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相当一部分肯定《钢铁》的论者和读者而言，他们对这部作品抱有无法排除的好感，并不是出于肯定或维护苏联的50年代，而是与一种怀旧情绪紧密相关。他们对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或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落感，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把目光转向自己记忆中的美好时代，宁愿回到高扬"保尔精神"的50年代去。这种情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表现也远不限于对一部《钢铁》的维护与肯定。然而，情绪不能作为理性判断的依据，历史的车轮也不可倒转，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历史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的路径只能是在我们足下，而不是在过去。至于有的论者认为："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一个个西服革履或者是青鞋布袜，一边嘲笑着保尔和江姐，一边叫卖着他们的逃避哲学。"以对于中国现状的这种描述来和当年"火红的年代"相对照，可能过于偏激，也不能使人信服。
讨论中出现的不同意见集中的另一焦点是关于"保尔精神"。有的论者认为，保尔的人生道路"是革命人生观的最完美的体现"，"他身上的优秀品质属于人类永恒的道德范畴"，因此"保尔精神"的价值是永存的。有人则把保尔的精神特点概括为"他的真诚、他的忘我，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与奉献，他的遇到灭顶之灾时的顽强"，并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所肯定与赞叹的一切阶级的英雄的特质"，因此，"保尔的形象获得了超出阶级与时代的、普遍人性的魅力"。还有人认为"保尔精神"是多层面的，其中有的层面"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的在今天已显示出"某种极端性"，"但作为其精神核心的思想层面，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人生意义的阐释等，却仍然闪闪发光，并将归于不朽"。以上意见的共同点，在于确认"保尔精神"的内涵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的人生观，而这一内涵就决定了"保尔精神"的永恒与不朽。
对"保尔精神"的持另一种看法的论者，也认为保尔本人单纯、顽强、忠诚、无私、英勇，"无疑是一位人格高尚、意志坚强、理想远大的青年"，"是个大好人"。但是他们又看到，保尔这一形象当初是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上，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走进读者的视野、深入到读者的心灵之中的，而读者当时又是带着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获得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激情、带着对当时苏联的无限向往之情去理解和接受保尔形象的，因此，当这些政治背景的真实面貌渐渐显示出来之后，当年被感动过的读者就有理由、也有权利重新审视自己所接受的一切。
其次，有些论者还认为，任何理想、信念、追求都是有方向性的，并不能对其一概加以肯定。另外，理想和信念的树立与坚守也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或是开放的、理性的，或是封闭的、非理性的，保尔"在十月革命后高尔基所指出的那些负面风气下所形成的那种"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与偏执，渗透在他那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和信念之中，是有着很明显的封闭性、非理性特征的"。当然，这并非保尔个人的缺陷，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与专制主义的结果，"正是这种个人崇拜与专制主义种下了以后苏联垮台的种子，而苏联的垮台又成为保尔理想和信念落空的铁证"。有的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对某些性格特点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如"爱憎分明"、一切服从"集体"、迷信政治领袖，这些特点"是有可能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的"。
看来，关于"保尔精神"的看法，分歧主要不在于保尔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和特定的政治背景、特定的政治方向相联系的这种品质，能不能成为供后人学习的永恒的榜样，是不是具有永存的价值或"归于不朽"。人们注意到，与50年代前后推崇保尔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为共产主义而顽强奋斗的英雄形象不同的是，现今肯定"保尔精神"的论者几乎一致地强调这一精神的超阶级、超时代性，它的全人类性，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其实质在于强调"保尔精神"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读者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高见："保尔·柯察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是一个纳粹法西斯，就凭他面对多种病魔，面对死亡，仍然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不息，这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顽强、忠诚、执著、坚定不移、宁死不屈地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无论他怀抱着的是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霸权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理想信念，统统都是值得别人永远尊敬和学习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思维健全的人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思考：他究竟是在为一种什么样的理想而不息奋斗？
还有的论者特别指出保尔是在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沃土上生长起来的文学形象，是这一文学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文学形象在20世纪的延续。其实，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形象系列，唯一可以作为例证的大概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然而不应忘记，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每一个优秀的俄国革命者身上都有很大一部分拉赫美托夫性格"时，还曾说"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拉赫美托夫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道地的苦行者。拉赫美托夫完全是在折磨自己。……很多人，包括皮萨列夫在内，都认为这只是一种怪癖。"高尔基关于拉赫美托夫则说得更为尖锐，他写道："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木雕泥塑"。这是用所谓"良心"的那种俄罗斯污泥相当拙劣地塑成的生灵；良心又加上天真和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还有皮萨列夫）都没有把拉赫美托夫作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加以肯定，而是看到了这个形象身上的一种清教徒式的热诚与坚贞，一种由潜在的宗教意识而生发的殉道精神。保尔和拉赫美托夫之间固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试图通过这种微弱的历史继承关系来证明保尔形象的不朽，却是没有说服力的。
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的生命力总是和作家的艺术才华、作品的艺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近几年来我国读书界关于《钢铁》的讨论，似乎回避了对这部小说的艺术品位的注意，可能同它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关。但是至少决心"重塑保尔"的作家梁晓声是以其艺术敏感发现了《钢铁》艺术上的不足。或许他认为，"重塑"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艺术上的加工改造能够推出一个新的、能够为当代读者和观众所接受的保尔形象来。殊不知这样一来便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离开生活积累、离开生活本身的"暗示"，带着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塑造"英雄人物是行不通的，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的文学形象和文学作品终究是立不起来的。梁晓声的"重塑"同样是一种"激情回望"，是在回望之后产生某种遗憾乃至失望时尝试进行的一种补救措施。可是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的"重塑"的尝试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然而，对于保尔形象的"重塑"毕竟还是引起了一些老读者的"激情回望"。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播放后，一位观众写道："保尔的"余光"第一能勾起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第二能给我脆弱的怀旧情绪以淡淡的温慰，第三，也是更重要的，能叫我在理性的反思之中庆幸这"余光"悲剧性地消失并愉快地与它告别。"这段文字出自《钢铁》老读者董健笔下。董健并不否认自己的怀旧情绪，但他没有沉醉于这种情绪之中，流连忘返，玩味再三，感叹今不如昔，而是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剖析了他曾经拥有的激情及其所由产生的时代，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远的认识。他还说："保尔其人也已成为历史人物，保持他的原貌供后人解读以认识那个时代，也就够了。"这也许可以视为他对于《钢铁》作为一部作品的"认识意义"的肯定。
如果说，董健以精练的文字传达了3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读者回望《钢铁》的一种真切感受，那么，出生于50年代的《钢铁》读者，则有很多是在刘小枫的一些随笔中找到了自身体验的诗意表述：
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社会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
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蛇》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筱》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
毋庸赘言，刘小枫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同样并不认为《钢铁》这部文学作品已无任何意义。这意义其实已经在他的《记恋冬妮亚》一文中得到了相当出色的阐发。也许，这一代人还将再度回望当年初读《钢铁》时的激情，通过《钢铁》回望自己被消磨掉了的青春，并从这一回望中获得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生命的真正价值、关于20世纪人类历史命运的诸多启示。然而，这部小说从整体上影响国人思想、情怀与精神的时代，毕竟已经远逝了，尽管报刊上偶尔还会有"向保尔学习"的文章出现。不知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这部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作品，是否还能在中国广大读者中再度激起一种悠远的回响……
