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得以经过洹上三年的隐居生活东山再起，并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出任民国大总统，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主要来自于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的支持，以及满汉矛盾尖锐复杂这一有利的政治局面；就内部而论，主要是基于袁世凯那无与伦比的个人能力，他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如编练新军、重视教育、兴办实业、禁毒禁赌等。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所谓的侥幸“窃取”，而是权力博弈中的实力体现。民众的认同及其他，形成了当时的情境。是历史选择了袁世凯！
一、袁世凯出山
宣统时期，大清国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他的顺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这位“神医”身上。新闻媒体对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也非常关注，在袁世凯洹上隐居近三年的时间里，仅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报道的统计，关于袁氏活动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则之多。在消息中保荐或敦劝袁世凯出山的有皇族、皇族内阁成员、军机大臣、大学士、地方封疆大吏、立宪派首领、北洋将领等。身份各异，话题相同。面对出山的呼声，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不复作出山之想矣。”袁世凯所有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观望，在等待最佳的出山时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袁世凯一生的重大转折。辛亥武昌起义战火的迅速扩大，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后，随之武汉三镇光复，瑞澂、张彪弃城逃走的电奏传到北京，清廷举朝惶惶，惊恐万状。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清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洹上村时，正值袁世凯53岁生日，亲朋好友聚集一堂，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世凯祝寿，他们一致认为袁世凯必将被起用。而此时，政治经验丰富的袁世凯意识到此次革命并非“洪杨”之乱可比，他并不急于复出，而是下定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世凯乘机而起，称皇道帝，黄袍加身。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应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12日摄政王载沣就派兵赴湖北，把陆军吴凤岭所辖第四镇、王占元所辖第二镇第三混成协、李纯所辖第六镇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1）督率火速南下，并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前往援助。这其中大多数将领都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的老部下，这批军队临时被编为第一军，由荫昌指挥南下镇压叛乱，而荫昌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但只是纸上谈兵，从未直接带过兵，更没有经历过实战，荫昌又如何能够指挥得动这样一支部队？
冯国璋率兵赴湖北汉口时，先赴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授冯国璋以锦囊妙计，就是“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因此，北洋诸军虽已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形势吃紧，北洋军却停留在河南信阳与湖北孝感之间，并不执行荫昌所发布的进攻汉口的命令，这使身居总司令的荫昌十分为难。清廷已指挥不动北洋军镇压革命军。在这种局面下，唯有“在山猛虎”袁世凯，成为收拾残局众望所归的拯救清王朝于水火之人。众多目光聚焦在归隐洹上的袁世凯身上。朝廷中一些官僚纷纷上书要求起用袁世凯。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都与袁世凯关系至深。奕劻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从旁附和，并一起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当即严厉申斥。可是，那桐提出告老辞职，奕劻也以不上朝议事抵制。前线军情紧急，必须立即处理。载沣无奈，只得请他们重新计议。已经是四面楚歌，一筹莫展的载沣，由于缺乏可以代替袁世凯的官员，迫于形势，只好于14日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起复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送到洹上，袁世凯决定应诏出山。北洋旧部得到消息后也个个摩拳擦掌，欢呼雀跃，但是袁世凯却另有想法，他得考虑出山后能否收拾残局，毕竟他也认为清政府已成日落西山之势，但他要借这一难得的机会赌一把。此时，清廷虽然起用了袁世凯，但是形势所迫，载沣对袁世凯的防范还是十分明显的，对袁世凯重新获得军权十分不放心，赋予他的权柄也是有限的。袁世凯只能节制调遣湖北省的清军及其他援军，对于荫昌所统率的北洋第一、第二军和萨镇冰的海军，只能会同调遣。湖北清军已经起义，其他援军一无所有，袁世凯此时成了空头将军。清廷对袁世凯开的出山条件远远没有达到他预想的要求，袁世凯以旧病未好为由搪塞。他拟定了一个奏折发往北京，文曰：
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病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唯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符高厚鸿慈于万一。
袁世凯借机托病不出与清廷讨价还价，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夺取更大的权力。
10月18日，载沣在袁世凯的奏折上批复：汉口事情紧迫，迅速调治，力疾就道。对于载沣的催促，袁世凯并不急于应诏，他出山的政治目的还没有达到。袁世凯继续推说“足疾未痊，不能立时受命”，并暗地里指使亲信传话给清政府，必须交出水陆各军的指挥全权，并提出了6项条件：（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解除党禁；（4）宽容武昌起义人员；（5）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6）保证军费。
10月26日，袁世凯再次致电前线督师的陆军大臣荫昌，告诫荫昌不要轻举妄动：“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全，厚集兵力，知被知己，一鼓荡平。已一再将此议陈于朝廷，倘荣采纳，正与尊论相合。”让荫昌不要仓猝出击，等待筹备完备以后再图进取。袁世凯还告诫北洋将领：“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又兼厂工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而在我军饷械未到，人员未齐，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同时，则关系大局。”（2）
袁世凯在阻止荫昌停滞不前的同时，趁载沣催其上任之际，加紧向其索要权柄。袁世凯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曾经入伍壮丁12500人，作为湖北巡防军；要求援款400万两，以备支用；同时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袁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德，筹商一切。很明显，他是要把心腹干将调到身边，以便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此时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10月22日湖南长沙宣布独立；10月22日陕西宣布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宣告独立；10月29日，山西宣告独立；10月31日，云南宣告独立；等等。而清军在前线的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给清廷以沉重打击，危机日益加剧。
与此同时，10月17日、18日，各国驻汉口和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宣布承认清朝政府和革命党为交战国，严守“中立”，态度急剧变化，从支持清政府转向“中立”。
在大清王朝即将坍塌的形势下，载沣最终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袁世凯的六条要求，10月27日载沣连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湖北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遏制；并拨给100万两作为军费。命令军谘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命令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袁世凯到后，即回京供职。由袁世凯临时招募组成的一二万人为河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统率该军，并令他再行招兵，以保证在湖北作战的北洋军后路的安全。
10月30日，载沣又发布6个谕旨。主要内容为：（1）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动违全国舆论；民财取之已多，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实无一守法之人，表示一定维新更始，实行宪政。（2）取消内阁暂行章程，俟事机稍定，则组织责任内阁，不以皇族亲贵充国务大臣。（3）将宪政交资政院审议，钦定颁布。（4）开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罪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及此次乱事被胁者，均皆赦其既往。（5）以李家驹代世续为资政院总裁。以赵秉钧代桂春署民政大臣。（6）从袁世凯奏，命第二、五两混成协及第五镇分别由山东、奉天开赴信阳。载沣下诏的同一天，袁世凯自彰德南下，重返政坛。至此，袁世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借助武昌起义终于出山，并且依靠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谋略一举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这位彰德隐居三年的“洹上渔翁”一下子成为东方大国的国家元首，真可谓“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二、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袁世凯终于返回了阔别近三年的政坛，他不甘心庸庸碌碌地老死于漳洹河畔，他的内心深处渴望出山，并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这在前文所述的他的许多诗中都有表现。另外，当时的一系列条件也促使其梦想成真。（3）
从外部原因来看是社会各界对袁世凯的支持和有利的政治局面。社会各界的支持主要来自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而所谓的有利的政治局面主要是指尖锐复杂的满汉矛盾。
首先是雄厚的家底——北洋集团。
自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就精心培植北洋集团，经过袁世凯的苦心经营，在短短的十年间，北洋集团势力迅速膨胀。20世纪初的几年，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已经逐渐成为一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集团，左右着中国的政治走向。
北洋军是北洋集团的最初形式，它在编练之初，就完全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法典进行操练，武器之精良，即使和西方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袁世凯也非常重视对军队进行忠君奉上、敬上畏长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的教育，如《训兵要言》中所道：“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兄长，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目。”借此，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个人效忠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袁世凯始终处于绝对的权力核心，而各将卒只知有袁世凯，不知有朝廷。
在北洋集团中，根据和袁世凯的关系，可以分成几个小的派系。首先是北洋武备派，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怀芝、段芝贵、杨善德、王占元、田文烈等百十位高级将领，他们大多拥有重兵，或为一方大员，实力雄厚。还有一些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加入此体系，并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如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同乡，刘永友、吴凤岭是袁世凯的亲戚，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是袁世凯在朝鲜统兵时的部属，还有唐绍仪、周学熙、赵秉钧、梁士诒、孙宝琦、杨士琦、张镇芳、朱家宝、胡维德等。再就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淮系余孽”，他们在李鸿章死后也投向了袁世凯，代表人物有张勋、阮忠枢、王怀庆、姜桂题、倪嗣冲、龚友元、孟恩远等。这些袁世凯的部属将佐、亲信党羽在武昌起义前都已经占据了清政府的各要害部门，左右着中国的政局，正如光绪二十九年御史王乃征所奏称：袁世凯“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揽，群情骇异，谓拟于帝制自为，倚信至斯，可谓古无今有”。（4）
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以患足疾为由开缺回籍养疴后，北洋集团也受到了满族新贵的排挤，如邮传部尚书陈璧被开革并永不叙用、学政大臣严修被迫“乞休”、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内调邮传部、原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革职、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致休”等。但是，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袁世凯的势力，反而使得北洋集团人人自危，大有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忧虑和恐惧感，原先存在于北洋集团中的个人效忠体系因这种压力更加巩固了，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联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袁世凯在隐居彰德期间，仍然和他的军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北洋旧部都忠贞不二地跟着他，“旧日属僚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5），“至于同直隶的提镇和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以及他们的来彰拜候，更是频繁如同家人”（6）。从袁世凯和部属们的函牍中也可清楚地看出袁世凯和他们的亲密关系。
武昌起义后，这些部属更是宣称“非袁公不可收拾”。在清廷派荫昌南下镇压革命时，这些人根本不听荫昌指挥，而是来往于彰德，向袁世凯请求指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贬为布衣的袁世凯仍然遥控着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
其次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支持。
20世纪初的中国政坛之上，资产阶级立宪派十分活跃，并进行了多次国会请愿运动，结果却只是换来一个“皇族内阁”，使之对清政府完全失望，并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立宪派为什么要支持曾经背叛过他们的袁世凯呢？这其中有很深厚的时代背景。
在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的确为立宪的推行做出了很多贡献，加速了预备立宪的速度。“1905年8月，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费紧张，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10万两，并宣扬以后每年筹款10万，作为出洋考察经费。”（7）清廷诏其进宫后，他大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8）。还说，“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9）。可见袁世凯对立宪态度之坚决。之后，袁世凯又提出了一个个全面改革官制的方案。这些方案除了裁撤军机处、吏部、内阁、礼部等机构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等。袁世凯推动了立宪的进程，赢得了立宪派的赏识和推崇。立宪派首领状元公张謇把袁世凯比为日本的大久保利通，甚至说“亿万年宗庙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名，袁公是赖”（10）。他还在1911年6月7日赴彰德洹上村会晤袁世凯。在会晤行将结束时，袁世凯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你同我合作。”（11）对此，张謇在火车上感慨道：“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12）
另一立宪巨子杨度更是和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在袁世凯出山问题上可谓出谋划策，不辞辛劳。武昌起义发生后，杨度曾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师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无希望。”（13）可见杨度对袁世凯是多么推崇。
严复也很看重袁世凯，当袁世凯被清廷罢职后，“复独抗言折之”，还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14）武昌起义后，严复为袁世凯积极奔走，摇旗呐喊，把立宪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第三是西方列强的赏识。
列强虽然表面上对中国革命实行中立，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袁世凯的东山再起得到了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舆论和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15）英国外相格雷更是露骨地表现出对袁世凯的偏爱：“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16）在华极有影响的西方记者莫理循面对中国混乱的时局就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17）同时期的英国《泰晤士报》也刊文要求清政府启用袁世凯，“他们认为袁世凯是能够挽救时局的唯一人物”（18）。同时，列强对清政府提出建议，希望袁世凯出山，“英美国家提出的建议，只有袁世凯才能有效地力挽大厦之将倾”（19）。
列强不仅在舆论上支持袁世凯，在经济上对清政府也大力施压，清政府为了得到列强的借款，只得启用袁世凯。
第四是部分革命党人的认同。
革命党内部支持袁世凯的势力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袁世凯在隐居彰德时期，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建立和革命党人的联系，并且时常出钱帮助革命党人揭竿举事，因此笼络了相当一批革命党人。尤其是一些热血青年，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并不深刻，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恢复汉族的统治。这种思想在当时并不在少数。“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其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义若父子。旋有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瘦马，或助党中爆发之资。”（20）1908年4月，据曾经参加云南河口起义的一个革命者回忆：“起义前夕，则党务方面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昨袁面嘱，渠已汇金万五千滇边法国银行，有支取证券在此”，“虽未奏功，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21）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曾在1909年向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输诚。虽然输诚失败，但是袁世凯联络革命党人的行动并没有中断，这也的确迷惑了一大批革命党人。这些革命党人由衷地期盼袁世凯能够站出来，利用手中的数十万精兵，早日推翻清朝的统治，减少革命的损失，赢得廉价的革命果实。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袁世凯被清廷起用，像曾国藩替清廷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再说凭借袁世凯和列强的亲密关系，或可避免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预。于是争取袁世凯就成了一些革命党人的目标。武昌起义后，当袁世凯还在彰德洹上垂钓时，川籍同盟会会员朱芾煌赶到彰德，“劝袁世凯趁机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夺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革命派一定会推举其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做革命党方面的疏通工作”（22）。
第五是有利的政治局面——满汉民族矛盾。
满汉矛盾终清一代，始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走向。而至清末，满汉之间已经水火不容，且出现“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的局面。作为汉人的袁世凯与清廷有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谈不上民族矛盾，而只是他与清廷的权力之争，但在袁世凯争权失败、敕令“回籍养疴”后，他的党羽开始大肆散布谣言，说罢斥袁世凯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23）。这样的宣传，使得袁世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和清廷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且日益升级。1906年袁世凯因官制改革与清廷发生了冲突，还差点出了人命。据袁世凯与其兄袁世勋书中云：“本月初六奉旨入京，在政务处共议立宪。弟主张立宪必先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则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不料醇亲王大起反对，不辨是非，出口谩骂……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24）。后来清廷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夺得了袁世凯北洋六镇的军权，接着借口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25）而将其开缺回籍。至此，袁世凯和清廷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那些对清廷彻底失望或与清廷有矛盾的政治力量开始聚集在袁世凯的周围，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党都希望袁世凯出山来稳定局面，袁世凯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
像袁世凯这样，因满汉矛盾而获利的情况在清末并不少见。如武昌起义中的黎元洪，本是旧官僚，思想可谓保守，还在起义时杀过革命党，但就因他是汉人而被湖北军政府所拥戴。湖北能拥护黎元洪，全国为什么就不能拥护袁世凯呢？可以说，如果袁世凯不是汉人，他不可能获得如此普遍而强烈的拥戴。
从内部原因来看就是袁世凯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袁世凯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庭，从小喜好交友。年轻时他曾发起组织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邀请当地文人加入，凡来者均盛情招待，大家见其慷慨大方，相继加入，且推其主持文社。（26）袁世凯的同乡好友徐世昌在彼此深交前，曾赴京应考，但由于路费不足，不能成行。袁世凯知道后，立即出资相助，二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使是在最不得志的隐居期间，“对于来访的北洋将领，他都热情地予以接待，临别时常常馈赠一笔丰厚的程仪和贵重的物品”。（27）他还首倡重修百泉名胜，带头捐银2300两。戊戌变法时期，积极支持变法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在遭到罢退回籍之际，朝堂之上满汉权臣，人人噤若寒蝉，竟无人敢为之说话，或表示同情。此时，袁世凯却手书一封，并附送数量不详但被翁同龢认为是“厚赆”的银票，托亲戚面送翁同龢。袁世凯仗义疏财的行为结交了许多莫逆，自己也因此美名四扬。
而袁世凯营造的人际关系网，从他众多的儿女亲家们的身份家势中可得到充分体现。袁一生有33个子女，他的亲家们个个有权有财。有资料表明：所结的儿女亲家中位居朝中大员的有：三子克良，娶管学大臣、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之女；十子克坚，娶徐世昌之女；十三子克相，娶那桐之孙女。那桐是满族大学士，军机大臣，在载沣拟订诏书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女嫁吏部尚书陆宝忠之子；七女嫁荫昌之子。位居总督的有：五子克权，娶端方之女，次女许端方之侄。端方在袁世凯居洹上期间，经常和袁讨论时局商量对策，在端方办理川汉铁路风潮事宜时，袁世凯建议他“稳坐汉阳，步步为营”。端方没有牢记，贸然行事，最后落了个被砍头的下场。八子克轸，娶周馥之女。周馥两江总督，其子周学熙为华北财团首脑。长女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位居巡抚的有：长子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六子克桓，娶江苏巡抚陈启泰之女；七子克齐，娶山东巡抚孙宝琦之女；三女适山东巡抚杨士骧之侄。富商有：次子克文，娶天津大盐商刘尚文之女；四子克端，娶天津大盐商何炳莹之女；十一子克安，娶天津富商李士铭之女。另有就是日后的风云人物黎元洪和曹锟：九子克久娶黎元洪之女，十四女嫁曹锟之子。
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大都是高官显贵、封疆大吏，或富商巨贾。袁世凯正是靠这种政治联姻，编织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在袁世凯处于政治生涯的低谷时，这张网帮他化险为夷；武昌起义后，这张网又把他抬到了政治舞台的最高峰。
袁世凯的早年政绩亦十分出色。
清末，袁世凯有“新派”清誉。从政早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28）就连与袁世凯有过节的盛宣怀也中肯地评价道：“回念庚子以后，公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29）具体而言，有以下政绩。
首先是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用西法编练新军。同时他还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著作。在短短的几年间，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并不亚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并赢得“知兵”的美誉。
其次是重视教育。袁世凯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五洲之强弱，视其教育之重轻，莫此为巨，培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在山东巡抚任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山东省大学堂。督直期间，他又相继创设了直隶省城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等一大批西式学校。1905年清廷废科举，与袁世凯的努力息息相关。袁世凯在隐居时期致函严修称：“小汀另函详述尊建南开学堂，规模宏阔，教课完善，管理各法，备臻周密，莫名钦佩。”（30）袁世凯重教博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并被冠上“头脑总督”的美名。
第三是兴办实业。袁世凯是新派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前，他主持和委托他人创办了大批实业。
1903年，袁世凯委托周学熙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收回开平煤矿的计划流产后，为了和洋人争利，另建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命周学熙为总理，以限制、打击、对抗英人。1906年，袁世凯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启新洋灰公司。总计，袁世凯在总督直隶期间开办的企业达到85处，资金总额合计42万两白银。（31）
在兴建工业的同时，袁世凯还积极地督修铁路，京张铁路就是代表。即使在罢官期间，他仍然不忘兴办实业。他对王锡彤“深为嘉许”，并言道：“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重”，“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罢官归田，无它留恋，唯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32）之后，袁世凯又投资河南罗山县银洞冲银矿，并重建豫新纱厂。
这些实业活动不仅为袁世凯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亦为其赢得了民心政声。
第四是禁毒禁赌。1905年，我国吸毒人口两千万人，是鸦片战争时的十倍。（33）直隶总督袁世凯十分重视禁毒，他上折《预筹革除鸦片折》明确提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原”，“为革除鸦片，应先事预筹，以期实行”。（34）为此，“直隶成立了禁烟总局，委任一批干练官吏支持各项禁烟事务”。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二百多个戒烟所，铲除烟馆八百多个”。（35）袁世凯的禁烟举措效果鲜明，直隶也因此成为禁烟模范省。直隶禁烟的成功，使袁世凯成了新时代的“林则徐”。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就十分重视禁赌，这在《简明军律二十条》中即有体现。他还把禁赌思想编进歌中来教化士兵，《劝兵歌》第七条：“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糊口多光荣。”此后，袁世凯依然强力推行禁赌，并借助巡警力量打击各类赌博活动，使治安大为好转，百姓称颂。
袁世凯早年的政绩，使其声望日隆，待到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都对他寄予厚望，从而使之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民众的认同，舆论的支持，形成了当时的情境。是历史选择了袁世凯！
三、就任内阁总理大臣
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这一个月里，袁世凯潜心运筹，不仅把被清廷罢斥以来夺去的兵权全部取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到他的掌握之中。（36）袁世凯提出的六项条件出山，其中两项是对付民军方面的，四项是对付清廷的，可见其用意所在。他自己也曾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袁世凯这样做引起了王公亲贵的不满，他们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37）外国领事也说袁世凯“表面上是忠于满人的，可是他们同情完全在叛党方面”（38）。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清廷失去信心，如王锡彤《抑斋文集》卷四上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初，有幕僚问袁世凯，若出山能否挽救清廷，他回答道：“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另一方面是其靠对军队的控制力。第三是在位官员的支持。其在中央的有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在地方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如李经羲于10月20日致电张人骏说：“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39）同一天，陈夔龙亦致电内阁，要求调回荫昌，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40）张人骏在10月18日也连电袁世凯促其上任，形成用袁的舆论。正是在此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袁世凯经过一番阴谋后出山了。对于清廷来说，起用袁世凯以达到维护清王朝的目的，是失败了。
袁世凯出山后，表示“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41）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有许多理由要拖延。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42）。另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出山前后，清廷镇压革命的方略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当然，袁世凯从军事角度看，他也知道迁延会使“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地”，“寰宇糜烂，必无完土”。（43）但是，他就是要乱中求胜，借敌以自重。至于荫昌拖延不进，则是完全以图卸责，保全自己陆军大臣的面子。从总体上看，清军是利于速战的。
袁世凯出山后来到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园口设立司令部，以陆锦为参谋长，段芝贵等主管司令部各项工作。为了给民军一个下马威，也为自己找到一些谈判的本钱，同时“为表现自己的实力，并作出一效忠清室的姿态，武汉方面的军事，乃不能不进入紧张阶段”（44）。袁世凯的出山，对属于他而非清廷的北洋军来说也是一个鼓舞，正如他们所说：“这回他老出山，我们是应该给他捧场的。”（45）这突出地表现在汉口战役上。
在汉口战役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汉口大火问题。（46）
汉口大火究竟是谁放的，史书的记载并不一致，其中有许多材料证明，清军对汉口大火负有责任，而且袁世凯事先知晓此事。冯国璋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汉口“连日为炮火轰击，焚烧多处，料匪难于驻足”（47）。《鄂州血史》上记载：10月31日“冯国璋见民军猛勇异常，而市街又处处设防，为其掩护，欲求进展，万分困难，即据状以电报向袁世凯请示。袁回电：‘速用火攻’。是日晚，敌遂在英租界背面及中国街市后方村落数处，举行纵火。”（48）
汉口大火尽管给汉口民军方面带来人口死亡、经济严重破坏等恶劣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清廷内外交困，矛盾纷歧。11月4日，御史吴纬炳上奏认为，清军于汉口烧杀，“实足涣天下之人心，而失朝廷之信用。可否仰恳天恩，明降谕旨，饬令前敌军人，除负固抗拒之匪党外，不得妄戮一人，并严禁焚掠。违者，以军法从事。至此次汉口商民，间已受损甚巨。拟恳赏给内帑银两若干，发给汉口商会妥为抚恤，以广皇仁”。11月5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人上奏：“为汉口官军惨杀人民，全国痛愤，拟请颁发内帑赔偿汉口人民损失，并将残酷官军按律治罪；一面饬即停战以救大局，恭折仰祈圣鉴。”同一天，清廷谕令袁世凯“迅速确查，按律治罪。并著详查人民损失财产，由国家一律赔偿”（49）。袁世凯当然不愿查究此事，但他在各方面压力下，也被迫致电冯国璋：“望通饬各营，整顿纪律，谆详告诫为要。”（50）北方统率新军的将领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帧、第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等联名致电清廷，要求惩办冯国璋。（51）
不仅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如此，就外部而言，清政府的国际声誉扫地，世界舆论天平倾向民军。各国驻华领事出于各种考虑，谴责清廷。当时的《汉口日报》说：“据本报今日所载的北京专电，汉口市区的焚毁已引起资政院的注意。我们欢迎这项消息，但是电讯又称袁世凯反对彻查此案，这预示意见有分歧。我们很难想象他反对的理由。……就很容易揣想他默认与此案有关了。”“此案应该清查。虽然袁世凯表示反对。”（52）
在袁世凯允准下发生的汉口大火事件，尽管使清军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一些利益，但客观上却铸成了自己无法挽回的失败命运。
清军在阳夏战役中与民军的战争时断时续，第一次停顿是在清军攻占汉口之后，第二次停顿是在清军攻占汉阳之后。
清军在攻占汉口之后，之所以未乘胜进攻汉阳，原因之一是清军兵疲将困；之二是汉口市区民军与武装民众死守不退，且与武昌联系不断，致使清军难以分出部分兵力进袭汉阳；第三是汉口大火烟雾障天，这些被火烧的地区与汉阳兵工厂、铁厂、龟山炮台相对，清军屡次想从这些地区进攻，终为龟山炮火与汉口火势所阻，不能达到目的。（53）
清军在攻占汉阳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进行和谈，阳夏战役竟戛然而止。
武昌能否守得住，当时人们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主张坚守武昌者认为武昌可保，如鲁俊英说：“长江天堑，敌难飞渡，画江而守，不出旬日，如有援军齐集，破敌必矣。”张振武亦说：“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粮饷枪炮充足，举军号称数万，尚能背城借一，此不可弃武昌者。”（54）其他认为武昌可保的依据不出此范围。
当时中外舆论大多认为武昌是难保的。康有为说：“适袁有窥神器之心，故荫昌破汉口而讲和，再破汉阳，本可三小时破武昌，乃又讲和，其意专欲藉革力以胁满洲。”（55）谭人凤说他“入武昌，到城时……人心惶惶，大有悲惨难堪之状，使当日北军侦悉，仅遣一队渡江，武昌唾手可得”（56）。英国人埃德温·J.丁格里认为：“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汉阳的地形兴许是最难攻破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枢轴。如果对方拥有大炮，那么汉阳失守，武昌实际上也等于丢失了。”丁格里还说军政府外交部的一个重要官员这样对他讲：“吾人拟再战一二回合，然欲保全城市，则无济于事。”“革命军主力将自城后撤离，移师九江，会聚南京。”据报称：“黎元洪宣称，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他告诉他的助手，朝廷军队肯定要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57）日本驻汉口的情报人员说：“武昌之陷落亦在数日内”，“是故今日虽尚非判断两军强弱之时，而大势则可称已定”。（58）冯国璋说：“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寥寥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此种情形，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59）武昌能否守得住，以上两种意见截然对立。
汉阳失守后，“初八、九、十等日，敌炮轰射武昌，天地震动，毁都督府及军务部。黎公避驻卓马泉，各队员及百姓纷迁出城，城中一空，军务部仅存三十余人”。（60）“十一日轰击甚烈，黄鹤楼前自鸣钟一座首被击坏，武昌城内外商店闭市，人心惶恐，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午后一时，军政府军装室中弹，顿时人心益形不安。”（61）“又闻谣言，敌人放奸细来城中，乘夜放火。”（62）此时，武昌的秩序大乱，人心已散。
从地势上看，“武昌原四通八达之区，利进攻不利退守”（63）。“汉阳实武昌屏藩，汉阳失即武昌不可保”（64）。
从当时武昌的兵力装备看，《武汉战纪》中说：“炮队为军中骨干，我军全力原注重汉阳，不意经此大挫，致军中主要山炮、野炮四百余尊，损失殆尽，存余武昌者，不过损坏不全之小口径山炮数十尊耳。如论兵力，鄂军原有八协，除留卫省城完全建制之军尚不及两协外，余则死伤逃亡，去其十之八九，士气摧残，均无斗志。”（65）
从当时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中亦可看出武昌的能守与否。“十月十二，闻停战议和之说，人心粗定，武昌渐安。等与同事诸人喜溢望外。”（66）“我们调鄂城不几天，汉阳既告失守，武昌岌岌可危，形势极为不利。幸北军未渡江；过不多久，停战议和，大局始告稳定。”（67）“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68）
至于援军问题，阳夏战役中武昌军政府发电各地求援，但除了江西方面派有部分援军外，其他地方虽竭尽全力，然终因路远难以救急。如广东北伐军，“大队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广州乘船出发”。阴历十月十八日即阳历12月8日，不仅出发晚，而且是先至沪、宁等地（69），这样的援军，岂能解燃眉之急？
清军方面，冯国璋在12月1日致电清内阁等说：“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据，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顷已于黄州黄梅登岸，大势尤岌岌可危。并有外人掺杂其间，欲坏我三道桥，铁路倘一败坏，即信阳孝感亦不可保。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者，大半此伏彼起，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非有实地把握不能进攻。”有人据此认为清军无力进攻武昌，其实不然，冯国璋在该电中接着说：“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冯国璋此电的用意在于要求袁世凯派段祺瑞援助他，即帮他控制后路。那么，段祺瑞态度如何呢？11月28日段祺瑞在致袁世凯电中说：“统观全局，汉虽下，当休息兵力，威胁武昌，令之投诚。明知非口舌所能争，然不得不示以仁义之名。乘时扫清黄陂应城两方，使无后顾忧，而后专心武昌。请以钧谕谆告，当能动当事之听。昨日武汉互以炮击，闻武昌逃出民与匪不少。此事宜令华甫即竟全功，万不可稍有移易。”（70）从中可知段祺瑞是主张严剿的主战派。
无论是从汉阳失守后的状况、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援军不济等方面来看，还是从冯国璋、段祺瑞的态度看，武昌断难守住，如果不是袁世凯下令停战议和的话，我们相信，以当时的情形，武昌必为清军夺去。袁世凯“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71）。
对于武昌，袁世凯以段祺瑞代冯国璋，力行停战议和政策。对此，清廷王公亲贵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夫‘议和’二字，乃敌国相待之礼，彼革党者叛匪耳。总理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之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72）他们还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均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员，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答道：“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化龙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73）应该说，袁世凯的停战议和政策对南方反清势力十分有利。此时，袁世凯占据天险龟山，使武昌处在龟山北洋军的炮火射程之内，而袁世凯此时却并不急于乘胜攻击武昌的起义军，而是选择了保存这个革命首义之城，以便向清廷进行要挟趁机攫权。
而正当南北两军在汉口、汉阳进行血战的时候，北方局势也并不稳定。
武昌起义前，清政府计划在直隶永平举行秋操以显示禁卫军的威力，震慑新军。清廷抽调驻防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进关举行秋操。这支军队开到滦州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清政府令其暂驻滦州待命。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第二混成协统领张绍曾、兰天蔚发动兵谏，电奏清廷，说叛乱的源头是由于政治制度导致的，要求立即实行立宪，削去清室皇族亲贵的专权，组织责任内阁，还警告清廷必须迅速执行，不然内阁一日不成立，内乱就会一日不平息，并要求迅速公布由议院制定的宪法。
这时的袁世凯就成了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唯一的选择，内阁总理已经是非袁世凯莫属了。11月1日，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2日袁世凯奉命组织责任内阁。就在袁世凯奉命组阁之时，驻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74），截留清廷运往湖北的军火，并要求清廷大赦革命军，迅速停止战争，命令冯国璋军队退出汉口。11月4日，吴禄贞利用率军队赴山西镇压革命军的机会，乘火车入娘子关，会见山西都督阎锡山，拟与山西革命党成立燕晋联军，商议山西革命军与第六、第二十镇联合合并进兵北京，推翻清政府。11月6日，吴禄贞一面暗中策划进兵北京，一面对清军在汉口的暴行进行激烈的抨击，再次要求清廷大赦革命党人，并停止战争，依法严惩汉口烧杀的官军，由国家赔偿汉口百姓的损失。
袁世凯对吴禄贞的动作十分警惕，接到各方面的情报，极其惊惧。如果吴禄贞的密谋得逞，非但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势将告吹，自己也将受到南北夹击，恐有性命之忧。他不敢北上就职，去电辞谢，载沣不允。袁世凯以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应由国会公举”故不敢奉诏。同时密令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周符麟原来是新建陆军的正兵，由袁世凯多次提拔，官至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1910年被吴禄贞撤职，于是对吴禄贞怀恨在心。周符麟来到石家庄后，以两万元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于11月7日在石家庄车站将吴禄贞刺死。周符麟得以官复原职，李纯接任第六镇统制，第六镇又完全置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同时还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张绍曾闻吴禄贞被刺，害怕起来，吓得匿居天津租界不出来。袁世凯建议清廷派张绍曾为宣抚大臣，并荐举潘矩楹代理第二十镇统制。潘矩楹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办事，把镇调开，分扎于新民、昌黎、永平、山海关各地，瓦解了“滦州兵谏”。
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部署好前线军事，即带领大批卫队北上，11月13日抵达北京。次日，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袁世凯，命其不要辜负重托。袁世凯于11月16日，宣布了其内阁正式成立，其阁员如下：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部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学务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军部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司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袁世凯的所谓责任内阁，不过是政治上的一个花招，在这些大臣名单中，袁世凯的亲信党羽占绝大部分，他们占据了内阁的要害部门。一部分是君主立宪派人物，如梁启超、张謇这些君宪派著名人物都名列榜上，但他们许多人没来就职，实际上袁世凯得以大权独揽。
12月6日，载沣被解除了摄政王之职，恢复醇亲王封号，退归藩邸，此时，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朝廷已被架空，真正发号施令的就是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