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给军委各常委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纪要》大加赞扬，给予极高的评价。信中说：“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修改，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林彪作了这样一番肯定之后，还会有哪一位军委常委会提出不同意见呢？自然是顺利通过。4月10日，这份《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全党。
如果说两个集团的勾结和互壮声势通过这种正规文件的形式，比较隐蔽，文字也比较讲究的话，那么在另外一种场合，比如群众大会讲话的场合，就相当公开而露骨了。作者手头正好有一份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干部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通过讲话中的互喊口号，这种关系就看得清楚多了。下边略举数例：
当林彪说道，虽然批判了“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决不等于说二月逆流这批人可以翻天”时，江青马上大呼口号：“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谢富治跟着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接着姚文元又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林彪讲到所谓“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时，他的老婆叶群马上带头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
当林彪讲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对中央文革是不忠诚的”时候，叶群马上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的迫害！”江青也马上喊口号作为回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林彪的大干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马上代主回报，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很会看时机的姚文元也随即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吴法宪又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回报以：“向同志们致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真是一个难得的互相声援致意的热烈场面。仅从这样的场面也许会得出两个集团是真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结论。但是，如果真的得出这样的认知，那就是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了。其实，两个集团之间，既有互相勾结、支持，狼狈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一面。就总体而言，在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两个集团是以勾结为主，以共同作乱，打倒所谓“走资派”为共同目标；而九大以后，则逐步转为以争夺为主，矛盾日益尖锐。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准备在下边结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再作叙述。
4. 从运动群众中获利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多如牛毛。
例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司令部，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有聂元梓（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所谓五大领袖。
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组织就有“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工人赤卫队两大派。“赤卫队”被打垮后，站在“工总司”一边的还有几十个组织。在著名的《紧急通告》（1967. 1. 8）上签名的群众组织就有32个之多。
武汉“七二○事件”时的两大派，一派叫“百万雄师”，一派叫“三纲”、“三新”，其实大派下边的群众组织更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有的组织可以多至成千上万人，也有只一二个人的小战斗队，在那里“傲霜雪”、“丛中笑”。
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大派，一个叫“九一五”，一个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党校人数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职员工，也有四大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红色战斗团和革命串连会，也有其他战斗队。这正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天下大乱”的必然后果。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旗号，挥舞着林彪创造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大棒，煽动利用群众组织，上骗毛泽东，下谋个人私利，甚至假群众之名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边我们就举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
江青一伙为了在社会上制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由张春桥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秘密接见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蒯大富。
奉了这道密旨，蒯大富连夜八方联络，组织力量，在12月25日纠集了上万人的队伍，在首都举行大游行，在长安街上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一直贴到天安门城楼上。蒯大富还在广播车上带头高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这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喊出这样的口号，迅速传播四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也就是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的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为审查王光美，实为迫害刘少奇的专案组。这是利用群众名义为阴谋服务的一个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为了在上海造反夺权造声势，就利用“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炮制者的名声，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来是江青一伙的根据地，但自从柯庆施病死，换上陈丕显任市委第一书记之后，就不那么听江青指挥了。因此，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夺上海的权。
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说，“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等等。
聂元梓奉命，带领手下的干将孙蓬一等人立即赶赴上海。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关系呢？总得找点理由。这个理由也不难找。因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担任过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等帽子。这样，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顺了。最终，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当然，聂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聂元梓同张春桥共同拟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相联合，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聂元梓在大会讲话中，提出坚决罢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等人在上海施展十八般本领，大大折腾了一番，造了声势，为张春桥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贡献了犬马之劳。
上边讲到王洪文，他就是借群众组织头头的身份而迅速飞升的。他先是在本厂——国棉十七厂给党委贴大字报，但因本人名声不佳又缺人望拉不起队伍来，就转而到社会上活动。1966年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三十多人，在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中共党员（参加那次会的只有两个党员，当时党员带头造反的还不多），又会讲普通话，所以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9日的工总司成立大会。接着又带领工人抢火车北上，要“赴京请愿”。被阻安亭后又卧轨阻断铁路交通，成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领头人。后来又同奉派解决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结识，这样就成了著名的“造反司令”。
他由于张春桥等人的推荐，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在那个人崇拜极端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印象如何，对一个人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毛泽东的好印象，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谈话中就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说：“我是历来觉得上海比北京强的，因为上海它有120万产业工人掌握局势。”
在谈到参加全会人员的编组和各组召集人时，第一次参加中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而且本身又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洪文，被指定为第三组召集人之一。这时，毛泽东特别介绍说：“王洪文是上海的工人同志。”周恩来补充说：“‘工总司’代表，也是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
在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后征求上海同志有什么意见时，王洪文回答：“坚决拥护这次全会制定的决议。”这时，毛泽东说：“唉，你站起来给人家看看，人家都不认识你呀。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只有三十几呀？（王回答：34岁）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嘛，主要成员之一。他就是这个所谓一月革命之前呀，前年11月搞了个安亭事件。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有这么年轻的同志参加，也是好事呀，可惜太少。”
看来，毛泽东是把王洪文看作上海120万工人的代表而寄予厚望的。当然，也是考虑到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而期望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有更多的年轻人涌现。这个主观愿望不能说没有合理的因素，可惜的是选人不当，选了个王洪文。这其中大概也有受江青、张春桥等人蒙蔽的因素吧。
“四人帮”利用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名义来达到自己阴谋目的的事例甚多，我们下边讲到他们的各种罪恶活动时还会不断地谈到，这里就先讲这几个事例。
总之可见，“四人帮”的迅速飞升可以说靠的是四大法宝，即：以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为重要政治资本；打着“革命大批判”的名义用笔杆子为武器打人起家；借助林彪集团的势力以壮声势；煽动和利用群众运动、群众组织以达到小集体的阴谋目的。这四个特点中，只有同林彪集团的勾结持续了五年，随林彪的折戟沉沙而告终，其他三项：特殊身份、笔杆子杀人和运动群众三个特点是贯彻在这个反党集团十年活动的始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