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会议的组长大声道：“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局长毫不含糊就掏了1500元。
自实行差额选举以来，云梦就成了换届选举的“重灾区”。影响最大的选举事件莫过于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在此之前，相思县和江南市也相继发生了严重的选举事件，相思县政府换届，组织确定的人选除一个副县长顺利当选之外，其余的全部落马，当选者都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这让云梦市委很为难，如果全部查处吧，一来取证难，拉票都是地下进行的，到哪里去取证？二来会激起人大代表的公愤，人大代表如果群起而攻之，攻击党委不尊重民意，那样会酿成更大的事件。
迫不得已，云梦市委最后只好杀了“一只鸡”给猴看，其他跳出来的只好让他们走马上任了。对于那些落选者，一律改任“助理调研员”。之所以在同级政府之中相思县政府的“助调”居全国最多，便是如此来由。曾在上世纪90年代敢把市长选下马的江南，与相思县相比而言略微低调一些，在政府、人大的换届选举中居然只从票箱跳出了三人，其中两人被查处。基于此，本次换届来临之前，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反复强调，一定要站在“两个忠诚”的高度确保选举万无一失。对于老柳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未入官场之前，早就听说一个副县长要顺利当选得花多少多少票子，当老板的买一个人大代表要烧多少多少米米，对于其真实性我始终抱怀疑态度。后来到了江南听同僚讲了几个真实的故事，便从完全不信上升到了似信非信。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市人大即将换届，一位农民代表从家里一路颠簸来到市委要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不敢怠慢，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办公室，问他有什么困难。那位代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书记说：“我家里实在困难，都揭不开锅了，搭帮搞了一届人大代表。念在我屋里实在作孽，请求书记高抬贵手，能不能让我再搞一届人大代表？”市委书记听了哭笑不得，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换届途中，某人大代表团某组组长在外面接受宴请回来，虽饮酒过多，但思维依然清晰。他掏出钥匙去开门，左打右打打不开，便扯起喉咙叫来服务员开了门。进门以后突然想起才收了几条蓝盖芙蓉王的香烟，放在柜子里，他担心被盗，想把柜门打开看看烟还在没。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了一跳：“烟果真不见了！”这一吓，酒醒了一半。几条烟是小事，关键是说不清白，人家还以为他监守自盗想瞒了那几条烟呢。不行，这名声重要，赶紧报案。于是他给110打了个电话。公安部门很重视，派刑侦介入。刑侦大队长赶来一勘察，发现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见那组长一副酒醉不醒的模样，心里有了谱，问他：“您住哪间房？”组长回答：“307。”大队长指指房门：“您看这是多少号房？”组长眯着眼睛一看，一拍脑袋：“这是308，呵呵，搞错了房间。”大队长陪同他来到307，把柜子一打开，香烟塞了满满一柜。此事传到了市委书记的耳朵里，书记当机立断，免了那人的组长！
故事没有半点戏说的成分，主人公至今皆很鲜活。
还有比这更鲜活的。
有一家宾馆的老总和一位建筑老板回家乡争人大代表，建筑老板拼命地许愿，只要家乡人民选他做市人大代表，他就修路架桥，等等。那位宾馆老板很聪明，一上台就给老百姓算账：“如果按照某老板许的愿，全部兑现要几百万，一旦选上了，他会出吗？我这个人来点实在的……”结果，宾馆老板胜出。
对于这些老柳比我了解得更多。要阻止从票箱里跳票，最为关键的是要搭好班子。用人不当，往往是造成选举事故的直接原因。眼下，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本次换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同时到龄，按理市委常委、副市长老刘资格最老，任职一届之后便到龄，最适合人大主任的位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资历老，适合政协主席的岗位。已任职超过两届，按照《宪法》必须挪位的人大副主任接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刚好填了缺眼。可原政法委书记偏偏不愿意干政协主席，执意要搞人大主任。老刘更不愿意当政协主席，放出话来，搞不到人大主任就待在政府这边不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后云梦市委确定的方案是原政法委书记任人大主任，人大副主任任政协主席，老刘暂时不动，将曹日华调到河东区任“光头”常委，将河东区35岁以下的“光头”常委郑客交流到江南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这样一来政府多出了一个市委常委，拿老柳的话来说，“老刘不走，一个人占了两个职数”，给他安排人事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从他的这句话里我有一种预感，老刘迟早会被调离，而且不会有太好的安排。果然，换届没多久，老刘被调往云梦市水务局任副书记、副局长。
由于老刘的固执，让江南的人事安排出现了乱局，也让许多跃跃欲试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瞄准了两个对象，一是上一届政府换届从票箱里跳出来的钱通副市长。2006年梅林河砷污染事件差点摘了他的乌纱帽，因老柳力保，加之他本人进省进京好一番努力，总算保住了小帽。那些有想法的人抓住他的软肋，非常及时天女散花般地向各级领导奏了他一本，说他在民营企业石灰山矿业公司有干股，本来该公司和政府签的合同开采期为30年，钱通利用手中职权擅自变更为50年。干股的说法子虚乌有，但合同的事倒是真的。当初石灰山矿业公司的老总找到他要他把合同期限延长，说是书记、市长等等都同意了云云。老钱打电话问领导，领导们都说一座破山谁晓得能不能开50年，签吧。于是他就签了。
等云梦市纪委的调查组进驻江南，把几位主职领导找去一问，那几位领导异口同声道：“不晓得，没听说。”老钱预感到自己的官位这次是真的不保了，就再次上下活动打通关节。迫于来自省府高层某些江南籍领导的压力，云梦市纪委决定在换届以后给他个处分放他一马算了。可是偏偏遇上了黑脸包公张文昊，云梦市委开常委会讨论的时候，他眉头一皱道：“怎么又是这个人？像他这样的干部留他做什么？降职安排！”硬邦邦的一句话，不经意间帮江南政界清除了一个竞争对手，钱通的位置就这样空了出来。
另外一个攻击的对象，是组织安排交流到江南来的常委、副市长郑客。江南排外，不愿意选外地人，特别是“空降官”。有乡镇人大代表公开扬言，要选掉郑客，把财政局长选进政府班子。理由很简单，选掉了郑客的副市长但常委职务还在。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郑客，急得他天天往乡下跑，每次吃饭都主动为乡镇党委书记夹菜，非常殷勤。至于传说中的多少钱一票，由于我不参加选举，所以无从得知，但我亲眼见证了人大代表向被选举人“敲钱”的一幕。
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安排，市级领导及各政府工作局的一把手都要下团列席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主要是听取人大代表的建议和质询。那天上午，我按照规定时间赶往会议地点市林业局。我一进门，看见代表们已经早早地坐满了会场，但都不吭声。沉闷了近十分钟，市委邢副书记请了个假，说是要和书记、市长一道去其他代表团看望代表。邢书记一出门，主持会议的组长立刻活跃起来，大声说：“好，邢书记走了，我们可以无拘无束了。明不打假说，我们这些代表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一年到头焦干的，没得么哩收入，好不容易换一次届，大家要关照关照。我看这样，有选举任务的2000元，没得选举任务的1000元，局长1500元，宁市长情况特殊，你就出1500元算了，现在就开始收钱！”
他话音刚落，旁边收钱的人就走到一位局长身边，那位局长毫不含糊就掏出了1500元钱。我看不惯这乌烟瘴气的一幕，起身自顾自离去，躲过了“挨剁”这一劫。像这种公开的“打劫”早已见怪不怪。听政府办的人说，市长当选以后，不仅要挨人大剁，还要挨政府办的剁。老柳刚来江南那年，当选以后有人大主席团向他“敲”钱，他给那人一顿好骂：“胆子不小啊，还敲到我的头上来了？”那名主席发表感慨：“江南建市这么多年，就没敲到老柳的喜钱！”
除了老柳，没敲到钱的还有我。2008年4月，人大开例会选举我为副市长。按照惯例政府办需出具一份由市长签名的提名函。我去拿函的时候，秘书科长说：“老规矩，您要出1000元喜钱。”我把眉毛一立：“扯淡！你给不给，不给我还懒得要呢。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东西，误了事你们负责！”秘书科长见我生气了，就笑嘻嘻地把提名函给了我。
在江南，没有“差配”一说，自打实行差额选举以来，都将“差额”之人称之为“陪选”。2007年底2008年初的那场换届，“陪选者”让所有的副市长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老柳运筹帷幄，郑客就当真落选了。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那次选举政协相安无事，政府和人大硝烟弥漫。政府这边，市财政局长呼声特别高，各代表团跃跃欲试要联合提名他作为副市长人选。他们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把郑客给选下去，让财政局长从票箱里跳出来。人大那边，市农办老资格的于主任不满老柳将他的下属单位市畜牧局局长作为政协副主席人选，孤注一掷地参选人大副主任。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老柳只能各个击破。他先从财政局长下手，找他推心置腹地谈话。财政局长是一个组织原则比较强的人。他什么价钱也没讲，回过头挨个去给代表团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组织上不要我搞，你们霸蛮地把我搞上去了，今后没得么哩好果子呷，如果你们是真心地抬举我，就莫把我抬起来绊跤子，请求你们不要对我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