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大规模译介当代苏联文学的高潮。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为文学译介渠道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活跃于苏联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响的作品,很自然地成了中国译者首先捕捉的目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那夫、贝科夫、瓦西里那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们的优秀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为许多中国作家和读者所熟知,并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当代文学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思意识,以及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热忱呼唤,成为新时期中国作家重要的借鉴对象。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的揭示,以及对当代"人的命运"的多侧面的描幕等,几乎都可以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找到极为相似的对应面。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内在结构方面的相似,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叠合,在某些审美方式和审美标准方面的默契,才使中苏当代文学在思潮的沿革中产生某种错位对应现象,在文学创作上又出现某种如俄国学者维谢洛夫斯基所说的"汇流"的现象。当然,中苏两国在文化渊源、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等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差异,也正因为这样,两国文学才呈现出各自的风采。当然,新时期的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不再是盲目的接受或排斥,而是更多地持有了选择的目光。
20世纪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除了"五四"时期以外,最有成就的也是在80年代以后。以俄国文学史研究为例。2世纪前70年,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1924年由郑振铎编写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1927年由蒋光慈和瞿秋白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创造社出版部,两年后泰东图书局重版时改名为《俄国文学概论》),2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几乎全被俄英日等国学者撰写的俄国文学史的中译著作占领了。这一局面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得到根本扭转。80年代下半期的短短几年里,中国学界就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俄国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略》、《俄苏文学史话》、《苏联文学史》,《19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小说史》、《苏联当代文学概观》、《俄罗斯诗歌史》、《当代苏联文学》和《俄国文学史》等一批俄苏文学史著作。这里既有纵览俄苏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的大部头著作,也有断代史、文体史、简史和史话等。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领域明显拓展。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果既表现在数量上(在数量上已超过了以往全部成果的总和),也表现在质量上(研究的视野、角度、方法和规模都有了明显突破)。这些成果或全面剖析苏联文学思潮,或以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或从新的角度切入重新考察经典作家,或认真探讨"白银时代"文学,或特别关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或系统梳理中俄文学关系的发展历程,或深入评述巴赫金等思想家的文化理论,或多方位思考俄国文学史问题……我在《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1998年,学林出版社初版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增订本再版)一书中对有关的研究情况有比较具体的介绍,这里也不展开了。我想,也通过列举部分专著的名称来看看大致的研究面貌。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有:吴元迈的《苏联文学思潮》、薛君智的《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倪蕊琴的《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马莹伯的《别、车、杜文艺思想研究》、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陈世雄的《苏联当代戏剧研究》、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何云波的《陀思妥那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刘亚丁的《苏联文学沉思录》、程正民的《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王智量等的《俄国文学与中国》、汪介之的《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郑体武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刘亚丁的《苏联文学沉思录》、张捷的《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董小英的《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张铁夫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朱宪生的《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吴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等。世纪之交,中国的这种研究势头并未减弱。
李:就翻译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言,8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恢复正常以后,当时的苏联文坛也出现过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中国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家愿意译,出版社愿意出,读者愿意买。例如,王蒙的作品就很受欢迎。80年代,他的小说的俄文译本的印数达10万册以上。我那年去北京,见到王蒙先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起初还不相信。后来得到确信后,王蒙笑着说:"李福清,我现在的主要读者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苏联。"
我还可以举我在80年代编的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书作为例子。冯骥才的那一本,出版社只给了我一本样书,后来我想多买几本送送人,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三本。那本《人到中年》的集子还要有意思。那次我的同事在阿尔巴特街的书店里看到这本书上了架,就马上将这消息告诉我,我赶紧跑去买。到了那里,我说要买十本,书店营业员说每人只能买一本。我说我是这本书的编者,她不相信,要我说说书中的故事情节,我说了其中一篇的大致内容,她才答应我买五本。
这些书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热销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无非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隔膜后,当时的苏联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浓厚的兴趣,这些作品不少是反思极左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创伤的,内容很感人,苏联那时这样的作品还很少见,一些老人读了这些中国作品还流泪,因为它们句起了这些读者时20世纪30年代经历的回忆。当然,原因还没有这样简单。誉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也是苏联读者感兴趣的。我曾与《人到中年》的作者诺容有过交谈,与她的谈话使我注意到了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陆文停身上所凝聚的中国人民的道德品格。这是一位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承受着"文化革命"当中及其后来岁月里生活的种种艰辛和困苦,对工作和家庭忘我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女性形象。中国妇女传统的道德品格在这部小说中恰恰是表现在主人公的家庭生活方面。中国不少当代文学作品往往还巧妙地融入了传统题材和手法,如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和阿城的小说《棋王》等。因此,当时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吸引力,这里还有个艺术魅力的问题。
现在情况不同了。首先是经济的制约,出版社觉得出版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如重印古典作品划算,所以不愿出版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译者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稿酬过低也不满(1印张才600卢布),不愿再译。其次还是作品的艺术魅力问题,目前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似乎不如80年代。作品的吸引力很重要,譬如艾特玛托夫,他写吉尔吉斯民族的作品--好!在当年的苏联和中国都很受欢迎,可是他近年来写的作品就没有了这样大的吸引力了。
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译介俄苏文学也开始进入低潮。除俄国古典文学作品继续保持良好的出版势头以外,苏联时期的当代文学作品和近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数量锐减。原因其实与俄国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也有相似之处。经济制约是一个因素。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不能随便翻译别国的当代作品,要译就得付钱,出版社自然得考虑它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当代纯文学作品翻译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是读者兴趣的转移。因为不仅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量减少了,本国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冷遇。如今的人们面时的是远比过去丰富的世界,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包括阅读的选择权。此外,如您说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同样也存在它的吸引力减弱的问题。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苏联解体后的新格局,对中俄文学间的交流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确实如你刚才所介绍的那样,我这次来到莫斯科后,发现俄国译介中国文学的情况不妙。我走了不少书店,看到了一些有关俄文出版的中国书籍,但总体数量不多,文化类的书籍多的也是中国古代的作品,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古代思想家孔子和老子等人的著述。这些自然也是需要的,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我在这次访学期间,看到许多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很受感动。但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我在近期出版的俄国刊物上见到不多,虽然也能见到一些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和报道中国文坛近期动态的短讯,但数量太少,而中国当代文学的俄文译著在书店里已难见殊影,这与80年代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这是不是说明当今的俄罗斯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缺少兴趣呢?
李:不能这样说。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译得少,并不是说俄罗斯人缺少了解中国的兴趣。近些年来,俄罗斯学中文的人多了,连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都设了中文系。除莫斯科外,许多城市都开设了中文学校,总数大概在20所以上。这和许多人学习中文与中俄经济交往逐步密切有关。
就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队伍而言,如今在俄罗斯人数已不是很多;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40个左右,现在有的人已经去世了,有的去了外国,有的转了向。但是,现在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哲学和历史的人相对多了,出版社还愿意出些这方面的书。中国古典哲学方面的书最近还出了不少,譬如《吕氏春秋》、《盐铁论》、《论语》,以及老子、庄子等人的著述的译本等,有新的译本,也有重译的,《论语》究竟有几个译本我都搞不清楚。
当然,仍有一些学者在坚持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包括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您上次在东方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时见到的那个年轻人就很不错;也仍有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陆续问世,如我在90年代出了《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和《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等著作,达格丹诺夫的《孟浩然研究》(1991),阿里莫夫的《宋代笔记小说集史研究》(1996)、马里洛夫斯卡娅的《14至17世纪杂剧研究》(2000)、克拉夫佐娃的《永明诗体》(2001)和托洛普采夫的《李白:生平与创作》(2001)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书。只要文学研究的外在环境得到改善,相信会有更多的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