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楚天台创立之初，张立功台长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我从潜江请了过来。当年的9月14日，我和搭档石青共同喊出了“楚天电台第一声”，宣告楚天电台正式成立。
这是声音的力量，它像汩汩的清泉，流进了每一位听众的心里，也流进了播音人的心房。
在那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已身患癌症并卧病在床的汉川听众胡国和的家人辗转找到了我。胡国和告诉我，他此生最后的遗愿就是希望能在去世之前，听到我亲自朗诵一下女诗人胡鸿的诗歌《一个人要好好地走》。
胡国和是一位汉川籍的退伍军人。从部队退役之后，他一直靠跑客运维持生计。1991年，当时我还在楚天台主持“广播文艺杂志”，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朗诵胡鸿的诗歌，于是一听倾心，一下子就爱上了我的节目和胡鸿的诗。之后的几年里，他每次外出跑运输，都不忘把收音机调到楚天台的频率上，听我的节目。而也正因此，他的运输生意特别好。可是，他本人的生活却是相当不幸，婚姻破裂、遭遇车祸，后来又身患癌症，危在旦夕。
我感动于他的虔诚，于是答应了帮他寻找胡鸿。当时，我也是托了很多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了胡鸿。胡鸿听说此事，马上决定和我一起去病房看望这位可敬的诗友。
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赶到胡国和所在的武汉市联合医院。胡国和虽然精神状态已不是很好，但他知道我们要来，特意给自己换了崭新的白色衬衣，让护士给自己多注射了一支杜冷丁。在病房里，我们三人接力朗诵胡鸿的诗歌，当得知三人同是36岁时，大家的心更是紧紧连在了一起。那一幕感染了整个医院，到场的30多家媒体的朋友们，纷纷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了那感人的一刻。
当年10月，胡国和去世后，我和胡鸿还专程带了磁带和诗稿赶到胡国和的坟前，为其拜祭。
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的两年，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三门峡的电话。电话是三门峡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吴启民委托其秘书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吴总在两年前通过媒体看到了我、胡鸿和胡国和的报道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邀请我和胡鸿及家人去三门峡做客，并莅临刚刚才修缮完工的专为纪念周召公而修建的园林式庭院甘棠苑。
接完电话，我心绪难平，多么诚挚的听友！多么可爱的朋友啊！
盛情难却。一个月后，我们一行10多人抵达了河南三门峡。在火车站，吴启民专程赶来迎接，当地很多媒体都赶来做了采访。我们当天就去三门峡广播台做了一期访谈节目。几天的时间里，吴总放下手头的全部事务，专程陪着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逢年过节，我们都不忘通过电话、短信给彼此送去温暖的问候和关怀。我相信，这也正是声音的力量，它像汩汩的清泉，流进了每一位听众的心里，也流进了我们播音人的心房。
儿子，是我最大的骄傲
要说起我的家庭，我觉得儿子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儿子江一峰现在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儿子小的时候，我们夫妻工作忙，他一直在我父母身边长大。所以受我父母的影响比较深。我父亲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作为原农机局的局长，他长期工作在基层和农村，一辈子不贪图名利，多次给别人工资让级，甚至当时妈妈连一件像样的内衣都没有的时候，他却又一次将能加30多元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他长期和农业打交道，曾7次感染血吸虫病，差点因公殉职。
我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很大。在儿子从小到大的作文里，只要能和亲人挂上钩的，他写的全部都是外公。儿子8岁时，我父亲因病去世，他这才回到了我们身边。
儿子回到武汉后，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他的教育上。回到家后，我总是主动地与他交流，并尝试着以平等的心态和他交朋友，以谈心的方式告诉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是个好妈妈。
儿子很懂事，让我欣喜地看到了他成长中的每一步变化。2004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全家人及我哥一行四人开车去神农架旅游。我们对路线不熟悉，只好一边走一边问。当车行到宜昌的时候，已是中午，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于是，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当地的农家小餐馆吃了饭。当时，他们三个人先吃完回到了车上，留下我一人继续吃。吃完后，我以为他们已结过账，于是就上车离开了。可当天慢慢黑下来，车已经行驶在神农架盘山公路上的时候，我无意中问了一句：“你们中午吃饭付过钱了吗？”结果，他们马上很愕然地抬头：“不是你给了吗？”这时候，我意识到可能是我们都没有给钱。儿子马上急了：“那怎么可以呢？我们一定要给钱，人家那么偏僻的小餐馆，很有可能就因为我们这一顿饭没有给钱，全天都白干了。”当时我也感觉很愧疚，但实在是天色已晚，我们已没办法重新返回，于是，我承诺他以后一定想办法把这笔饭钱给付上。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我有机会去宜昌出差，出门前儿子总要提醒我一句：“妈妈，记得找到那家小餐馆啊。”于是，我在心里也牢牢记住了儿子的嘱托。可是第一次去找的时候，我费了很大的周折，硬是没找到，于是只有带着失望离开了。直到去年，一位熟悉山路的朋友带我去时，我才凭着模糊的记忆把那笔没付出去的46块饭钱给结清了。当我给钱的时候，老板目瞪口呆。等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儿子的时候，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在我右脸上热烈地亲了一口。
儿子还是一个地道的环保主义者。在武汉二中念书时，我每天都接送他。在路上，他对有些公共汽车上的人随手将吃剩的热干面盒子从车窗扔到地上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慨。早上，他看到有殡葬的车一路走一路扔纸钱的时候，他对我提出，殡葬业是否也应该改革一下，对清洁工的劳动进行最起码的尊重。而他的这一提法，也促成了我后来的一次重大策划“我和路乞一起捡垃圾”，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影响。这个，我还得感谢我的好儿子。而我，也是在这方面和儿子共同进步、互相影响。
去年国庆节时，我去上海看望儿子。当时，我打算给他买点生活用品，于是我们一起去了同济大学附近的四平路家乐福。刚上二楼时，我们老远看到洗涤用品的货架上掉下来一大袋洗衣粉。货架前有好多顾客走来走去，但是没一个人去管。我当时没做声，但看在了眼里。儿子突然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迅速地将洗衣粉捡了起来，然后将货架上其他摆放得不太工整的洗衣粉也一一扶正。他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走回我身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儿子好样的。”儿子耸耸肩膀：“举手之劳嘛。”
儿子让我特别感动的，还是在婚姻这件事情的取舍上。其实，在他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我和他爸爸的婚姻就有了很大隔阂。当时，我们都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一直坚持着。我想，孩子是最重要的，做父母的，做一些牺牲也值得。于是一直拖到了2004年，我们才偷偷地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当时儿子正在上高一，他一听说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情，马上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精神状态也非常不好。这时候，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说：“江霞，我觉得你们应该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你现在离婚，无非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幸福。可是，你未来的幸福只是未知数，而你孩子的前途有可能会因为你的选择而变成已知数。难道你愿意用不可见的未知数去换取现在可知的已知数吗？”我一听，顿时愣住了。思考再三后，我和他爸爸商量，决定为了孩子暂时还住在一起，在孩子面前就说我们复婚了。
可尽管如此，我们每天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已经没了感情。到后来，连续两三个月没说过话。有一天放学回家，儿子跟我说：“妈妈，你们老不说话呀，与其这样过，还不如离婚算了。”我说：“儿子，妈妈都是为了你呀。”儿子惊讶地望着我说：“妈妈，你怎么可以为了我呢？你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才对呀。你们离吧，我可以理解的。”我听后，沉思了很久，当天晚上就和他爸爸谈了，第二天，我们正式分开。
我想，如果不是儿子，我怕自己很难有勇气在他高考那么关键的时候再提离婚，感谢儿子，给了我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名家讲坛”的艺术魅力和我的诗意人生
199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遭遇了一次很严重的瓶颈——因为声带手术的失败，我无法再继续我的播音工作。于是，那几年的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都处于一直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2004年，在与一个好朋友的“激情碰撞”中，我萌生了要开办“名家讲坛“的念头。我希望能把各个领域学术带头人的前沿学术研究和方法论带给更多的听众们，让他们从中学到更多的对生活和工作有用的东西。
于是，2004年9月，由楚天电台和湖北省图书馆共同策划的广播节目“名家讲坛”正式开播了。第一期节目，我首先请的是长江日报的高级记者余熙。因为我的声音沙哑，所以我在节目中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很好。有很多听众还自发组织了一个听友会，推选出会长和副会长，专门负责节目过程前后的联系、安排、接洽等。
我时常会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每一次节目都受到了很多听众的赞美和好评，而我觉得，我只不过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可是听众却在用最朴素的形式表达对我的关心和热爱。我的声带不好，经常会出现声音嘶哑的状态，或者做节目太辛苦的时候，身体会有些不适，每一次，都会有听众为我送来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找来的中西药药方。我熬夜做节目时，还有听众专门从家里熬了汤给我送来。每年冬天，听众们还为我送来帽子、围巾、手套等。
有一位武昌的女听众，因为喜欢我的节目，专程从武昌提了100多个鸡蛋，转了几趟车给我送到台里来。节目百期庆典时，我和一位女听众私下聊天，提到了学习绘画的技巧，马上，就有听众从家里给我拎了14支毛笔送到了“名家讲坛”的现场。
现在，我的生活很自在。我经常对自己说，要在生活中寻找点滴的快乐。因为做“名家讲坛”，每周我都要和一位名家接触和沟通，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层次和视野也渐渐开阔了起来。有一次，我师从著名花鸟画家程生达老师学习绘画，每周末去老师家里学习绘画技巧。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画出来的梅花已经栩栩如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与赞许。
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表扬，都让我非常快乐，我觉得那是一种单纯的快乐，没有任何的功利性。我很享受这种投入学习的状态。
我的朋友们，有的擅长摄影，有的擅长作画，有的擅长写诗，有的擅长填词。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融入他们的环境时，自己整个的心都飞了起来。往日的压力、所有的负担，都不再存在。我们经常举行聚会，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欢笑不断，快乐在空气里肆意弥漫。
我将这种生活概括为“诗意的栖居”。我认为，现代人如果能在满足基本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高雅，那就可以算得上是“诗意的栖居”了。我们的日子不是简单重复，需要我们去细细地雕琢并创造。如果珍惜了时光，如果规划了生活，就不会有抱怨，更不会有光阴荒废。
10．杨东凌：做最有诗意的另类农妇
杨东凌：山东省金乡县人，爱写博客爱写诗，种地卖菜炒期货，被称为“中国时尚农妇第一人。”
在农村生活的女人，该是什么样子？黑而干瘦，穿着看不出腰身的衣服，总是沉默着，手里不停地干着活——如果你心里还存在这些刻板印象，那么你看到时尚的杨东凌时，肯定会大吃一惊。
面对惊诧的目光，杨东凌说：“现在都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一个普通农妇为什么就不能烫个时兴的卷发，在梳头的时候，喷点啫喱水呢？”
而其实，她的生活，并不仅仅是换了一套时髦衣裳那么简单。最让人激动的，是她擦亮了广大农村女性的双眼——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活！
把快乐反复放大，原来日子挺美的
“其实生活都是一样的，都有两面……你要选择多看好的一面，就能快乐一点儿……然后自己反复把这些快乐放大，幸福就会像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然后慢慢壮大。”
这是杨东凌写的一首诗，她喜欢用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杨东凌是山东省金乡县吉术镇西李村的一位农妇，三十几岁，一双儿女。和许多普通家妇一样，她过着平凡的生活：种地、持家、没事打打麻将、生儿育女、与邻居拉家常、与老公斗嘴又和好。但同时，她又过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生活：写诗、旅游、养宠物、炒期货、侍弄花草，忙着美容与减肥。
很多人都认同一个观点：诗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都有一颗宁静纯真的心灵。她也不例外，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杨东凌依然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游刃有余地畅游在诗界，过着令许多人艳羡不已的小日子，一切乐在其中。
虽然被称作“诗人”，但对于赚钱，杨东凌倒没那股子清高气。为了过上好日子，她能折腾，也能吃苦，十几年来，她一直和丈夫四处倒腾做生意。
农村的日子，可以想象的苦。最穷的时候，杨东凌口袋里只剩下5块钱。眼看孩子们长得精瘦，她心里难过呀，就去集市上买了两个鸡架回来熬汤，一家人捧着喝。苦怕了，杨东凌夫妇就开始四处寻门路。
做生意，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杨东凌夫妇算前者。从1993年开始，他俩前后倒腾过多种生意：贩玉米种、代收菠菜、收棉花……夏天的时候收大蒜，春天的时候收蒜薹。
杨东凌是不言苦的人。她说，做生意那么多年，走南闯北的，经常都要熬夜。农村的夜，格外漫长，一到晚上七八点，人就有了睡意。你无法想象大冬天里，杨东凌却要整宿整宿地收棉花、收冬菜，她找个宽敞的地方，摆个摊儿就开始收了。到了凌晨三四点，实在困得不行了，她就靠在院里的石阶门槛上，披件棉大衣，就那样沉沉地睡了。由于长期吆喝，她的嗓子也出了问题，到现在说话都还是嘶哑的。而这一切，她从不在人前提起，老调侃自己是破锣嗓子。
很快，杨东凌夫妇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2000年，丈夫花几千块钱给杨东凌买了辆二手红色小货车。可以想象，20多岁的年轻女子，在农村的土路上开着红色的小车呼啸而过，她还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着吊带衫，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到了2005年时，夫妇俩积攒了近百万家财。有钱不嫌多啊，眼看家家户户都囤起了棉花，杨东凌寻思，不如做中间商赚点差价呢。于是她和丈夫找来几个合伙人，索性做起了“倒爷买卖”。
棉花生意，动辄几十吨上百吨，没有大投资可不行。第一次做，杨东凌就押上了全部家产，还借了几十万。可谁知棉花价格落了，她全军覆没，还欠下20多万。当时杨东凌那个急啊，整夜睡不着觉，还不能当着老公的面唠叨。老公比她更脆弱，喝点酒，就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