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河流安静地流进流出，每个人都是一痕小小波纹，身上携着一路上的细细风尘，急急地又要跋涉到未知的远方。随身的行李携带着行动的秘密，不管是时尚女人精致的靓包，还是农民工身旁鼓鼓的来自乡村的编织袋。
流动或者出发就像身体内的血液，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需、必然。出站口的地下大厅里有些空旷，散发着一些体味和被褥的味道，原来有许多人在这里过夜，硬硬的地板砖带给身体的冰凉，不知会不会让他们回想起家里粗陋而暖和的炕头。
身边陌生的脸也是风景，几个美院的学生在给旅客画素描，一个乡村女人拉来自己的娃，让学生给画一画。学生初出道，画得犹犹疑疑，但每一笔都特投入。选择这里画画，人脸的资源可谓丰盛，画艺一定能有长足进步。
有个和我坐同次列车的女孩，几乎让我的目光生出胶液，黑漆发丝，卷翘睫毛，白而无辜的娃娃脸，她对女伴说出的那个地名恰好是我老家的县城。曾经的青春的影子啊，时间仿佛轮回到被时光恩宠的岁月。
很少和旅客聊天，有一次和一个小伙子聊起来，他说在郑州上大学，我马上问：“郑大？”“不，一个职业技术学校。”我立时觉出自己的唐突和冒犯。这个留着小胡子的十九岁的男孩闯过广东、深圳，已是小江湖了。毕业之后不准备回老家了，他说郑州不错，准备在这里干出一番自立天地，颇有男儿口风。
小小候车厅，短暂停留的驿站。在这里，人们谋划更长的山水，更长的行程。
博客里的气味
网络降低了发表的门槛，形形色色的博客、微博，如同杂花满地，拂面相遇，总有些意外发现。
一次，在网上忽然闯入一名记者的博客。一篇篇看去，生活与采访的真实记录，桩桩件件来自生活底层的故事，冲撞着这名记者的心灵。他采访失学儿童，垂危而无法治愈的贫困病人，无计可施而被迫爬上高高的建筑讨要工资的农民工，报道之余，他痛苦地发出“近来为什么容易醉”？
他说以前是很少醉的，自己有八九两的酒量，可近来喝二三两就倒地醉了。由于经常接到弱势群体的求助，在采访中遇到诸多社会问题，有些事件报道后作用甚微，不能及时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所以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渐渐淤积起一些无法宣泄的负面情绪，为此而彷徨苦闷。
有人告诉我，这名记者就是我们报社的某某，我顿感意外。博客里的心灵释放与他平日的木讷内敛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人群当中，他根本就是一块木头，即使熟人和他走路相遇，他几乎也是不说话的。
他还把自己被毙的稿件贴出来。也许是导向缘故吧，编辑为了慎重起见，没敢采用。一篇篇读来，感觉他博客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山雨欲来的压抑，读到紧迫处，甚至能闻出雨拍风尘的腥气。
前段时间，杂志社的一位朋友谈到了一个博客，便进去看看，越看越觉得博客的主人很像以前身边的一个人，话语颇耳熟，像黑暗小巷里飕飕的朔风，神秘，犀利。
她去采访一个美籍艾滋病志愿者，对话里有许多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探访，比如对性观点的追问，那种近乎凌厉的采访风格，使我猛然想到她。对，就是她，有时她就是这样的，发问的时候喜欢穷追不舍，不管你是舒服还是不舒服。这一点有些像大牌主持人王志的风格。
她是报社的校对兼记者，在众人眼里她朴素、随和、爱笑。我并不知她还在写博文，并且把文字揉捏得如此逆常，完全迥异于她表面素色温和的日常生活。平时那么沉静的一汪水，博客里却暗浪层层涌动。或者说，人们眼中的她是一个面，而她的博客则像一眼离奇的井，趴在井边望去，触到的是幽深的洞穴，彻骨的罡风。
因为他和她，这两个博客与日常反差极大的人，我想，庸常平淡的背后可以堆砌着浪漫绮丽，平直苍白的背后可以抚触奇绝火热。如果说白日是通行规则的运行，博客则是黑夜自由心灵的涂抹与弹奏。
为了白日活动的安全，人类也需要像动物一样为自己抹点儿保护色，以适应大家共同生存的环境。
而内心世界，才是真实原态的，它是活跃的生命力在喷发游走，灵魂若磷火在星辰观照下随风飘移。
人类想的远比说出来的多，甚至我们想的远不是说出来的那回事。
或许因为生活中太多的言不由衷，博客才释放了这种有毒情绪，还原了真实，思想得以在这里自由呼吸舞蹈，个性之花得以在这里舒放自如，心灵之曲幽咽如泣，狂歌当哭。
因此，喜欢一个人的博客，是喜欢闻他文字里毫不遮掩的真切气味，活生生的，来自第一现场的观感思虑。
这两个记者，他们把笔墨浸泡在生活里，把生活中复杂的气味通过自己敏感的笔触提炼了出来，让人嗅到了真实和不安。这种真实的气味，没有经过香精的掩饰和伪装。就像一个女人在一群男人中间坐了，身上头发上被熏了呛人的浓浓烟雾。或是与朋友在一起吃了火锅，衣服丝丝缕缕的纤维里，都饱和了牛羊肉的膻腥。这种难以驱散的个性化的气息与味道，从博客里奔突逃逸，让每个经过的人意外驻足。
火车，火车铺满雪的铁轨
候车厅济济一堂，到处都是被大雪滞困的旅客，广播中传来一个男声：“某某次晚点，某某次晚点，给你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抱歉。”
终于盼来了等待的车，好不容易挤上，没座位，连走动都不可能。我被夹在两车厢间，头顶不时有水珠滴下来，冰一下我的脑袋，我想避一避，来自背后的力量说明了抗议。
加一个人就可多挣一分利润，或者也不尽然，咱们是人口大国，这个省的人口又是全国之最。适逢春节，人们回家心切，这条线路所承载的就格外繁重了。
想起那个芜湖火车站遇难的女大学生，便觉今冬的寒冷。健康与平安要常默念于心，只要好好活着，便是福分。
坐火车变成了站火车，车厢内没什么好看，全是男人与女人麻木疲乏的脸，只好定定看着窗外。
雪覆盖了原野，公路上偶见农用三轮车奔忙。一排排失去叶子的小白杨，裸露了细密的枝条，远望，像是大地浓密的眼睫毛。旷野上一座被遗弃的小房子，树上一个个黑黑的鸟巢。村庄接着来了，庭院，宽宽的街门楼，甚至近得可以看见“和为贵”、“紫气东来”的字样。
十几年前，读过从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情节忘了，只记得这个题目，下雪，黄河，这个意象落在我心中，呈现的是一种无边的静穆。当然，还是黄河边的一座小房子，那里面有人物的内在与外在活动。
黄河是一条悬在地面上的河，每次看到河床中间露出的片片沙滩，将黄河水隔开，黄河再不能恣肆狂奔，滔滔汹涌，显得无奈与柔弱。此时，一种沉重的思绪就蔓延过来，恨不得运用非凡力量将阻碍黄河脚步的泥沙都清走，给黄河一个可以奔腾无碍的深度与宽度。
雪地茫茫，红尘滚滚，总有些梦想难以割舍，迈出来，也就迈出来了。外面寒风凛冽，但开阔中延伸了人的思维，行走的快感很快就回到自身。
除了家人、身边的同事，常常见到的就是列车内的旅客了。我和他们之间反倒有种默契。
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
K179次列车早6∶07发车，站台周围还是一片朦胧的晨雾。等待着，列车来了，拥上去。对于突然“闯进”的乘客，列车上睡眼惺忪的乘客慵懒地睁开眼皮，瞅瞅，又困顿地掩上眼皮继续睡去。他们一定还有长长的旅程。
我开始找座位。一个男人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在上面睡觉，我朝他说了一句话，他有些不情愿地稍稍将身体弓起，脚头留下点空地，我才坐了下去。可他穿着袜子的脚还在我身边，这让我厌恶，但也不得不忍受。由于早上起得太早，没有完全从睡眠状态中解脱出来，于是靠着座背闭目小睡。
这时，一股浊臭气袭过来。男子的一双皮鞋，他的袜子，对面男子那双脱了鞋的脚，毫无例外，污染源就是这些。
对面两位男子在聊，一个在郑州郊区上班，但已“郊”到洛阳，另一位家住登封，现在北京做事，他们在谈手机卡哪一种更优惠。我觉得他们的闲聊是多余的，不如养神休息。不过，其中一个显然精力旺盛，另一个也是在应付。
1989年到1994年间，我和火车每年都有个约，在大中原与大东北之间咣当来回。此后火车在我的生命里便沉默下来，从颠沛流离到安居下来。随着丈夫转业，我充满荆棘意味的军嫂的称呼也被取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动荡到安定，终于和这种生活说再见了。
谁知，命中有此注定。公元2007年，我竟又从豫北的一个城市跨越黄河来到了省城，但家并未随之迁移，所以又离不开火车这个家伙。
一位80后年轻作家写道：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喜欢它单调寂寞的声音。
和她一样，在火车的声音中，我内心充盈着莫名的欢喜，或者疲倦。
吉卜赛
得知又要搬家，心里便掠过郁闷的云翳。好容易平静一段了，自以为要在这儿住个一年半载的。
站在居室里，透过窗，北边是高大蓊郁的女贞子，阳光下是她光线斑驳的枝条，长长的椎状花序，那种香气无所不入，在小区四处弥漫游走。枝条间生活着无数的灰喜鹊，灰喜鹊的分泌物随意泼洒到地面，院子的空地上全是层层的鸟粪，我不得不把自行车搬离树下。因为一夜醒来，马鞍上全是它们的恶作剧。
紧挨居室的南面长着与楼层一样高的悬铃木，想着是造楼的时候栽的，与楼有着不一般的亲情。清早拉开浅绿的窗帘，便现出它碧透的叶子，这是一种始终干净乐观的树，雨后更是清清爽爽，它总是抹过我心头的不悦。那种翠绿很容易地成为我心里的底色。
这旧而发亮的木质地板，朝南的大卧室。
这三层的楼高，如履平地，没怎么费劲就到了。
这诸多的好处是我不想搬走的原因。
外面的两个集贸市场，非常之方便。我已与这里形成一种默契。比如我一站在那个卖海产品杂货的小伙面前，他就微躬着身问：“要杏仁？一包还是两包？”
还有里面一家卖卤肉的小伙子。每星期必有一两次到这里，扫一眼油亮亮的肉品，最后固定在一个地方，喉咙里冒出水水的东西润着：“三只鸡爪。”
还有两块一袋的江米甜酒，打一个鸡蛋花洒上去，可以喝得浑身出汗。
说这些都没用，房子是租来的。这就意味着，随时都有搬走的可能，已经培养出的温馨也要无情抛掷。
街头有只肥公鸡，永远不过马路，在行道树下心定气闲地偎着卖干货的主人，它的活动范围就是几步之间，但它不急不怒，更不会在闹市不合时宜地引吭高歌。每次路过我都会瞥见它，这只在城市里淹没自己的公鸡。它乖乖的，适应了豢养，脚力与翅膀已经退化，丧失了奔跑和在同类中争霸的能力。嗓子如同摆设，再没有歌唱，也没有意见发表。
公鸡甚或雄鸡，这个代表性别与力量色彩的名字已经被它所阉割。
波德莱尔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某街，直到蒙巴那斯公墓。诗人北岛写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德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冥冥中，与心事重重的波德莱尔一样，有种不安宁的东西驱逐着我，因而，我遵从命运，并热爱搬家。
与诞生《恶之花》的波德莱尔所居住的巴黎不同，郑州有着明媚强烈的阿波罗之光，甚至光线过剩。
张爱玲也是一位热爱搬家的作家，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有一百八十多次，据说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住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有人分析，搬家对她是一种心理病症，因为她一直在设法避开华丽旗袍上的虱子，从笔下对人生的怀疑，直到生活的具象，她一辈子都在与“虱子”死磕周旋。
是的，搬家，对每个人而言，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总有什么东西硌着了他的感觉，与其充满疑虑地住下去，不如采取唯一有效的行动。
当最后一只大纸箱搬进车尾，车子发动，我轻轻关上副驾驶车门，心里忽而滑出——“吉、卜、赛”，这来自异域，融入血液，令人战栗又带来快感的音节。
陇海路的那些蔷薇
几年前十月的一天，老家的一辆车捎我过来，将我丢在陇海西路这条干道上。看着它随即毫无牵挂地疾驰而去，如一沉重的物件，我不知将自己搬向哪里。
省城对于我的记忆几乎是个空白，也是个迷宫，对它的认识寥寥，省城人的熟面孔也仅是说过话的几个。
初中时的地理课本上写着，省城有两条铁路动脉经过，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国家大动脉京广线，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陇海线，陇海路因之而得名。与铁路线一样，它与另一条京广路相交。
一个人几年的光阴就在陇海西路上的一家单位驻扎下来。
最初的念想，像一只彩色气球，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拽着它。
日子一天天流走，岗位没有像预想的兑现。抑郁、泄气，朋友时时充当我的打气筒。他们和我一样把未来抱在心里。他们最常送我的礼物也是这样的气球。一只被现实的利器戳破了，另一只完好的就马上攥在我的手心里。
他们不肯让我的天空失落。大地可以陷落，天空却不能陷于绝境。
以陇海路为中心，我的住处曾经每隔一个时期摇摆于附近。几次迁徙，改变了我观望外界的目光，像一股被断开的水流，总能很快与新的水塘融为一处，共享这里的天光云影。我喜欢每处称之为家的地方，没过几天，周围的气息很快就消融掉我身上的生疏感，它们一个个亲近地聚拢过来。
周围的邻居，窗外的女贞泡桐，房主留下的弱小盆栽，都在我身边形成新的陪伴。
熟悉又失去。旧去，新又来，这一切变换着我的四时，在变化中顺应，守望。
命运似乎从青春期就开始了。二十年前，部队的一个炊事兵兄弟，操着满口棒子味的山东腔，对前来探亲的我叹服道：嫂子，你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对未知好奇，对将来不带偏见，瞳仁里放大世事的纯美。这种贯穿生活的心态不知是值得嘉勉，还是该称之为我一向的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