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为转移伊朗对美国的愤怒情绪，身体状况已经好转的沙赫离开了美国，转而前往巴拿马。但激进分子似乎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幕后的操纵者是美国而不是巴拿马。更糟糕的是，苏联在12月26日侵入了阿富汗，使得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白宫也开始变得纠结起来，一方面它要全力营救被扣押在伊朗的人质，另一方面又要在该地区对抗苏联的入侵。由于苏联就在伊朗门口开战，突袭伊朗解救人质的军事选项也就更加受限。然而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正是因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才最终使得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但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伊朗已经撤换多任外交部长，而且一任不及一任。革命委员会的意志容不得丝毫的质疑和挑战，而任何与美国进行谈判的人都会被打上叛国者的标签。除此之外，大使馆的激进分子仍在煽动全国歇斯底里的革命情绪，通过演说和游行指责美国人是骗子，是间谍，是前来破坏伊朗革命的坏人。
12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飞往伊朗，试图就人质危机展开斡旋，但刚到机场，他就遭到了愤怒人群的围攻，而且差点被击中。在当时的局势下，这并不足为奇。而更让他感到羞辱的是，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伊朗革命委员会就将他驱逐出境。几天后在与白宫官员会面时，他详述了当时的情景。正如卡特总统在《保持信心》一书中所写的，在谈及他的这次访问时，瓦尔德海姆的眼中含着泪水，并表示“他能够活着回来已是万幸”。
在此期间，“家庭客人”最初所持的那种平和心态也已逐渐消退。他们想方设法与无聊的生活作斗争：酗酒、过度睡眠乃至幻想如何逃出伊朗。在看了很多勒卡雷的小说之后，沙茨开始幻想逃跑的方法。方法之一，穿上当地人的服装，混迹伊朗人中，然后徒步穿越边境进入巴基斯坦。方法之二，驾驶藏在城市某一角落的汽车，直奔土耳其边境。方法之三，驾驶高速摩托艇穿越波斯湾，逃离喧嚣的伊朗。关于谍战的书，他看得越多，幻想就越多。
其他人同样坐立不安。由于长时间玩拼字游戏，以至于他们都能通过方块背后的纹理认出那是什么字母。他们住在这里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遗忘了，并思忖是否还会有人来营救他们。他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在早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
不过，圣诞节给“家庭客人”单调乏味的生活增加了些许色彩，虽然这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节日临近，为了增加气氛，科拉决定烘焙饼干。希尔唐家中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工作台，很快上面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霜糖饼干。马克和沙茨也在帮忙装饰房间，但突然，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伊朗秘书出现在门口。他们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躲藏起来。泰勒当然不会把收留美国人的事情告诉伊朗雇员，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家庭客人”。当这个秘书走进厨房时，泽娜只好装作制作饼干的样子。秘书完全惊呆了，她说她一直以来都对泽娜在家里干什么感到好奇。
还有一天晚上，当罗杰·卢西把“家庭客人”从泰勒家接回来时，沙茨、马克和安德斯在车库外面停了下来。当时刚刚下过雪，他们禁不住从地上抓了一些雪，然后攥成雪球扔向附近的路灯。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高兴得就像孩子一样，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路灯损坏的后果。无疑，这会惹来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他们停止了喧闹，退回到了屋子里。
虽然这些事件让他们多少有些扫兴，但所幸都有惊无险。
平安夜那天，希尔唐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从德黑兰郊外的一家农场买来了一只巨大火鸡。沙茨和加拿大大使馆的一名安保人员负责宰杀、清洗和烘烤。由于这只火鸡实在太大，以至于烤炉上的烤盘需要两个人一起才能拿下来。在即将烤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把火鸡取下来看是否已经熟透，但其中一个人突然被绊了一下，火鸡冲出烤盘直接滑到了地板上。他们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厨房门口，之后迅速把火鸡弄回烤盘里。在清理完毕之后，他们俩人相互庆祝了一下。后来，泰勒带着斯塔福德夫妇赶了过来，大家一起享用了这顿被“拯救”的晚餐。
作为礼物，沙茨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些念珠和一块霍梅尼祈祷毯。“我准备把它作为门垫。”他说。而其他人则建议用它来放小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伊朗政府送给希尔唐夫妇的圣诞礼物——果子酱，却成了他们四处搜捕的美国人的美食。1979年的圣诞节给这些“家庭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为自己能够在希尔唐家中而不是在被占领的大使馆内度过这个节日而感到庆幸。
激进分子曾向大使馆的人质表示，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圣诞庆祝活动，包括出席餐会和向神父忏悔等。但实际上，这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从录像上看，人质们三四个人一组，被带入一个张灯结彩的房间中。角落里摆放着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圣诞食物，其中有一些是美国人精心包装后邮寄过来的。伊朗方面还为他们请来了三名美国牧师。人质坐在长榻上，伴着一名牧师的钢琴曲，唱起了圣诞歌《平安夜》。当然，播出来的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画面，而实际上旁边就站着一排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只不过没有录入镜头而已。在进入房间之前，人质还被告知不得随意交谈。
在意识到活动的真正意图之后，很多人质都拒绝同牧师说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就是帮助激进分子的叛国者。当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建议与在场的伊朗人手拉手一起唱歌以示团结时，部分人质愤而不应。对于大多数人质来说，这次活动只是激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一名人质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不过，这次活动也有一个积极的影响，那就是牧师让这些人质知道了一个事实：国内的人们一直都在关注他们，而且是非常关注。在美国各地，人们为人质举行了特别的圣诞活动，而学校里孩子也给他们邮寄了圣诞贺卡、糖果和饼干等。对于大多数人质来说，他们是收不到这些邮件的，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了解到美国民众对该事件的反应。在得知整个国家都在为他们祈祷并期望他们早日安全归来时，他们的精神也开始振作起来。
到1月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前往渥太华与加拿大人讨论我们的这个案子了。不过，在出发之前，我还需要到总部的近东部门走一趟。该部门的副负责人埃里克·奈夫最近刚去过一次渥太华。在“家庭客人”成为中情局的首要任务之后，他专程前往加拿大就此问题与加政府展开磋商。在渥太华期间，他建立了一条能够通过渥太华直接与德黑兰的肯·泰勒取得联系的秘密通道。我希望就相关问题与他协商，以便找到与加拿大政府一道推进此事的最佳方式。
埃里克的办公室位于总部大楼的六层，除了他和我，来此参加这次协商会议的还有乔·米苏里和近东部门伊朗站的负责人哈尔。
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文件。我开门见山，直接问埃里克：“我们能否向加拿大人提出使用他们的护照？”
埃里克多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味，说他已经提过这个问题。“但你可以再提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他继续说道。
我点了点头，并告诉他我会再提这个问题。从性格上讲，埃里克是一个颇为专横的人。他也在考虑撤离方案的问题，虽然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向加方介绍时，却说自己是该领域的专家。他并不知道我的处理方案，但时不时地，他就会运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对我进行干预。他负责总统卡特和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之间的联系，他的办公室就好比一个连接总统、中情局局长和加拿大人的三脚架，我无法绕开他。
我还提到了乔·米苏里，并表示我准备带他一起过去，然后又把这名年轻的情报官员向埃里克和哈尔作了介绍。相比于埃里克办公室里西装革履的雇员，乔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太注重仪表的教授，因而在与埃里克握手时，他显得有些忧虑，甚至还带着一丝歉意。
乔在渥太华的职责是维护中情局与加拿大之间联系，也就是说，让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同事与渥太华的同行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这可以让我解脱出来，以便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同加拿大、德黑兰和美国政府的战略磋商。
很快，我就发现，通过埃里克与国务院、白宫和中情局高层打交道，那简直就是一场梦魇，而相比之下，与加拿大政府打交道就简单多了。
在我们的航班抵达渥太华时，冬日的天空一片灰暗，地上留着雪的痕迹。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座黯淡的城市。
我们入住的是埃尔金勋爵酒店。这是一座雄伟的哥特式建筑，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与众多政府机构毗邻。酒店里挂着各种照片和画作，而且摆满了郁金香，与加拿大昏暗的冬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我应该提醒一下乔，间谍的真实生活与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乔的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由于所有的衣服都在行李箱里，他只好借穿我的滑雪外套，而在加拿大首都停留的这十天里，他一直都穿着这件衣服。
次日，我和乔直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与中情局加拿大办公室的成员举行了首次会面。驻渥太华的中情局负责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中年人。在我们到来之后，他高高兴兴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天的会议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