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午晚些时候举行的首次会议上，我和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位衣着极为考究的中年人。我称他为“朗·德尔加多”。他双手握在一起，直盯着我看。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他问。
“我们来这里，首先是要向你们表示感谢的，感谢加拿大在这个事情上给予美国的帮助。”我回答说，“其次，我想你也能够猜得到，我们来这里是想获得更多的支持的。我们很抱歉，也希望贵方能够理解。我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能有如此紧密的关系而感到幸运。”
我停顿了一下，想着该怎么说下去。“如果我们用加拿大护照为这六名外交官提供身份掩护，你觉得前景如何？”我说。就这样吧，实话实说。这是我们最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最难以协商的一个问题。我知道，这样一个请求实际上就是让加拿大人在他们自己护照法中通过一个特例法案。据我的了解，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式就是下发一道特殊的“枢密令”，而这需要议会通过。
德尔加多先生打开他面前的一个文件夹，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纸，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态度谦和地说：“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完全呆住了。我试图想象外国政府代表前往华盛顿，请求美国国会通过护照法特例法案的情况。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
我有所不知的是，加拿大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讨论护照问题了。自收留“家庭客人”那天起，我想加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考虑允许使用他们的文件。后来我得知，所谓“枢密令”是在议会的尾闾期间通过的；外长弗罗拉·麦克唐纳和总理约瑟夫·克拉克一唱一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避免了激烈的辩论。在加拿大政府的内阁成员中，最初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家庭客人”的事情，而保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决定再碰一下运气。于是，我问德尔加多能否为这六名“家庭客人”提供六份备用文件，以便我们更好地开展行动；同时，我又问能否多提供两个护照，以便我们的中情局陪护人员使用。德尔加多同意为“家庭客人”提供额外的备份文件，但拒绝了我的后一个请求。护照法的特例针对的是难民，而不是专业的情报官员。“抱歉，”他说，“这个你必须得自己想办法。”
在情报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世界上没有“友好的”情报机构。就当时而言，加拿大甚至都不承认它有秘密情报机构。但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加方该类机构的代表，而这个机构，显然是很友好的。“你们为护照准备人名清单了吗？”德尔加多先生问道，“顺便再说一句，我们还需要他们的照片。”
乔迅速打开他的公文包，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信封。这里面装有他为这六个美国人取好的化名清单，以及与各个姓名相对应的护照照片。此外，我们还模仿这六个“家庭客人”的笔迹，在每张照片的垂直边上签下了他们的化名。这完全是按照加拿大护照的标准去做的。
德尔加多先生迅速浏览一下资料。他评价说，这些照片看起来还不错，但在我们所选的姓名中，有一个略带有闪族人[1]语的味道，这在穆斯林国家有些不妥。他认为我们必须修正这个问题，于是乔给出了一个新的名字。德尔加多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乔又制作了一张凯西·斯塔福德的照片，并交给了我。“你是一个艺术家兼验证官，托尼。”他说。
利用早年在艺术棚学到的技术，我将照片放在德尔加多办公桌的一角，然后模仿凯西的笔迹签下了她的名字。
这次会议让我和乔受到了鼓励。计划的第一步并没有我们原先想象得那么艰难。我们获得了六个加拿大护照以及六份备用文件，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备用文件可以用于我们的后备计划。
在埃尔金勋爵酒店吃完午餐之后，一辆公务车把我们送到了国防部。
此前，我们得知泰勒大使正在缩减大使馆的人员规模，而这有助于我们的情报收集工作。我们尤感兴趣的是那些在大使馆工作过的宪兵。很多宪兵都有着丰富的国外游历经验，因而对世界各地的边境安检程序非常熟悉。我们这次来，正是要建立一个系统，在他们中有人进出梅赫拉巴德机场时，获得有关管控措施的情报。
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我于次日上午返回华盛顿，而乔则留了下来，继续处理护照相关事宜，并与国家安全部队的人会面，后者将提供更丰富的文件资料，以作为护照的支持。此外，他们还着手收集在加拿大签发的伊朗签证。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乔将在加拿大处理这些事务。
在回程的航班上，我感到如释重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成就感，我们的行动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此外，我也非常感谢加拿大。加拿大政府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付诸行动。相比之下，我们的政府就傲慢得多，而且行动迟缓。加拿大人已经预料到了我们的需要，而且采取了非常规举措来满足我们的这种需要，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是史无前例的。他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样邻居是真正的好邻居。
护照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把重点转向了掩护身份的问题。一个好的掩护身份及附带文件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这将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中情局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发生在1960年的古巴。中情局技术服务处的三名侦听专家桑顿·安德森、沃尔特·鲁明斯基和戴维·克里斯特前往古巴执行窃听任务。然而表面上，他们是前去度假的美国游客。他们三人所持的都是伪造文件，身份是电机工程师，而他们钱包中装的信用卡和驾照，也都是由技术服务处按照他们的化名伪造的。他们前往古巴的真实目的是在一栋建筑物内安装秘密窃听设备，因为该建筑物即将成为某个重要第三国的大使馆。不幸的是，在安装窃听设备的过程中，他们被抓获并被投入当地监狱。如果他们中有一人招供或他们的文件中有一处破绽，那么他们三人就会被打上间谍的标签，甚至还可能会被处决。虽然经历了近一个月的严刑拷问，但他们并没有屈服。最终，他们被转移到哈瓦那郊外一所臭名昭著的监狱中。三年后，他们最终获释。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向古巴当局提供了多台拖拉机。在被关押期间，他们的身份一直没有被识破，因而古巴也就无法以间谍罪判处他们。为表彰他们的英勇精神，中情局为他们三人颁发了最高级别的英勇勋章——卓越情报十字勋章。
在返回雾谷之后，我和我的团队开始全面搜集进出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人群的信息。我们很快发现，持合法证件进入伊朗的人群包括欧洲公司的油田技术人员、各国前去报道人质事件的新闻团队，以及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猎奇者和救援人员。这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但就这些人群的基本情况来看，无一符合我们的要求，更何况伊朗安全和出入境部门还采取了严密的管控措施。
不同于电影中的场景，身份掩护通常会以平凡低调为主，以免引起注意。此外，这种身份的选择还要充分考虑个人的经历。其中有几个因素至关重要：他们是否会讲外语？他们会不会真的被认为是另一国人？他们有没有接受过秘密训练？就“内斯特”和“猛禽”这两个案子来说，我们把他们都伪装成了商人。在过去，我也曾以游客或中级外交官的身份执行秘密任务。对我来说，这些都已经驾轻就熟。只有真正了解了一个人之后，你才能知道将他伪装成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很重要。雅各布会见“内斯特”，以及我现在建议总部派先遣队对“家庭客人”进行评估，也都是基于这一考虑。不管他们去伊朗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这种身份不仅要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还要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你面对的是六名业余选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国务院的建议是，这六个人使用美国的证件，伪装成前往伊朗寻找工作的失业英语教师；而渥太华的建议则是，将他们伪装成前往伊朗考察农作物的营养学家；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将他们伪装成为石油工作者。但这几个方案我觉得都不可行。在德黑兰，大多数英语学校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关闭了，而这么多失业教师同时出现在那里也容易引起怀疑。至于加拿大的计划，我认为革命卫队的成员很容易拆穿他们的谎言，因为这些人对农业或石油领域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再说，冬天的伊朗完全被大雪覆盖，一群营养学家在这个时候去考察当地的农作物显然没人相信。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的掩护身份，一个能够让他们相信我们并愿意伪装的掩护身份。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并非易事，尤其是当这关系到你的生死时。我见过训练有素的特工，比如“猛禽”，但在重压之下他同样会崩溃。
我和我的团队对这几种方案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所有人都同意我的判断，但没有人能够拿出更好的建议。
由于我们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我宣布散会，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星期剩余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无果而终。然后，就在我准备从工作室出发，前往机场赶飞往渥太华的航班时，一个主意突然冒了出来。通常情况下，掩护身份追求的是平凡和低调，但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所以，与其低调示人，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引人注目的掩护身份，一个所有人都不可能想到的执行秘密任务的掩护身份，那会怎样？
在航班抵达渥太华时，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将会成为中情局历史上最大胆的营救行动之一。但在继续推进之前，我还需要另一个人来进一步完善这一计划，并让它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我拿起电话，然后拨了号码。
[1]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又称“闪米特人”，族名源自《旧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