不上去自投罗网者几稀。连我这个“山顶洞人”，都忍不住在电脑上试过买书，查资料，租影带，看报，写信等等。只要几个指令按一按，就大功告成，也实在奇妙。
自从有了电脑网络，每个人好像都有了本半公开的流水账。举凡生活动态：搬家，结婚离婚，生孩子抱孙子，升官失业或者退休等等，只要移动鼠标，按它两下，它就可以“无远弗届”地为你昭告“世人”。其中刚上网的，兴致最大，每得笑话，还要分享于那些看不见的电脑发烧友。我对电脑，虽无发烧意，但有时略做壁观，也颇自得。
去年曾经读到一个网上幽默，是那些年轻的“硅谷小子”（刚毕业的高薪族）自嘲的打油诗，觉得很有意思，我把它改译如“顺口溜”：
一到硅谷，忙忙碌碌；
二眼明睁，勇于跳槽；
三十出头，白发苍苍；
四墙环绕，坐困围城；
五彩电脑，敲打不停；
六点出门，披星戴月；
七个光棍，难觅红粉；
八时回家，昏昏欲睡；
九万年薪，套牢股市；
十分钱途，甘苦自知。还看过一则“电脑人”找工作的笑话，更妙：
某公司有一高职从缺，应征者当中有一位数学家，一位会计师，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电脑专家。
面试时，公司主管问：“四加四等于几？”
数学家说：“八。”
会计师答：“平均来说是八，但允许百分之十的误差。”
经济学家说：“这很难说，今天可以说是八，但明天也许是七或者九，看天气而定。”
最后进来的那位电脑专家，他一面打开他带来的手提电脑一面回答说：“您说，您想让它等于几？”
然而，最近在舒国治的旅游杂记中读到一篇“十全老人”，相对于这些“无所不能”的酷小子，他们却好似另一种“人类”：
吃饭多在家中，碗盘粗净；住处无须镂花冰裂，菜地一小块、果树两株；穿衣唯布，款式稀少、件数不多；度日悠闲、爱打呵欠；凡写只知有笔，不会按键操盘等等。他写道：
“百年来天下四处，此乡彼镇总存在些这样的十全老人。我亦途经不少地方，窥望、度测过这样的人，或十全里的一袭一抹，引人遐羡。隔久了，走远了，亦常在心中泛起。”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对那样的十全老人忽然感动莫名。是因为“老”乃得与世无挂吗？是因为脱离了文明而不得不老了吗？好像故意的要与文明背道而驰那样的十全老人，我禁不住想道：如果你问他“四加四等于几”，相信他会回答：“您说呢，它还能等于几？”
夫妻
情人节那天，女儿告诉我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先生，出门忘了带样东西，转头又回家去拿。走到家门口，他敲门，里头他的太太来应门，问道：
“谁？”
“我，你的先生。”
“我怎么知道你真是我的先生呢？”太太存心开个玩笑。
外头的人愣住了，只听他太太又问：
“这样好了。我问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让你进来。”
外头的人松了口气：
“你问吧。”
太太说：“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外面那个人左思右想，竟然想不起来，急得结结巴巴地说道：
“天啊，我不知道……”
太太说：
“好了，进来吧。这的确是我先生。”
大女儿选情人节那天告诉我这个故事，原因是小女儿放学回来时给我带回来一捧花，我很感动地说：
“到底是女儿比丈夫好。”
大女儿赶忙说了这么一个笑话，弦外之音是：天下比爸爸不如的丈夫还很多呢。我因此过了一个愉快的情人日。
可惜，一年倒有三百六十四天是“非情人日”。我在这些非情人的日子里，偶或想起这个应当是笑话的故事，反而不以为是玩笑了。也许可以把它拿来当做《尺牍大全》之类的书本里的一则“范例”来看吧。
如果要编一本《夫妻大全》，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一定要编进去的——那个故事，我中学时候读到，至今难忘，应当是一位法国小说家的杰作，恕我忘了原作者之名（啊，当个作者不也是可悲的吗？不成名的要消失掉，成了名的亦不过是一件艺术品的工具罢了）。还是说说那篇小说吧：
有个作家爱上了别的女人，很想跟太太分手，难于启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把他的外遇和希望写成了一篇小说。他的文章，一向由太太誊稿，所以，他想太太读完那篇小说也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了，到那时候他再来看太太的反应如何。
不料，太太抄完稿子，寄出去之后，完全不动声色。那位作家非常不安，他想：太太竟然完全只当做一则小说来看吗？我还得另外再想办法来表明心意！整日惴惴不安。后来小说发表了。作家读着读着，心里大为感动，拿着帽子就出去了，他是跟那位“别的女人”告别去的。原来他太太抄稿时，把故事的结尾全部改了。
我们有时候希望对方像情人，有时候又希望对方像兄长（或母亲），可是亲情间得有次序和尊敬，夫妻却没有这样的距离。有时候我们又希望对方像朋友，可是友情与各自的私生活可以无涉，夫妻之间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太贪求的话，其实为夫的或者为妻的一方，能像情人、兄长或朋友其中之一就行了，不是吗？佛家说：恩爱狱——有恩有爱就失去自由。这个“狱”字用得真好。其实，人生不也就是一个大狱吗？而我们单挑“婚姻”制度来责难，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吧？
前几天读《凌叔华小说集》里头一篇《千代子》说道：
支那女子很糊涂，男子叫缠足便缠足。女子缠了脚便不能自由行动，男人要怎样就得怎样了……我们日本女人可不会那么糊涂。
这使我想起我一位在日本住过多年的朋友来，她告诉我：日本的老年人，男的比女的要慈祥多了，据说是男子年轻时没有受到性的压抑，到老时“归顺”他太太自然心平气和，反倒是老太婆一个个都像“慈禧太后”。
日本女人睁着眼装糊涂，中国女人闭着眼装糊涂。现在的女人不糊涂了，可是清早六点起床时，孩子吐了还发高烧，九点却有重要的会议要出席，那滋味也不好受。聪明，是自设的陷阱？
最近美国又流行起老式的婚礼来了：白纱礼服啦，大捧大捧的鲜花啦，祝福与眼泪等等。不过，听说保险公司也正计划推出一项新尝试——离婚保险，为的是防止因离婚而破产或因领不到赡养费而受穷困之苦。
中国女子用缠足来缠住男子的心。日本女子用等待来等待男子的心。美国女子明白心是会变的东西，世上还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可以追求。
怎么样可以不必自苦又能获得对方的心呢？我想，这就是现代夫妻的理想主义吧！
以前读过一首旧诗，意译如下：
我遇到一位先知，
手中拿着智慧之书。
我请他让我一读，
他说我还年幼无知。
我说我已读过千百本书，
相信他手中的书亦难我不倒。
先知于是递给我那本——
智慧之书。
啊，多么奇怪，
我一打开那书，
竟如同瞎子一般。
写到这里，想起“夫妻”这本大书，我心上也忽然“混沌”起来。
银河里的真爱
已经很久没有想到过七夕了。
情人送花、送糖、送卡片，似乎应该发生在二月里。习惯了西式的“华伦泰日”之后，会以为情人节是洋人发明的。
以前中国的情人们哪里有个什么节？如今托圣华伦泰之福，我们倒也想起我们自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了。用七夕与华伦泰日来附比，倒也十分贴切。虽不像洋人浪漫得那样天真，牛郎与织女后来居上，把情人节的发明权好像又抢了过来，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但是，牛郎与织女的故事。原来却好像并不是为了罗曼蒂克才衍生出来的，它不过又是一种道德上的规范：
“上天垂象，男耕女织，教人务本。”
在花与巧克力糖的甜言蜜语中，也许“教人务本”的那个“本”字，古今所务，其相差已不可以道路里程计。情人们现在只顾忙着相会的这一日，哪管它：过了今日就没有了明日，到明日要分手，直到明年的此时此日？
七月七，月亮不可能圆满，在那不可能的美满当中，汇集了多少前人的想象力才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一年一度，鹊桥相会。
繁星睁着明亮的大眼，年年来见证这个永不褪色的神话。它是悲剧还是喜剧？要问情人们了。然而，即使天候不好，七夕晚上非但星星月亮看不见，还下起雨来，情人们也会说：“那是织女的眼泪。”不必跟情人们认真，情人是世上另一种人类，信不信由你。
最近读一九九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zymborska的诗集，她在一首题为《真爱》的诗里，用一连串的问号来质疑真爱的存在。
真爱是正常的吗
是认真的吗还是现实的
这世界又能从两个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情人身上
得到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真爱是必需的吗？为什么千万人中拣选的刚好就是他俩而不是别人？这难道公平？并且，我们痛苦地建立起来的原则与道德一遇上了它好像就得瓦解，我们的报偿却是什么？然而，没有了它，宗教啊诗啊又将何去何从？世界不显得太寂寞了吗？
她真聪明，问了一大堆的问题，好像真爱是一种假象，存在与否都无关紧要，但却在结尾时，她写道：
让那些从未找到真爱的人去说
世上哪有这等神话
因为只有如此相信
他们才活得容易也死得容易
这样的结尾，把真爱推到了信仰的头上，因此，让信的人去追求，不信的人活得容易，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在今夜七夕的星空下，让我也套用她的聪明，说：情人们快享受现在吧！永恒的爱也许只在一念之间。
真爱，就是情人们的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