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时存在着大量的误读现象。以普希金为例。普希金进入中国以后，中国读者对他的认识有过几次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最初人们了解的是小说家普希金，普希金的名字进入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见其小说而未见其诗歌。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二是当时的文坛对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三是当时的文坛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说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的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应该说，普希金的这种形象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介绍中已初露端倪，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随着中国进入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阶段，以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文坛对普希金的评价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中国的一些文化名人甚至称普希金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要学习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胡风曾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因："新的人民的文艺，开始是潜在的革命要求底反映，因而推动了革命斗争，接着也就因而被实际的革命斗争所丰富所培养了。中国新文艺一开始就禀赋了这个战斗的人民性格，它的欲望一直是从现实的人民生活和世界的人民文艺思想里面争取这个性格的发展和完成。从这一点上，而且仅仅只能从这一点上，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普式庚终于被当作我们自己的诗人看待了的原因。"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同样存在。当60至70年代政治风向发生逆转时，普希金在中国地位又一落千丈，从被偶像化的"革命诗人"变为遭唾弃的"反动诗人"，甚至上海的普希金纪念碑也在"文革"中被推倒在地。崇拜也罢，唾弃也罢，普希金还是原来的普希金。80年代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中国文坛的繁荣，也使中国的普希金译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坛才开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普希金形象。
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倾针的接纳，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过于浓厚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会妨碍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化的全面和客观的了解，而日丹诺夫主义一度肆虐中国文坛这样的教训更不应被忘却。
李：我同意您的观点，俄中两国在这方面都有值得吸取的教训。20世纪苏联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虽然不能与同时期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化的规模相比，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著名学者斯卡奇科夫1960年重版的《中国书目》（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中收录的1730年至1957年间俄苏出版和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和文章就有2万条之多，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的成果。1986年，莫斯科外国文学图书馆还出版过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目录：俄文翻译与评论》，该书汇集了从18世纪到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俄文翻译及研究著作的目录。20世纪苏联汉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与中国的情况相似，苏联在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也几度受到过各种不应有的干扰。
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想，俄国著名学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最好的例子。阿列克谢邓夫是20世纪苏联新汉学的莫基人，在俄中文化交流方面成就突出；去年是他诞辰120周年，我发表了两篇文章纪念他阿列克谢那夫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是瓦西里那夫的学生，1906年至1909年曾在中国进修，1910年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我20世纪50年代初在那里读书，虽然只听过他三个月的课，但对我的影响很大。
阿列克谢那夫在汉学研究的方面是先驱人物，如中国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民间艺术研究、汉语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钱币学研究等，都是由他开始或走向深化的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苏联汉学研究的所有主要方面，有许多开拓性的见解，因此在俄国汉学界有"阿翰林"的美誉。
他一生的研究著述多达260种。1916年，他出版了一部厚达700页的巨著《中国论诗人的诗篇--司空图的＜诗品＞译文与研究》。阿列克谢那夫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促使不再运用业余爱好者的态度研究中国诗歌，而代之以比较科学的态度。"他不仅首次将极难译的《诗品》译成俄文，而且仔细分析了司空图使用的术语和概念，考察了中国文学中特别重要的形象和概念的来源，研究了庄子对司空图的影响等。他还对《诗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阿列克谢那夫可以说是世界汉学界最早开始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学者。
阿列克谢那夫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开始得很早。1911年，他就翻译并发表了李白的多首诗篇。他一生翻译了相当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李白、欧阳修等人的诗文和蒲松龄的小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接连编选了多本聊斋小说选，深受读者欢迎。在此前，俄国虽然已经有多个人译过《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可是他是译得最好的。他特别注意原作的文学性，较好地用俄文将蒲松龄小说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原作的语言美传达了出来。他的译本在苏联时期一共发行了100多万册02000年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又出过一个版本，包括160篇译作和4个选本的序言，他的女儿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后记，名为《蒲松龄的朋友与冤家》。
由于战乱和极左政策，阿列克谢那夫在世的时候，成果发表常常遇到困难。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后人帮助整理出版的。譬如：1957年出版了他的游记《在旧中国：1907年的游记》（2001年有了中文版，书名有改动），1966年出版了他的文集《中国民间绘画及其所表现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78年出版了他的文集《中国文学》，1983年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文集《东方学》。我近年来在主持编辑新的三卷本的《阿列克谢那夫文集》。第一卷是《中国文学研究》，1978年的那一本包括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诗论的研究，以及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这次新编的内容更加丰富，如增加了几篇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胡适的文章。第二卷是《中国论诗人的诗篇--司空图的＜诗品＞》，除翻译外，还有详尽的注释和精到的评论。第三卷是《中国的收藏》，包括了对中国年画、货币和其他民间收藏的研究，他本人收藏的中国年画就有四千多幅。此外，还计划编挥出版阿列克谢那夫研究中国语言的著述等。
陈：就我接触的一些材料所知，20世纪以来苏联汉学有许多出色的成果，早期汉学严谨、广博的特色在新的历史阶段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阿列克谢邓夫院士外，2世纪杰出的汉学家人数倍增，您，以及齐赫文斯基、艾德林、费德林、季塔连科、索罗金、谢曼诺夫、孟列夫（缅希科夫）等许多学者的名字在中国学界是耳熟能详的。
20世纪苏联汉学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视野开阔，视角新颖，也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依然是20世纪苏联汉学取得成果最为丰厚的4个主要领域。新出版的著作的数量达2000多部，是以往的几十倍。齐赫文斯基的《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和康有为》、季塔连科的《墨子研究》、费奥克基斯托夫的《荀子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卫·瓦西里那夫的《中国的信仰、宗教和传统》、孟列夫的《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博克夏宁的《14-16世纪的中国和南海诸国》、茨韦特科的《苏中文化关系史略》、切博克萨罗夫的《中国的民族人类学》、丘古那夫斯基的《敦煌发现的中国文书》、博洛赫的《19和20世纪之交的儒家传统与欧洲思想》、季塔连科主编的《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以及您的《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和《＜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等一大批著述的出现，使俄苏汉学在现当代世界汉学界独树一帜。全面展开这个话题是不现实的，我们是否还是局限在文学这个范围内看看20世纪苏联汉学界做出的成绩。
李：好的。20世纪苏联汉学在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苏联汉学家中有不少人是阿列克谢邓夫的学生，可惜有些人在20～30年代被捕或者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死去，幸存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就有艾德林、费德林等很有成就的学者。艾德林为介绍中国文学做过很多工作，他译过陶渊明和白居易等人的诗文，批评过西方汉学研究中的错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陶渊明及其诗歌》，他写有《论今日中国文学》，还与他的学生索罗金一起写过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的通史。费德林的研究面更广些。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有研究。他翻译过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还与阿赫玛托娃合作翻译过《离骚》。他出版的研究专著很多，如《当代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纲要》、《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学研究问题》和《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等。
20世纪苏联汉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50年代，在苏中关系友好的大背景下，培养了一批现在仍活跃于学术界的汉学家，而且它也带来了50年代至80年代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有关情况我曾经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剧）》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中作过专门的介绍，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我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著作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研究专著有：彼得罗夫的《艾青评传》和《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述》、索罗金的《茅盾的创作道路》和《13至14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作家》、费什曼的《中国的长篇讽刺小说（启蒙时期）》和《17和18世纪三位中国拉篇小说家》、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和《陆游生平与创作》、切尔卡斯基的《中国新诗（20-30年代）》和《马稚可夫斯基在中国》、苏霍鲁科夫的《闻一多生平与创作》、热洛霍夫采夫的《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和《古代与中古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戈雷金娜的《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和《中世纪前的中国散文》、乌斯金的《蒲松龄及其小说》、帕夫洛斯卡娅的《大唐三藏经诗话》、谢罗娃的《中国戏曲与传统社会，16--17世纪》等。那一时期，我也出版过几本专著，如《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和《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当代苏联汉学在汉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例如对东干文化的研究。东干人是中国甘肃和陕西一带的回族人的后代，19世纪70年代因与清军交战退至新疆，后来进入并定居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成为当时苏联的少数民族，但这些人仍保留着中国当年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惯。20世纪50年代我在那里见到过一个从中国来的学水利的年轻人，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很感兴趣，说这样的风俗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楚霸王、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我最初就是在那里听到的，它们的情节与目前流行的不完全一样，很有意思。我编过一本书，叫《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现在的中文材料里没有的。如今除了俄罗斯有人在研究外，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有人在研究。
此外，俄苏汉学界还在整理黑城的西夏文的材料，有些材料很珍贵，如唐代的类书《类林》，中文中只保存了一小部分而西夏文中保存了很多。又如《孙子兵法》的有些宋代注释也只有西夏文中保存着。俄国汉学界在整理敦煌文献方面也是很有成就的。孟列夫教授、沃罗比约娃、杰夏托夫斯卡娅和丘古那夫斯基等人在这方面都有贡献。
陈：当代中国在译介和研究俄苏文学方面也有不少成就，当然走过的弯路似乎更多些。这里可以以苏联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为例来看看有关的情况。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作家及其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的变化。
建国初期，中国文坛和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表现出了巨天钓热情，苏联作家及其作品成了中国读者关注的主要对象。但是全盘接收和盲目照搬的结果是泥沙俱下，这时期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不少平庸之作。同时，中国文坛又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等非主流派作家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普通读者所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政治关系逐步冷却。60年代至70年代，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单行本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奋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内部出版物仍及时和准确地介绍了苏联国内当时最有影响的或最有争议的不少作品，选择的准确性说明中国文学界的目光并没有离开当代苏联文学，它们作为一股潜流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