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娜的不安全感，源自她的生活履历。她的母亲很年轻就结婚了，丈夫旋即在1941年去了战场，她便孤身一人。4年后，从战场上回来的丈夫残废了。他们都感到无法再回到原先的家庭生活，多丽娜的父亲去了军人疗养院。多丽娜的母亲是个大美人，多丽娜的美丽是从她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她的母亲自然会有别的男人。多丽娜从小和一个被她称作“教父”的叔叔生活在一起。母亲带上多丽娜和教父共同生活的时候，多丽娜只有4岁。但是，母亲和教父终于也没能把日子过得安稳下去。两年后，多丽娜的母亲走了，多丽娜开始和教父生活在一起。当然，教父很宠她，她也早就把他当做父亲。接下来，母亲经常来看她，每次的探望都以她和教父尖锐的争吵声结束。多丽娜听得出来，他们争吵的起因大多因为金钱，而他们都希望多丽娜向着自己。多丽娜说，如果爱就是那样，如果夫妻就是那样，那么她宁愿一个人生活，永远不要爱上别人。多丽娜还得出：爱情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
是的，在大人的世界里，多丽娜没有自己的位置。她感到自己必须强势，因为她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里。高兹能够感受到多丽娜身体上的那种力量，他同时也深深地喜欢她身上那种被克服的脆弱，赏悦她脆弱中的力量。因为高兹也从自己的成长历练中，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深深地根植了这两种力量：正在培植的坚强和被克服的脆弱。他们开始彼此保护对方。是的，他们需要借助彼此共同创造一个这个世界原本拒绝给予他们的位置。
接下来他们有一次分离。高兹要回他维也纳的家。他们要经过几个星期的分离。在送高兹去火车站的路上，多丽娜不说话，她担心他的那个家会是他们亲密关系的阻隔。在站台上，高兹从口袋里拿出应该归还给父亲的金表链，将它套在了多丽娜的脖子上。在维也纳的家里高兹过得很沉闷，以至于不到日子他就对母亲说要回洛桑。母亲问他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魂不守舍，高兹说，是他的房子，他的书，还有一个他爱的女人。
有一天，高兹的母亲去了洛桑，她是来阻隔他的儿子和多丽娜的情色关系的。高兹的母亲拿出一份高兹和多丽娜的笔迹鉴定书，说他们的笔迹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是不合适的。那一天，多丽娜和高兹去酒店看望他的母亲。高兹先去了酒店楼上的房间告诉母亲说，多丽娜在下面，他希望把多丽娜介绍给母亲。母亲说，谁是多丽娜？我和她有什么好认识的？高兹走下来，告诉多丽娜他的母亲不愿意见她。就在这个时候，那位母亲、那位贵夫人从楼梯上下来，温柔地叫道：“多丽娜，我亲爱的，认识你我是多么高兴啊！”高兹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场面，写道：“你高高在上的自如和她故作姿态的高贵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是多么为你在这位贵妇人面前的表现而自豪呵！我是多么为你在谈及钱的话题时所表现出的蔑视而自豪。”他们深深地在彼此的生命里面沉浸，高兹说，爱情是两个主体彼此沉迷，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描述的。也没有什么可社会化的地方。也许只需如此，爱情为彼此提供逃避自我的可能。
但是，当他们把结婚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高兹过往生命积累下来的理念还是让他犹豫了。他不那么起劲地办理婚姻所要求的行政手续，他还是感觉到把爱情和一纸契约结合在一起的不适。他的这种对于婚姻的质疑与多丽娜无关，而与他积习的理念有关。他认为，婚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固有习惯，是将一种关系法律化和社会化。他曾经对多丽娜说，什么能够证明，在10年或20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吗？高兹是萨特的学生，他崇尚萨特的哲学。萨特一生选择不婚，他对于婚姻的质疑大抵也会让高兹这个学生受到影响。在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用了30页谈论了婚姻成为爱情的“问题”这个话题。萨特认为，我们为什么要爱？为什么希望被某一个人爱而把其他所有人都排除在外？的确是不可能的。
多丽娜回答说：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晚年的时候，高兹才深刻明晓，其实多丽娜从来都比他自己会做“人”，这个“人”当然指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本身；而他其实一直在做一个“推迟存在”的人。这让我想起一个哲人曾说的话：其实女人更懂人生，男人懂得的无非是人生哲学。
多丽娜开始不确定高兹是否对这份感情的长久诚实。高兹的犹豫加深了她的怀疑。她平静地告诉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宁愿离开他，她不愿意他们的爱情坠入可能的背叛和争吵的深渊。她建议说，他们试着分开1个月的时间，再根据自己真实的愿望作出决定，然后她就走了。就在这一刻高兹立刻就明白了，他根本不需要一分钟的思考就完全可以作出决定，他要和她结婚。她是他生命中第一个投入全身心去爱的女人，这才是真正的初恋，而不是原先和那些女人扭扭捏捏没有意思的情色关系。如果他让多丽娜走了，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高兹给多丽娜写信，他的信充满柔情，请求她回来。直到多丽娜终于回来，和他一起过他们的穷日子。
1949年初秋，他们结婚了。他们俩为了生存都找到了工作。高兹还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工作，他后来在报社当编辑。除了自己的工作，多丽娜一有时间就去高兹的办公室，帮助他清理成千上万悬而未决的来信。高兹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他每天要写到凌晨3点，多丽娜从来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他们俩都喜欢和词语发生关系，词语如潮涌来的时候，他们就给它们寻找最为清澈的组织方式。多丽娜懂得，爱上一个作家，就是爱他的写作，他们的日子是和顺的。高兹说，当他说“身体”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一个哲学家所说的“灵魂即身体”。是的，爱情就是与另一个人发生共鸣，身体和灵魂的共鸣，而且只能与他或者她发生共鸣。真正的爱情其实在世俗的哲学之外，比如，爱情迷惑的哲学；比如，萨特的哲学；比如，不可能的哲学。
婚后不久，他们就决定不要孩子。有一次某大报记者采访高兹，高兹说：“多丽娜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他们要的就是彼此属于对方。在当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正风行一时，高兹也是存在主义的推动者。存在主义的本质就是存在，是从自我的存在出发，人可以绝对地选择他所需要的本质，即可以自由地选择已有的社会价值标准，或自由地创造新的价值标准来使自己成为什么人。因为人生是荒谬的，存在主义的卓越之处在于任何荒谬的认同都不能仅仅当做忍耐，在忍耐中必须见证人类的自由。在当时，作为情侣的萨特和波伏娃各自夜夜笙歌，绯闻不断。当然，那是萨特和波伏娃自由选择彼此的生活，连那样必须的一种忍耐也是选择的结果。高兹和多丽娜的选择却与他们那个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他们选择“彼此只属于对方”。当然，存在主义对于世界的解读，原本就是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真理占领着绝对的积极和绝对的消极，往往都是两者皆有”。高兹和多丽娜当然也选择了自己的“存在主义”。他们在选择“彼此只属于对方”的同时，也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所必须选择的另外一种忍耐。当然，萨特和波伏娃忍耐起来显得困难的东西，或者说，萨特和波伏娃选择不必忍耐的东西，对于高兹和多丽娜来说，忍耐起来仿佛是比较容易的，或者说还用不着太动用“忍耐”这样的力气。
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顺其自然地流入成为常态的日子。也许，常态是一个乏味的东西。多丽娜柔美的爱情，竟然也没有能抵挡得了高兹在世俗世界的恐慌。或者说，对付生命与生俱来的恐慌，仅仅有爱情是不够的，高兹依然要用写作消除它们。高兹要用心理上的补形术来成全自己，他要在知识分子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工作和写作才能让高兹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制造自己的不在场，提炼出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外在眼光；让他学会在事实面前隐身，让它们开口言说他的所想。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这样的话语权，鬼知道他的多少时间被工作和写作占有。多丽娜从来没有表现出困扰，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当然，困扰和不耐烦一定是有的，多丽娜有能力把它们搁置在内心，以便成全高兹的成就。几年后，高兹的心血终于结成果实，他的著作《叛徒》得以出版。它的出版改变了他的处境，给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一席之地。它让他想的变成现实，一种超出他的意愿的现实，迫使他不断重新定义自己，超越自己。这样的高兹，才是那个避免了他者之镜里的那个固定形象的自己。
写作让他经常忘了多丽娜的存在。多丽娜曾经对他说：“你知道吗？3天以来你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多年以后，高兹回想这一句话，才心疼地替多丽娜想，其实当年她和自己在一起，或许比她一个人的时候还要感觉孤独。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在他的《身份的焦虑》中给我们指出，一个人极大的焦虑是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如果我们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别人并不喜爱或尊敬我们，我们就很难保持自己的信心。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唯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是的，阿兰给我们指出的是一种普世性的人性的焦虑。身份的焦虑使所有试图努力着的人促成了自己努力，让这个世界上布满了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阴谋家、地理学家。对于这种焦虑的解除，另一个好听的哲学词语把它们说成是“自我实现”。高兹想成为一个具备话语权的作家，想解除的那个东西，就是自己对于身份的焦虑。
高兹在当时就建树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放置在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比如，他认为人在工作之余，还应有其他的人生追求；作为个体自然的生命，应该懂得两者间的平衡点。他还认为，政府有必要设定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他的这个论点一直在各个政权实现的过程之中，并且还会实现下去。高兹最大的提醒是事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他警示说，全球化过程带来很多四处潜伏的环境方面的隐患。而且，反对核武器最早的声音，是高兹的“生态政治学”的重要理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