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国审计市场恶性竞争，审计收费低于审计成本（包括审计风险溢价，即对于审计风险所可能引起的成本的补偿），审计行业不能得到适当的成本补偿，审计师的行业吸引力下降，人力资本的短缺必然影响到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同时，如果审计风险所含有的审计成本不能得到补偿，审计师为了生存，不然会降低审计投入，必然会降低审计质量。而过高的审计定价既会影响审计需求，最终降低审计产出，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对于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价格的影响的考察，对于了解一国的审计市场竞争状况，对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提供建议，改进相应的审计市场监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审计市场定价行为，不仅受到审计师行为主体因素，例如声誉等的影响，也会受到法律环境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审计定价的研究，对于考察审计市场声誉机制和法律环境的影响和效果，改进声誉机制、法律制度建设，从而从整个审计市场机制的系统层面提高审计市场效率。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审计市场机制的整体的考察，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当前的风险导向审计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对于审计定价理论的规范和实证研究，提高审计市场效率和完善审计市场制度，都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节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文章首先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借鉴以前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结论，找出存在的研究空间和研究路径。
然后对本文的研究寻求理论上的支持。通过对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理论相关理论的阐述，构建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相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对于审计市场的研究，离不开对于中国特定的市场状况和监管现状的考察，需要对制度背景进行认真考察，使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具备现实基础。
针对中国审计风险定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要回答的是，到底中国审计师面临什么样的风险？通过对制度背景的考察，分析中国市场环境特点，得出审计市场运行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找到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衡量变量。然后通过数据加以检验，得到本文后面需要作为风险检验工具的指标或者变量。
在接受客户程序中，审计师首先要对审计对象进行风险评价，剔除由于风险过大而不能接受的客户，确定客户之后还要持续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审计程序、审计时间安排，从而进行审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审计师对客户进行了选择，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客户也在对审计师进行选择，这就涉及到自选择问题，不同的审计师的客户有着不同的特征，回归结果不一定反映了审计师的定价特征。因此，需要采用较为有效的方法控制自选择的样本偏差，以便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信誉能起作用（张维迎，2002）。这里的信誉可能更偏重于普遍的市场主体，类似于社会的习惯做法和普遍认同；而在一个普遍的信誉水平并不高的社会里，必要的声誉机制起着重要作用。声誉是有着一定的资源投入作为基础的，有着一定的市场价值，拥有声誉者因为声誉具有经济价值而重视声誉的维护。声誉是对信誉的承诺和显性化。在审计市场上，审计师的审计质量具有不可观察性，有着柠檬市场的特点。根据Akerlof（1970）的观点，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机制，市场交易将会不可进行。这种市场机制中，声誉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机制，所以本文首先考察声誉对与审计师风险定价的影响。但是同时，并不是每个审计师都重视自己的声誉，也不是每个上市公司都重视审计师的声誉，声誉属于一种市场机制，而对于不完备的市场机制，法律起着重要的补充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对法律环境进行考察。
根据三元决定论，审计师对审计风险定价必然会考虑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包括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包括法律环境）。市场环境与审计的基本职能有关系。审计的职能是为了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和缓解代理冲突，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投资者的监督，包括股权制衡因素对审计师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监管方面，由于中国特定的审计市场监管模式，政府的监管起着很大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政府监管需要通过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比如行政法规，包括处罚规定、职业资格、行业监管办法等，行业监管方面的法律，包括会计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制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行业监管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等体现了政府的意志。政府行政部门的监管包括了对相关规范的具体监督执行，比如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奖励和处罚；法律环境包括了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也相应包括对相关行政监管法律法规的执行的因素，即行政监管的因素。所以政府部门的监管与法律制度有着一定的交叉，政府监管也使用法律制度作为监管的重要工具和途径，政府监管和法律制度很难严格区分。本文对法律环境因素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包括了行政监管的因素，在本文将法律环境作为包含政府监管含义在内的术语。
为了研究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本文首先需要对重大错风险进行识别，在识别研究中，研究了包含所有权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从代理理论中的代理冲突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视角分析产权结构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产权结构包含的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的相关性的研究中，作者考察了审计师声誉机制、投资者监督和法律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本文的研究构成了对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的一个立体的、综合的研究系统。
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在后面的章节作如下安排：第2章，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3章分析中国审计市场的制度背景；第4章，从重大错报风险视角对证券市场审计定价机理进行分析；第5章，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进行研究，判别审计师面临的风险因素，为后面的研究确定风险变量和综合衡量指标；第6章，研究审计师对与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基本定价特点，考察代理成本、投资者监督、审计师声誉、法律（监管）环境对审计师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价的影响；第7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纯粹的规范研究缺少现实的基础，脱离现实的研究一方面会与降低应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会容易缺乏现实的检验；而纯粹的实证研究缺少逻辑的力量，会失去明确的指导现实的目的性。本文的研究运用规范和实证两种方法，深入的剖析我国审计市场的定价机理的基础上，运用较为全面的数据进行验证，并结合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回答了审计市场定价“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既厘清了市场的现实状况，也有助于分析市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实证会计理论将财务报表看做公共利益产品。由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着外部性，需要政府监管以克服会计信息产出的不足。实证会计理论认为财务报表的产生可以把社会价值传递给整个经济系统，并认为市场效率是社会财富的一个必要条件，并把市场机制作为评估其他制度安排的理想或基准（Bob Ryan et al，2002）。根据上述思想，应用会计实证方法对审计市场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市场效率研究审计市场制度安排，提供政策建议，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在具体的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有下面这些：
（1）在对审计风险的衡量上，由于不同的研究采用的指标不一致，导致对审计风险这一基本问题的检验出现不同的说法，为了克服风险变量的多样性带来的衡量上的困难，本文用重大错报风险的预测指标作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衡量指标，并配合单项的审计风险指标，能够既全面，又不失具体性的衡量重大错报风险。
（2）在审计收费模型中，大多数都把审计师选择变量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审计师的审计收费的差异，或者用来研究不同审计师之间的声誉的溢价。但是，被审计单位由于有着不同的审计需求，往往有着一定的选择审计师的倾向，导致自选择的样本偏差；同时，不同审计师的回归模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克服上述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两阶段模型来控制审计师选择的内生性并采用分组检验的方法控制不同样本之间的模型的差异。
（3）审计师行为的研究离不开对行为理论的应用。本文使用了审计行为研究中比较常用的行为理论的内容来解释审计定价问题，并尝试使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审计定价相关现象进行解释，得到了不少有意义的启示。
（4）应用博弈论方法对审计师，监管者，和被审计单位之间的博弈进行模拟，得出了审计定价和审计质量、审计市场效率之间的比较实用的结论，从而使得本文的逻辑较为严密，提高了文章的说服力。
第四节本文的主要贡献
通过应用上述方法进行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并对理论和实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比较系统的研究了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并采用翔实的数据对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可靠的结论。研究了代理成本与重大错报风险以及审计定价之间的内在机理，并对投资者监督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审计定价的研究从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尝试，并将代理成本、投资者监督、法律环境、声誉机制整合在一个框架内进行研究。通过规范研究，得出审计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影响的内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用比较大的样本量（2001—2007年）对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进行了检验，验证了规范研究部分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对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研究中，分别采用重大错报风险的分项指标和综合指标进行检验，并采用不同的模型（包括几个经典文献中使用的模型）进行检验，使得本文的检验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论证过程也显得比较严谨。就作者所见的文章，本文是第一次系统研究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影响的文章，使用的样本量也是作者所见到的文献中较多的（第五章涉及到的样本量为10000左右，第六章为6000左右）。由于样本较多，允许采用的备选变量较多，从而最大可能的考虑了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得出了关于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定价的比较可靠和全面的结论。同时对2001—2007不同年度的检验的对比，能够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的变化，以及各变量每年度的情况，从而从时间维度上考察了检验结果每年的变化和重大事件的影响。
（2）根据三元交互决定理论中行为、主体、环境的交互作用原理，系统的分析了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收费内在机理，不仅关注了审计师行为的特征，也对审计师主体方面的特征（声誉机制）予以详细的考察、论证、检验，而且对法律环境等制度背景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论证、检验，得出了较为系统、严密、可靠的结论。就作者所见的的文献，本文是第一次从主体、行为、环境三个方面系统考察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收费影响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应用代理论和行为理论，系统的研究了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并构建了分析的逻辑框架。
（3）本文是第一篇（据作者所见的文章）采用回归模型预测指标作为衡量重大错报风险的综合指标，在审计风险的研究中尚不多见，是对审计风险衡量方法的一种探索。
（4）对审计定价经典模型进行行了一定的拓展。审计师的定价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审计过程（在出具审计报告前的所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另外一个是在审计报告报告给有关各方（包括向社会公众公开）后所产生的成本补偿。前者称为审计成本，后者称为风险溢价。审计过程产生的成本既有与被审计单位的规模相关的审计资源投入，该部分成本与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处理业务量直接相关；也包括审计师为了将重大错报风险控制在能够接受的水平上所产生的成本，该部分成本与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直接相关。这个结论可以看做是对Simunic（1980）以及Houston et al.（1999）的审计定价模型的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