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就找到了发家的契机，随着北洋军的练成，官运一路飙升，光绪末年达到鼎盛，其时除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还有中央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等八项兼职，而且牢牢地掌握着北洋军的控制权。当时的北洋军已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精锐之师，袁世凯自然从中得到了最大的实惠，成为当朝权臣之中的权臣。但时事难料，随着光绪帝和西太后的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因戊戌告密之历史性过节，袁世凯的处境注定十分被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帝、后去世未满百日，载沣就决定对袁世凯下手，而且想一步到位，永绝后患。也许是袁世凯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在一片反对声中，载沣不得不把诏书内容改为“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洹上生活。这三年是袁氏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年，也是袁世凯最彷徨、最苦闷、最矛盾的三年，此乃其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折时期。三年间他表面在洹上村隐居，实则积蓄力量，如猛虎在山，待机而动。
一、罢官回籍
1908年的袁世凯，如日中天，权倾朝野。10月，在他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周年之际，于一片祝颂声中度过了50岁生日，步入了知天命之年。然而，时事难料，天意难测，一个月后，1908年11月3日，慈禧在颐和园度过了74岁寿辰，患了痢疾，卧床不起。7日，她把奕劻派到东陵去查看她的陵墓工程，13日，奕劻听说光绪病危的消息赶回北京后慈禧降旨，授载沣为摄政王，命将其3岁的儿子溥仪抱到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14日，官方宣布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逝世于瀛台之涵元殿（1）。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为了表示新朝的“恩泽”，朝廷于19日优赏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加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衔、用紫缰；赏加张之洞、袁世凯太子太保衔，用紫缰。
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因戊戌告密之历史性过节，袁世凯的处境注定十分被动。而这时朝野许多与袁世凯有矛盾的亲贵、官僚乘机而起，倒袁暗潮在激扬鼓荡。其中导致袁世凯罢官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三霖（麟）环奏”。晚清末年，御史当中最著名的有三人：赵启麟、江春霖、赵炳麟，俗称三霖（麟）。赵启麟在1906年曾上折弹劝杨翠喜一案，因此名声大噪。三霖（麟）本约定联合行事，一人先行弹幼，二人继之，为首尾环攻之策。赵启麟名字居前，先上弹章，免官后赵炳麟又上折子，西太后仍置之不理。都察院陆宝忠再上，被免官。对此结果，御史们均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对袁世凯十分痛恨。待到两宫宾天，江春霖继续上疏弹劝袁世凯，罗列罪状达20款之多。
三霖（麟）的奏折一上，即被载沣召见，载沣说：“我向来没有经历什么大事，这次奉孝钦皇太后遗旨监国，很希望得到你们御史的帮助。过去让言官议论朝政，本意是集思广益，但是最近两年以来，毫无建树。国家向来没有加罪言官的条例，我自当悟守陈规。希望你转告大家，都要直言进谏，可采纳的采纳，否则留中，不予责罚。你向来憨直，我很赏识，一定要始终如一，不可渎职。”江春霖说：“当大臣的大都能休休有容，小臣为了国家，也就顾不上忌讳了。我曾经对同僚说过，留中的事似乎大可不必。”载沣说：“今天的大臣非古代可比，尽管如此，你也要勉为其难。”他又让江春霖详细说明弹劾袁世凯的各条款项。
江春霖的奏折刚刚递上，即获召见，军机处大臣十分惊奇，次日消息传出，受到弹劾的庆亲王马上请假，袁世凯也知晓情形不妙，预先准备。接着，赵炳麟、陈田又上奏章，落井下石，于是，袁世凯被开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帝、后去世未满百日，载沣就决定对袁世凯下手，而且想一步到位，永绝后患。当时袁世凯确实面临严重的杀身之祸，命悬一线。杀袁世凯与光绪有关，并体现在载沣与康有为的身上。载沣要杀袁世凯是“消除十年前戊戌政变时袁出卖光绪皇帝之恨”（2），据说“光绪的最后一道圣旨就是杀掉袁世凯，为他出卖光绪皇帝和戊戌维新人士复仇”（3）.[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4：28）★★★gt@[3]lt@/spangt@。而主张杀袁的第二促动力量来自于康有为，他曾借机上书摄政王，要摄政王将袁世凯“肆诸东市”，“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4）
在慈禧死后的第57天，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到宫中为光绪帝守灵。正在值班期间，清廷宣布了一道上谕，其内容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行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听后又惊又惧，又羞又恼，还不得不强颜欢笑，领旨谢恩。（5）
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殆情形，袁世凯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坐以待毙。因清朝处理权臣的惯例是先罢官再抄家最后杀头，袁世凯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他也不会例外。袁世凯在事发后，情急之下，只身逃往天津。“袁由内廷返锡拉胡同寓所，已备悉谴斥经过，异常惊惶，唯恐尚有后命，遂匆遽微服赴津。”（6）袁世凯出逃天津，与庆亲王奕劻有关。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称：“有一天，庆王奕劻向我父亲透露说，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最好赶快躲避一下。这时候，杨士聪（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7）
袁世凯逃到天津，主要意图是观风向，以便于危急时逃往日本。可是，此举并未成为现实，有三个人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杨士骧。袁世凯的女儿说：“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利顺德饭店说明利害，劝我父亲回京，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这才又回到了北京。”（8）张国淦的记载更为详细：袁世凯到天津后，“暂憩于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立遣其长子毓瑛（字璞山）往见，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师（杨拜门称受业，故毓瑛称太老师）系奉旨穿孝大员（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今擅释缟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经发觉，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则祸更不测，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彷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另调机关车，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车站（津东站）登车，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不可稍作勾当’。袁遂于次晨由西车站仓皇登车，时到站相送者，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熙、严修及端绪（礼部郎中，端方之弟）、继先（端方之子）数人而已。是日适学部值日，严修抗疏请收回成命，监国面嘱张之洞转告严：‘此旨已属从宽，不必再有渎请。’遂未明发谕旨，严旋即奏请开缺，得谕旨即返津云。”张国淦还补充道：“袁于罢职当日赴津即夜返京，次晨即由西车站出京，此记云翌日赴津者误。”（9）
二是世续。“世续正好去袁府慰抚袁世凯，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硬闯进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还朝，并说决无再返加严惩之后命。”（10）
三是王祖同。刻于民国十年的《参议院议员前广西巡按使王公墓志铭》上记载：“宣统初袁公罢黜，潜诣折津，将远遁，公追止之。正色曰：‘如此则退，祸且不测。’袁公悟，徐还洹上。”（11）
袁世凯一贯老谋深算，做事步步为营，慎重求稳，此时也乱了方寸，由此可知他当时是如何惊惧。王锡彤说，此次沧桑巨变对袁世凯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此磨难，袁心力交瘁。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偕李敏修谒袁宫保于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唯两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气概自不能掩。且正在国恤期内，彼此均不薙发，故益觉黯然。因先约定不谈国事，寒暄毕遂及实业，屡询余禹州矿厂之事”（12）。
袁世凯惊慌如此，也连及其家人。袁静雪回忆说：“我们家里的人原来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锡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宝生（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13）
袁世凯最终很幸运地逃过一劫，与军机大臣的鼎力援手关系至重。
首先是奕劻。溥仪回忆称：“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14）
其次是张之洞。“据穆瀛（铁良子）说，项城放归事，闻诸吾父云，隆裕召军机领班独对，摄政在侧，庆邸入，后出‘先帝手敕办袁世凯’，庆伏地无言，后怒甚，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庆，召张入，示以此旨。张回奏大意：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后默许，遂有回籍养疴之谕。袁在枢垣，起坐不宁，张下，迎询上意，张谓：‘回去休息良佳’，袁谢‘世叔成全’，忽遽退值，即日赴津。”（15）
第三是世续。“据徐一士题项城致浭阳手札庐江刘氏纪，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臣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出谕旨，初更严峻，经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赤，强作狞笑云：‘天恩高厚。’”（16）
再就是鹿传麟。“摄政王受萋斐之言，对袁初意本不止罢官。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个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幸张、鹿两公百方调解，始得完全回里。”（17）
一朝天子一朝臣，袁世凯在西太后死后，朝局动荡、载沣痛下杀手之时，以保命为第一要务。他备受惊吓，在此后的数月间，可谓是惊魂不定，自无余暇考虑东山再起。袁世凯试图亡命海外，且言行谨小慎微，起因就是当时载沣确有杀袁世凯之心。即使是开缺回籍后，载沣也依然对袁世凯耿耿于怀。当时“步军统领曾派袁得亮（彼时系步军统领衙门武职，民国后升授右翼总兵）护送，实则暗负监视之责”（18）。
那么为什么清廷没有对袁世凯追加惩罚从而置之死地呢？一方面是朝中大臣张之洞、奕诓等人极力反对，另一方面是列强的干预和北洋新军的威慑。因种种利益的纠葛，列强对袁世凯的命运十分关注，日、英两国更是公开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晚清政府基本上是洋人统治中国的工具，洋人的脸色不敢不看。北洋新军为袁世凯一手培植，诏书下达后，北洋将士个个愤愤不平，几乎发生暴乱。如果袁被处死，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有一点就是，载沣生性懦弱。这才使得袁世凯只被罢官没被处死，否则此后的历史将被改写。
二、归隐彰德
袁世凯在被罢官之后，初居汲县（今河南新乡），最后移居彰德，宣统元年（1909）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凯在致严修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卫属庐舍狭隘，水土又劣，加之天气亢燥，家人多有病者。适彰德北郊有舍亲何副都统仲瑾空宅一所，去城少远，似较爽朗，遂于月之中旬挈同全眷移来此间。”（19）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从小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保庆，而袁保庆长期在外做官很少回项城，袁世凯成年以后，奔波在外，也很少回项城，所以他对项城也没什么感情。其实，袁世凯不回项城老家是有难言之隐的。袁世凯不回项城老家，除因祖籍的房屋已给亲族外，还有他和兄长袁世敦的矛盾。“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做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回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20）袁世敦被朝廷革职是在1899年11月20日。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21）袁世凯在安葬他的生母时与袁世敦发生矛盾。他的生母刘氏是其生父的侧室，兄弟6个中，除袁世敦是嫡出外，其余5个都是刘氏所生，当时已是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没想到回到老家会受到冷遇，袁世敦以庶母不能入正穴为由，不让袁世凯的母亲与其父同葬一穴。袁世凯几次出面，袁世敦都不买账，无奈袁世凯只好另置新坟安葬亲娘。从此以后，再也不愿回项城。（22）
选择彰德是因为早在罢官以前就已经在汲县买有房屋，但因房屋较少，住不下那成群的妻妾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打算在豫北这一带另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正巧他的亲家天津盐商何炳莹在彰德有一所大型别墅，袁世凯非常喜欢，何炳莹做了个顺水人情，赠送给他。这里又位于河南的最北端，既符合“回籍”的要求，也离京津地区较近，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内，且在京汉线上，交通便利，信息渠道畅通，所以经过一番扩建后，全家到此定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洹上村。
袁世凯回籍后，依然诚惶诚恐，生活十分低调，闭门谢客，且不主动与官场中人联系，不问政治，强烈地渲染一种归隐情结。袁这一时期的来往书信，大多数是对别人来信的回复。在信中袁世凯反复表示“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余年，皆出天家所赐也”，“杜门养疴，不干外事”。对友人的金钱馈赠一概退回，并声明在此地生活十分节俭，用钱不多，实为敛名。又把其兄袁世廉接来同住，湖上泛舟，田野漫步，颇似闲云野鹤。与妻子儿女朝夕相处，享不尽的天伦之乐，同文人墨客诗酒唱和，道不尽的风流儒雅，养寿园中的生活好不惬意。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已与世无争，他将自己与袁世廉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东方杂志》登载，这完全是在作秀给满洲贵族看。他是想让他们相信他已没有斗志，已无心再问时事。
实际上，他的政治抱负丝毫未减，这在他的一些诗中都有表露。如著名的《登楼》诗：“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古人云：诗言志。占地将近300亩的养寿园，融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在常人眼里是十分奢华的，但在袁世凯的眼里，却是仅能容膝的小楼，表现了其对目前状况的不满。“北斗”泛指帝王，“平北斗”是要问鼎最高层，“翻觉太行低”表明太行山在他的面前不过是一个小土丘，好像迈步就能跨过，反映出袁世凯野心勃勃和狂妄自大，这与他的隐士身份很不相称。另一首《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二）：“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表明了袁世凯不甘寂寞，还有未了的心愿，感叹壮志未酬。一句“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表明袁世凯在心中运筹帷幄，时刻准备着重现江湖，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风云变幻，世事难料，胸中装着乾坤却报国无门，留下的只是一声叹息。正如他的信中所言：“半生鞅掌，梦觉邯郸”，怎耐“事变纷乘”。又有诗云“漳河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和王介艇中丞游园韵》），表明洹上村绝不是他的理想归宿，但又充满了迷茫。在《次张馨庵都转赋怀风示韵》一诗中袁世凯心系政坛的心情表现得更直白。诗文内容是：“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源任我求。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过愧留侯。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否。”用安邦定国的鲍叔和廉颇“尚能饭否”的典故，表现了他渴望出山的心情。所以说，袁世凯的归隐情结，完全是他的保护膜，是假隐士情结。在这层归隐情结的保护下，袁世凯不但保住了性命，还为以后的东山再起积蓄了力量，也作养了人望。袁世凯在洹上的三年虽然身心备受煎熬，却也可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袁世凯洹上归隐期间闭门课子。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时有钱人家都在家中设立私塾，请先生来家里教孩子们功课。袁世凯的家塾却与众不同，它除教“之乎者也”外，还教近代科学知识，并开设了留学预备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还聘请了女教师，专教年轻的女眷。袁世凯还亲自手书了《袁氏家塾训言》十一条作为教育准则，以示重视。
袁世凯还经营百泉名胜，投资教育事业。百泉位于太行山脚下，辉县境内，以百泉喷涌而得名，山明水秀，人称“北国小西湖”。朝中大员徐世昌、端方、封疆大吏锡良都有意把退休地选在辉县，端方生前没有遂愿，死后按遗愿葬在辉县。袁世凯也对百泉青眼有加，罢官后联合徐世昌倡议重修百泉名胜。领衔募捐，北洋旧部、至亲好友、河南籍绅士纷纷捧场，共捐款约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历时两年多，并立《重修百泉祠庙碑》以纪其事。现在这块碑还立在百泉湖西岸。当时袁还有意在百泉创办一所大学，只是受条件所限不能如愿。此外，他动用关系请直隶当局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并为优秀毕业生颁发奖学金。
袁世凯在归隐期间继续经营实业。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时就说过：“官可以不做，实业不可不办。”此次回籍后，更是表示“实业关系国家兴衰”，“罢官归田，无他留恋，唯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有意物色办实业的人才。汲县绅士王锡彤欣然应招，袁乃任命王为其经营实业的代理人。袁世凯在洹上村期间兴办的对后世影响最大也对人民最有利的实业是京师自来水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决定始于1908年，1909年虽然袁世凯被罢官，但决议已写入预备立宪议案不能更改。自来水公司属于官督商办，清政府不拿一分钱，袁责成王锡彤并邀周学熙等集股约300万，实际仅仅270万，艰难经营自来水公司，1910年竣工。公司建有水厂、水塔等基础设施，就城内外敷设大小水管共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工程质量很好，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还有投资豆腐公司的设想，只是在权衡利弊后放弃。并命王锡彤筹办河南罗山县银洞冲银矿。在彰德也有投资实业的活动。一是接管已倒闭的彰德广益纱厂，重新经营；二是投资水利，经营农业。另一项与实业有关的活动就是集股办洛潼铁路（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
三、洹上三年的思想流变
袁世凯洹上三年，其思想并非自始至终都在图谋东山再起，而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可从他所写书信中洞悉端倪。（23）
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1909年2月5日），袁世凯罢官回籍后写了第一封复信：“自去年秋间忽患腿疼，不良于行，曾经请假两旬，只以枢垣职任繁重，不得不销假，力疾从公……”“腊月，疾益增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春光渐盛，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终此余年，皆出自天家所赐也。”（24）六天后，即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909年3月2日），他又复信一封，中曰：“只以事变纷乘，不得不力疾销假……”（25）这里的“事变纷乘”，与正月十五日信中所说的“枢垣职任繁重”，多少还是有些差异的。
袁世凯在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还说：“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悚惧滋深。”（26）而到了四天后的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1909年3月16日），他复信中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鞅掌半生，蘧然梦觉，自顾回旋中外，罔补时艰，循省之余，方深悚疚。”（27）后一封信少了关键的四个字：“过多功少”。
袁世凯在叙述同样的内容时，于区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发生了上述变化，这些变化尽管是细微的，却反映了他的思想是流变的。
宣统元年上半年是袁世凯洹上隐居的初期，这一时期，袁世凯的生活可谓是谨小慎微。正如他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1909年5月9日）的信中所道：“杜门养疴，未便与官场通函。”（28）可是，此后情形则发生了变化，即袁世凯由一心求安转而为矛盾、复杂的心态。
袁世凯所谓的矛盾、复杂心态，其生成原因来自于外部。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于宣统二年（1910）写了一本关于袁世凯的书，书中写道：“尤愿袁氏东山再起，远小人而亲有道，求实效而戒铺张，俾支那宪政能实行，科学能勃兴，海陆军能强，实业能立，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供著者作支那维新史，及续袁世凯之美质原料，是不仅东亚之幸，亦即亚东之幸也，仅濡笔以俟之。”（29）袁世凯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1910年1月14日）写信称：“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前者都下偶有议论，报纸所传，未免失实。受业屡世受国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30）
到了宣统二年，袁世凯的矛盾心态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他为自己选择墓地，另一方面，竟然联络革命党，另有企图。
袁世凯最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障碍是58岁这道坎。说来也巧，可能是由于家族体质的某种特殊原因，从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与郭夫人夫妇建立他们这一个家庭起，到袁世凯这一代，祖孙的寿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这四代30余个男人当中，先他而死的14人里面，有13人死于虚龄58岁以前，仅其四叔祖父死于60岁。因此，袁世凯于宣统二年（1910）冬在太行山上为自己选了“牛眠之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墓地。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在致端方的信函中称：“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31）袁克文也说：“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32）
袁世凯联络革命党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孙中山的回忆。1911年11月孙中山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时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如果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就会爆发得更早些，而我现在当已在北京。”（33）
宣统三年间，袁世凯的思想继续变化，东山再起渐呈呼之欲出之势。
1911年3月，袁世凯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世凯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山恐亦不易收拾也。”（34）
1911年6月，袁世凯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35）
1911年8月，袁世凯撰写《重修百泉祠庙碑》，中道：“龙骧虎跃之士怀奇负异，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韬养其光气。而贤哲之有经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节诸人是已。……时方多事，风云俶扰，不知所穷，要非沉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才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36）
袁世凯在1909至1911年间思想在不断变化，从袁世凯数次做寿的情况比较中可以看出。光绪三十四年是袁世凯最风光的一次祝寿，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幅，寿屏120余堂，全部是泥金笺，寿屏为之购买一空。而且那些寿联也极尽对袁世凯的吹捧之能事，如庆亲王奕劻的对联是“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且署名为庆亲王奕劻；其子载振的对联是“相我国家尚书北斗，锡公纯嘏天保南山”，署名为“如弟载振”；张之洞的寿联是“朝有王章威九译，寿如召奭佐重光”。（37）除了寿联、寿屏之外，袁世凯对寿礼也是照收不误。这在当时就遭到了御史江春霖的批评，但因当时袁世凯权重望深，且心高气傲，故大肆张扬，和他罢黜归隐后的宣统元年“躲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他给友人冯汝骙的信中说：“复以贱辰，荷蒙厚贶如意、名画、古砚、佳磁诸品。乡居养病，虚阅流光，何足云寿，矧在国制期内，亲友枉驾，均不敢当。”（38）在这里，袁世凯低调做寿彰显无遗。据王锡彤的记载：“二十日袁公寿日，旧日僚属多来庆祝，均拒不见。张提督勋创议直走上房，众閧然随之。袁公因之赔礼甚多。”（39）到宣统二年袁世凯被罢官后过第二个寿诞时，情况稍有改变。据王锡彤记载：“十八日赴彰德，二十日祝袁公寿。是时，袁公去位已将二载，天下之仰望之者愈众。旧日僚属亦明目张胆复来趋附，不似从前之藏头露尾矣。唯袁公殊淡泊，尝着蓑笠持钓竿与其兄清泉徜徉洹水之上焉。”（40）
袁世凯在洹上三年间的思想变化，正如王锡彤所说，袁世凯到卫辉后，“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慎守大臣去位闭门思过之道意”（41）。袁静雪也指出：“我父亲到了辉县，最初真是‘闭门思过’，后来才渐渐活动起来。”（42）袁世凯的思想演变有一个从保命到试图东山再起的过程，在其罢官之初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初至洹上，其所作所为多是为了保命，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三年后的辛亥革命。
四、洹上三年为了保命还是东山再起
袁世凯洹上三年的所作所为，多有作秀色彩，这主要体现为建筑景观的命名及楹联、发表洹上垂钓的照片、却馈赠及做诗等。（43）
为建筑景观命名及题写楹联。袁世凯到彰德之后不久，筹建了养寿园。“养寿”二字，为昔日慈禧太后所赐手书，中有养寿堂，该堂楹联为：“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园南是“谦益堂”，“谦益”二字为慈禧太后1902年初所赐，袁世凯以此二字命名，意在“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44）。该堂楹联“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裟让老夫”，系袁世凯亲拟。其余景观和建筑有无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淡榭、葵心阁、啸竹精舍、杏花村、临洹台、洗心亭、垂钓亭、盖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叶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汇流池、鉴影池、卧波桥。整个园内，名花遍布，香飘四季，茂林修竹，婆裟滴翠，高石泻泉，瀑散珠玉，朱栏半隐，曲径通幽，确是一个景色绝佳、清幽恬静、适于颐养天年的处所。（45）袁世凯的上述题名或题联，在洹上生活之初，应该说，此乃向清廷表白，以为保命。
发表洹上垂钓的照片。袁世凯曾发表一张洹上垂钓的照片，对此，袁静雪回忆称：“他曾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照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46）目前，学界关于这张照片的争议有二，一是袁世凯是站着还是坐着，二是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有论者认为，“在今天袁家留下的旧相册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由袁克文摄下来的照片：碧荷丛中，一叶小舟，船头端坐一人，蓑衣斗笠，悠然自得，船尾站立一人，长篙荡水，信舟而行。这正是他哥俩在养寿园汇流池里留下的一幅行舟图。坐在船头掌篙的是老三袁世廉，站在船尾手执长竿垂钓的正是袁世凯。”（47）还有论者则指出：“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天津某照相馆为他摄此影像，美其名曰：‘蓑笠垂纶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渔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不过，上述争议并非关键所在，问题在于学界对此照片发表的政治含义惊人地持一致看法：东山再起。事实上，如若我们抛开成见成识，则可发现，照片里并没有透出东山再起的玄机，至少我们亦可认为，这是袁世凯期望清廷对自己放心，以免加害。
却馈赠。洹上三年，袁世凯对友朋的礼敬或收或拒，多有记载。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909年5月13日），袁世凯在信中提及拒收礼金一事：“猥承雅贶，忝叨至契，不当固辞。唯弟现在家居河北，地方俭约，年来俸糈所余，尚敷用度。朱提壹竿，特交来弁赍回。务祈曲加谅恕。嗣后如有所需，即当修函通融，再乞廉泉分我也。”（48）而到了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三日（1909年6月10日），他又有收纳礼品的记载：“雅贶星石一峰，玲珑瘦透，置之荒园，足使林泉增色，敬谢，敬谢。”（49）袁世凯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宣示所有亲朋、故旧、袍泽、部属，凡是银两钱财之赠，不论馈赠者的身份、馈赠数量，一概婉词谢绝。已送来者坚决璧还；未送到者，致函婉拒。至于贺寿衣服、食品，嫁娶的奁具、衣料、幛轴、冠服等，吊丧的挽联、挽幢等，礼尚往来，自然是无拒绝之理的。（50）
袁世凯此举利于自己养名望，正如他自己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一日（1910年10月23日）所说：“历官中外二十余年，硁硁之守，当为朋僚所同认。迨归田以后，契好恐兄俸余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51）袁世凯被起用之际，载沣还说：“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52）
袁世凯却馈赠利于养名望，并且在客观上有利于东山再起。袁世凯不贪财，即使没有东山再起，他也要养名望。
做诗。袁世凯在洹上时做了一些诗，据其长子克定的《洹村逸兴》和次子克文的《圭塘唱和诗》中所录，除去重复者，约有21首。这些诗，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游园诗（含咏物诗），如《春日饮养寿园》：“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飧樽酒共群贤。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春雪》：“连天雨雪玉兰开，琼树瑶林掩翠苔。数点飞鸿迷处所，一行猎马疾归来。袁安踪迹流风渺，裴度心期忍事灰。二月春寒花信晚，且随野鹤去寻梅。”
所谓“诗言志”，袁静雪说：“他的诗确实做得不算好，但是从诗里却可以看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了他对清廷不满的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机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53）受此影响，学界多有类似看法：袁世凯写的五言绝句《登山》诗“楼小能容膝，檐高与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被认为“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政治野心”；（54）而其在《次张馨庵都传赋怀见示韵》诗中的“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否”更被认为是“面对风云激荡，江河横流，他依然强健如初，急切地渴望出山的心情在这里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55）“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残局，舍我其谁”。（56）
袁世凯毕竟不是一般的墨客骚人，他是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强人，诗中流露出类似于王安石那样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心境，自可理解。袁世凯自己在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1910年8月10日）就曾函称：“养疴乡里，寄兴耕渔。偶托篇章，不过山野之间，自适其乐，未敢出以示人。乃蒙甄采及之，弥增惭恧。还祈斧削然后登选。其中有稍觉伤时者，仍不可滥入，是为切属。”（57）
袁世凯写的诗是矛盾的，其中既有寄情山水、倾向隐居的意味，亦不乏不甘心罢官、试图东山再起的心思。对于前者，人们往往以为是作秀，而后者则认为是试图东山再起的重要素材。
袁世凯的诗是矛盾的，他的心态也是矛盾的。直到武昌起义后，经过与清廷的讨价还价，袁世凯最终决意出山时，袁静雪说：“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都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58）
无论是倾向隐居、寄情山水的游园诗（含咏物诗），还是不甘心罢官、试图东山再起的言志诗，更多的是袁世凯心境的真实再现，这与建筑景观的命名及楹联、发表洹上垂钓的照片、却馈赠等相比，作秀的意味要淡许多，且主要体现在后来的发表一事。有论者说，袁世凯“在诗中竭力隐匿政治野心”（59），其实，与其理解为“隐匿”，还不如说是袁世凯在认为自己性命无忧之后，试图有所作为的真情流露。
注释：
（1）两宫同时晏驾，引起各方的种种揣测。对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期和原因，众说纷纭。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进贡红丸，先一日把光绪毒死，这便是流传很广的“红丸案”；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又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于是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劻、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等等。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符合史实，还有待史料的发掘与史学家的考证。
（2）刘路生：《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
（3）[3]Chester）Ronning.）<span）i=1>A）Memoir）of）China）in）Revo1ution：From）the）Boxer）Rebe11ion）to）the）Peop1e’s）Repub1ic</span>.[M]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2004：28）
（4）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9页。
（5）《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第74页。
（6）张国淦：《近代史片段的记录》，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9页。
（7）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8）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1页。
（9）张国淦：《近代史片段的记录》，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49—150页。
（10）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95页。
（11）《参议院议员前广西巡按使王公墓志铭》（民国10年），新乡博物馆藏。
（12）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13）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凯》，第2—3页。
（14）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3页。
（15）参见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4页；《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66页。
（16）张国淦：《近代史片段的记录》，见《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50页。
（17）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18）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0页。
（19）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23页。
（2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421页。
（21）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凯》，第12页。
（22）苏全有、冉丽娜：《1909—1911年间袁世凯归隐问题述评》，《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3）苏全有、董洁：《1909—1911年：袁世凯的洹上三年》，《兰台世界》2007年第17期。
（24）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191页。
（25）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199页。
（26）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199页。
（27）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01页。
（28）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09页。
（29）[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时闻报馆1910年版，第342页。
（30）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44—245页。
（31）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1-4264页。
（32）袁克定：《洹上私乘》，第20页。
（33）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
（34）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页。
（35）刘厚生：《张謇传记》，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版，第181—182页。
（36）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37）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39—240页。
（38）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37页。
（39）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49页。
（40）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6页。
（41）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56页。
（42）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2页。
（43）苏全有：《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再起》，《求索》2009年第6期。
（44）袁克定：《洹上私乘》，第23页。
（45）侯宜杰：《袁世凯全传》，第173页。
（46）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4页。
（47）纪能文：《袁世凯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48）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12页。
（49）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14页。
（50）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13页。
（51）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67页。
（52）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1957年版，第110页。
（53）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6页。
（54）李建武：《在安阳隐居的袁世凯》，《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55）斯陆：《漫说袁世凯洹上诗》，《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56）刘路生：《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
（57）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第264页。
（58）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7页。
（59）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